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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峰：一个人的遭遇
在江湖的版图上，《天龙八部》一直都是代表着某种峰顶的标识，也是一部深具交响曲气质的作品——汪洋恣肆的音符、激情彭湃的节奏、巍峨宏大的叙事。书中最重要人物乔峰的一生，就如同曲中铜管乐器的鸣奏，高处慷慨激昂，低处缠绵回转，而在乐章落幕时，几乎没有哪个热血少年不为长号吹出的那个悲怆的休止音符动容，甚至泪下。
金庸曾在该书的序言中释名了“天龙八部”题名的由来，明确表示书中的人物和佛经中诸神之间有着某种相对应的关系。我一度以为乔峰对应的是“天神”，乔峰殒落的悲苦就是“天人五衰”。不过最近我改变了这一看法：从乔峰一生的遭遇来看，在金庸本意中乔峰或许对应着“大鹏金翅鸟”——那头佛祖座前食龙而死的神禽。在说岳中，它也是岳飞的前生。
要在乔峰和岳飞之间建立某种同质的关联，乍看未免有些匪夷所思，但从命运的某个角度来讲，两者不乏共性，尤其是他们失去权力的过程：虽然都身处某种领袖位置，但乔峰被丐帮罢黜的决定性力量只是前帮主的一封遗书，被免去南院大王职务更只需耶律洪基一句话；而岳飞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回，直至入狱遇害，他一手缔造的强大军队一直哑然无声。由此可见，在君君臣臣格局中，无论多么杰出的个人，其命运无论如何都抗拒不了最高的权力。岳飞欲迎还二圣触怒赵构，乔峰因反对南征触怒耶律洪基，两位“食龙者”毒发不治的下场可谓早已注定。
历史的可悲之处正在这里：世俗权力时常不代表正义，却有碾碎一切美好的力量。在“士不用则杀”的文化体制之中，如果你拥有一定实力且被权力盯上，那么你的选择要么是服从，要么是毁灭，当然还有归隐、非暴力不合作——金庸笔下大侠们习惯性的归宿。
庙堂对江湖的警惕一贯有之，因为侠以武犯禁。从“侠士”到“侠客”的名称流变也可见，侠和国家权力一直在进行着某种微妙的博弈。为避免个人暴力挑战国家暴力的合法性，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会赎买个人暴力，如杯酒释兵权、武科举、招安等等。而其中最高明的一种赎买是进行普世价值说服。如《西游记》中，佛祖就成功让孙悟空接受了做“斗战胜佛”比做“齐天大圣”更有意义的道理；金庸笔下，一灯大师点化裘千仞、洪七公点化郭靖、郭靖点化杨过，差不多也都是这方面的实例。
但乔峰的最大悲哀是：他一生中没有遇上一个优秀的精神导师。汪剑通别具用心勿论，耶律洪基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来赎买乔峰，固然是将他的人格看轻了，而智光大师唱偈“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胸襟阔达，见识高超，颇含天赋人权之意，却为何仍无法说服乔峰超脱？
从乔峰自尽前的一句话“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看来，乔峰始终勘不破的，是他胸中的族群意识：聚贤庄大战后他已在生养地中原无立足之地，现在的“教单于折箭”举动又将使其不容于血缘地契丹，在乔峰的时代里，他既克服不了被所有族群抛弃的恐惧和痛苦，又不能通过爱情拯救归隐田园塞上，剩下的只有毁灭一条路。
当然，在《天龙八部》最后一章，金庸曾安排了中原群雄欢迎乔峰王者归来的细节，如少林高僧不惜死战、丐帮的长老吴长风代表帮众跪地献上象征最高权威的打狗棒等。似乎有理由说明，中原武林已经重新接纳了这位因政变而在外流亡多年的领袖。换句话，乔峰并没有到了被所有族群抛弃的地步？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在金庸经意或者不经意的文字深层，却往往有着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丐帮帮众和中原群雄，从来就不是造成英雄悲剧的无辜局外人，他们的忏悔，也未必能洗白自身。
先说说丐帮帮众吧。
毫无疑问，在契丹血统被揭穿之前，乔峰一直都是丐帮无可争议的领袖，在老中青帮众中拥有无可挑战的威望。即便在他被迫逊位，甚至成为江湖公敌之后，尊重他的丐帮帮众仍有大把，金庸曾在聚贤庄、少林寺两场大战中反复提及这个场景。至于这种权威的力量来源，金庸很肯定地将之归于乔峰身上那种兼武功、性格和智慧于一身的非凡个人魅力。用现代术语来讲，乔峰是一个卡理斯玛式领袖。
吊诡也就在这里——丐帮帮众的匍匐臣服是有条件的：乔峰权威再高，都必须建立在大家同属一个族群的基础之上，否则权威的合法性将被颠覆。尽管乔峰换了契丹之外的任何一种异族血统都未必会落得如此下场，然而不幸的是乔峰偏偏就是契丹人。在宋辽不共戴天的年代里，这就是他的原罪。在杏子林叛乱中，曾有个丐帮帮众用脚投票的插曲。乔峰本来稳占上风，但阴险小人全冠清只用了“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难道甘心为异族的奴隶走狗么”等一番话，便使得欲投向乔峰的群丐缩脚不前。
而更吊诡的是，在乔峰异族血统未被揭穿之前，丐帮帮众对领袖的认同和服从又仅仅是因为他维护汉统，尽忠报国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丐帮帮众似乎从不冀望从乔峰这个领袖手中得到多大的物质福利。在乔峰被迫退位后，金庸描写了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千里茫茫若梦”一章中，“（乔峰和阿朱）第三天来到卫辉，进得城来，只见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更有的随街乞讨，强索硬要。乔峰心中难受，眼见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无复当年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气象，如此过不多时，势将为世人所轻……”，在“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一章中，“黄旗刚竖起，一百数十匹马疾驰上山，乘者最先的是百余名六袋弟子，其后是三四十名七袋弟子、十余名八袋弟子。稍过片刻，是四名背负九袋的长老，一个个都默不作声的翻身下马，分列两旁。丐帮中人除身有要事之外，从不乘马坐车，眼前这等排场，已与寻常江湖豪客无异，许多武林耆宿见了，都暗暗摇头。”
这些细节令人怀疑丐帮的经济收入来源不说，至少它们还表明，乔峰在位时的丐帮帮规是严禁帮众有诸如据案大嚼、宰猪屠狗乃至于骑马坐车等行为的，至于“强索硬要”下场更会很惨——丐帮刑罚的残酷性在杏子林平叛一节中揭露无遗。金庸用“森严气象”四字无疑表明：丐帮是一个等级非常森严的社会，领袖们据案大嚼、从大宋官府银库里偷大量银子都无关宏旨，但是落到普通帮众身上，很可能就此构成后者的灭顶之灾。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乔峰执政时，中层领导以上的精英们过的或许还能凑和，比如马大元就拥有院落和娇妻，但普通丐帮弟子在衣食住行上想必都是比较清苦的。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早期丐帮帮众臣服于乔峰，也不是出于个人发展的需要。在《天龙八部》所描绘的江湖中，帮派林立，名家辈出，一个江湖青年可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多了。而以丐帮卑微的谋生之道、论资排辈的传统管理以及严刑峻法的帮规现实，投身丐帮绝非一个出人头地的好路径。
——跟着老大一不为吃肉，二不为扬名立万，这些物欲、安全和发展等世俗价值都被排除后，那么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丐帮帮众普遍有着某种“更高的精神追求”（杏子林中，这种追求基本表现为抗击契丹西夏等异族入侵，并被国家权力褒奖的荣耀），而乔峰身上的某些卡理斯玛特质，刚好能满足他们的这种愿望。这一点，金庸毫无隐晦之处：由于忌惮乔峰的契丹血统，汪剑通一开始并不想传位给他，但在泰山大会上乔峰连创九名强敌，令丐帮名震天下后，他便下决心了；丐帮在杏子林将乔峰废黜后，接连遭遇被西夏一品堂生擒活捉、被追魂杖谭青辱骂却出不了气、被星宿老仙玩弄于股掌之上等奇耻大辱，特别是少林大会上，本以为是“乔峰第二”的游坦之居然为了一个小娘们向星宿老仙磕头拜师，令全帮名誉扫地，众人怀念强人的感情实已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实早在聚贤庄中，丐帮众人已经隐隐觉得“只要他（乔峰）做咱们帮主，丐帮仍是无往不利，否则的话，唉，竟似步步荆棘，丐帮再也无复昔日的威风了”。
这种微妙的群体心理在金庸树起民族大旗、喊出抗拒外族入侵等道德正义口号后，一直被有意无意地遮向某个隐蔽的角落。但在最后一章“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中，面对已经被逼上了道德绝境的乔峰，直性子的吴长老终于跪地喊出了帮众的真实心声：大伙儿虽然猪油蒙了心，猪狗不如，但盼帮主大人不计小人过，念着我们一群没爹没娘的孤儿，重来做本帮之主。
再清楚不过地解释了丐帮帮众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领袖了：既重情重义，又毫无疑问能重振丐帮威震天下的声名，舍乔峰其谁？
丐帮的帮众令我想起了古罗马帝国的市民们。
罗马人是个尚武的民族，他们信奉武力可以造就万世的威名和荣耀。又因为他们有投票的公民权，他们的领袖必须迎合这个族群——我们现在所说的“光荣属于罗马”，这光荣就是指它彪悍的对外武力征服。罗马人尊服强人，这也就有了莎翁历史剧《尤利乌斯·凯撒》中凯撒打败庞培后进入罗马城时的那一幕：面对罗马民众欢呼万岁，凯撒心中却是兴奋与恐惧并举。他感慨道，这些罗马人，几天前还在为庞培欢呼，今天却对我奉若神明，转变何其速也！
丐帮帮众和中原群雄或多或少都带有这种“群体特质”。在少林寺大战中，乔峰的仇族血统已经确凿无疑了，却为何只因他有过劝谏辽帝南征（且不成功）的行为，大家就自责起自己诬指了乔峰为契丹人呢？群雄感其忠义，纷纷舍命来救，这群人中，又是否包括了当年在少林寺大战中大喊着要杀死乔峰为爹妈哥嫂报仇的那些人呢？每一个喜爱《天龙八部》的读者都不应该遗忘或者故意无视聚贤庄大战中的这样一个细节：昂然来赴英雄宴的群雄在审判和执行乔峰死刑过程中，却发现乔峰势若颠狂而武功又无人能挡，“大厅中血肉横飞，人头乱滚，满耳只闻临死时的惨叫之声，倒有一大半人起了逃走之意，都想尽快离开，乔峰有罪也好，无罪也好，自己是不想管这件事了。”而辽军铁骑的武力比乔峰还可怕，来救援的群雄就在又一次冲动之下忘记了害怕么？——当然以数千年来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速忘群体性格，这种事情的发生是毫不稀奇的。
我们也不得不再一次正视丐帮帮众和中原群雄身上，那种令人汗颜的盲从、暴力和狂热的群氓特征：在道德的终极目的下，群体采取了一切有效的但是不正义的手段。乔峰出生后不久的第一次雁门关大战中，群雄毫不手软杀掉了他不会武功的母亲（在金庸的江湖里，不得伤害无辜妇孺本是行走江湖的道德底线）；聚贤庄大战之中，慑于乔峰的神威，群雄再一次扑向了奄奄一息的阿朱。埃利亚斯·卡内提曾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作“逆反的群众”：革命是羊群咬狼，但是羊在咬狼之前，会去先咬兔子。法国大革命前夕，五十多个青年人在部利坦地区杀死了数千只为贵族打猎而饲养的兔子，以发泄平民的愤慨。而在孔飞力《叫魂》一书中，被伤害的兔子变成了普通的人：在国家权力严酷镇压民间“叫魂”邪术活动中，相当多的底层民众利用政府的恐慌，捏造和诬指平时与自己有过节的亲朋邻里会“叫魂”妖术，以此达到报复和伤害有过节者的目的——孔飞力用了大量史书和宫廷档案上记载的实例证明这一招曾屡试不爽。当然我们还知道，中国历史上“逆反的群众”并未到此为止，近代的地主们和现代的开发商们，都曾遭遇了类似的兔子命运，只不过有的被红烧，有的被清炖而已。
不同于金庸之后创作的《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听闻岳不群是杀害恒山定闲师太的凶手后猛然洞察了岳不群的真实面目，以至于大汗淋漓，感觉人生索然无味。《天龙八部》里的乔峰，在发现自己是契丹人后，却从未透露他以一个外族人的视角来看待丐帮帮众和中原群雄时的真实想法。但以金庸反复强调的乔峰外表粗豪却内心极细的性格，他不会在辽国安居的那一段时光里想一想这个问题么？
他会不会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尊敬的恩师汪剑通和主要助手马大元，明明知道他的契丹血统，却布置了无数类似于狙杀辽国王公贵族大将元帅的任务让他去屠杀所谓“不义”的同胞。而当他顺利完成任务并接受他们的祝贺和丐帮帮众的欢呼时候，这些以“尽忠报国”立帮、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分舵的江湖大佬们，那嘴边的笑容又包含了什么样的深意呢？
即便当时这样的想法一到他脑海便会被他抛弃，那么在他自尽前灵台清朗之时，当他再看到这些相类似的欢呼和笑容时，他会不会像令狐冲一样产生某种人生幻灭的感觉呢？
死亡有时候也是意味着自由的。但无论如何，英雄的死亡终究是一场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众人观看的悲剧。关于乔峰，我认为他内心最放松最喜悦的时候当然是在他和阿朱在旅途上共度的那些千里茫茫若梦的美好时光；但他内心最自由的时候，还应是在他怀抱受伤的阿紫，在极北的深山老林里苍莽踏雪行的那些日子。那时候，他远离人群，也暂时忘却了族群归属的烦恼。就像在茫茫大雪中披着一领大红斗篷走向大荒的贾宝玉、枪挑酒葫芦撇下林场大火走向梁山的林冲一样，这些一脚跨过沉重的过去记忆，一脚迈向不可知的虚空未来的个人，在文学中已获得了不朽。
二、乌合之众
在金庸、司马翎、卧龙生、东方玉等人笔下，往往充斥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群雄”（或“群豪”）。这个群体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有来自三山五岳的名门正派，也包含来自五湖四海的牛鬼蛇神，更兼有出自绝域边陲的奇人异士；从老到少，从雌到雄，无论是高手低手，正派反派，均无所不包。在金庸大多数的创作中，这个群体时常会为了一个奇怪的目的聚拢在一起，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所过之处鸡飞蛋打、人仰马翻，无人能制止其中的癫狂。
比如《笑傲江湖》中群豪扯旗擂鼓，拥戴令狐冲去少林寺救任盈盈的那一节，群体的幼稚盲从和甘于受虐的心态便令人发指：只不过因为从前奴隶主老大东方不败扣发解药时，身为奴隶主老二的任盈盈略略讲了几句好话，群雄便忘了被迫长年服毒和受奴役差遣的苦痛，也忘了不久前只因不小心看到任盈盈私会情郎的隐私便被罚以自废双目、流放荒岛终生的荒诞，而殒身不恤地去围攻少林虎穴，结果不仅饱尝铁钉穿足利箭穿身的滋味，还丢了至少数十人的性命。
尤为可笑的是，令群雄自作多情的任盈盈身为高级人质，却在少林寺享受了宾客般的优待。她获释后，感谢的也根本不是前往枉死城的好汉们，而只是有情有义的冲郎。
从某方面来说，群雄和任盈盈间的这种关系类似于关起门来SM，本不需局外人来说三道四，但令人心寒的是，群雄对任盈盈温情脉脉的另一面是却对其他平民属群的残暴无情。《笑傲江湖》“围寺”中，数千群雄在少林寺随地大小便虽亵渎了佛门，却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方正和释永信两位大师当然要添堵和不快，但毕竟雇些人打扫后便可重新开张。而在上嵩山前，“接连数日，（群雄）都是将沿途城镇上的饭铺酒店，吃喝得锅镬俱烂，桌椅皆碎。群豪酒不醉，饭不饱，恼起上来，自是将一干饭铺酒店打得落花流水”，金庸也没提赔偿一事：多半是没有。如果我们是店主，万一更不幸还是该朝下岗人员，那么我们不仅要对死伤的群雄暗自说一声“报应”，对令狐冲英雄救美的所谓江湖佳话也多半竖起中指。
群雄聚集，脑残遍生——金庸江湖里的这些群体行为很难用常理和逻辑来解释，压倒一切理性的狂热和盲从是其基本特征。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勒庞便曾在《乌合之众》慨叹：“面对群众的荒谬与狂热，明智之士更有可能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努力，而是同群体一起陷入其中，事后又惊叹于自己连常识都已忘却的愚蠢……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便提到“其中也有若干老成稳重之辈，但见大伙都喜胡闹，也只有不置可否、捋须微笑而已”；而在《天龙八部》的聚贤庄大战中，金庸又提到群雄中不少有见识的人其实在琢磨：“也并非只要是胡人，就须一概该杀，其中也有善恶之别。那么契丹人中，是否也有好人呢？……乔峰未必是非杀不可，咱们也未必是全然的理直气壮。”但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任何睿智、理性、见识就轻易被吞没。在嵩山派和乔峰的犀利反击下，被裹挟在群雄中的理智者与盲从者一并玉石俱焚。
换在正常情况下，“黄河老祖”等人根本没可能产生挑战少林的冲动，湘东的向望海和关西的快刀祁六也很难说会有向乔峰递刀子要求单挑的勇气。但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个体一旦加入群体后，他往往就能获得虚幻的勇气、自以为是的力量和法不责众的安全感，特别是某种随心所欲处置他人的权力快感——想当年乔峰那厮仗着“北乔峰”、“丐帮帮主”等旗号牛X闪闪的连正眼都不愿意瞧一下自己，如今却不过是一条走投无路的落水狗而已！《乌合之众》的某句话几乎就是乔峰一生命运的谶语：群众会把末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而《连城诀》中，群雄的群体心理尤值得玩味，金庸以其妙笔将一支正义之师如何发端、衍变、癫狂直至崩溃的过程刻画得入木三分。
事情从血刀老祖掳掠水笙说起：因血刀老祖好色劫持水笙，一开始只是水笙的表哥汪啸风率人来救，其后水笙之父水岱等“落花流水”南四奇加入——救援队伍此时还只限于血亲等小圈子。但随着血刀老祖逃亡路线的拉长，追击的群雄队伍迅速壮大，湖广群豪、中原好汉、川东川中武人的加入使得最终追赶人众“已逾二三百人”。人员的身份也渐变得复杂，或为捕头镳客，或为著名拳师，或为武林隐逸，或为帮会首脑，甚至还有一名精于追踪术的关东马贼。
群豪的动机则五花八门：南四奇和汪啸风是为了援救血脉亲人；中原群豪却是动了公愤，认为若不将血刀门这老少二恶僧杀了，所有中原武林人士脸上无光；之后的四川武人虽与此事并非切身相关，“但反正有胜无败，正好凑凑热闹，结交朋友，也显得自己义气为重。”而那位总能发挥关键作用的马贼出于什么目的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晰的：一旦他加入了这个目标正义的集体，他之前的道德瑕疵和罪愆显然是被众人宽恕和忘却了。
然而追击血刀老祖的群体意志却随着情境的发展逐渐变得暧昧起来，不仅血刀老祖的武功和凶狡残忍令人胆寒，其后追进大雪山区域，恶劣的地形气候也导致群雄中有人心生怯意、借故落后直至溜之大吉。剩余的群雄虽因面子等问题不得不死撑，但游戏显然快玩不下去了，幸好最后来了一场大雪崩解决了这个困局：既然血刀僧师徒二人恶贯满盈终于被老天爷收拾，大家也可以结束这该死的追踪而凯旋了。
在《连城诀》一书中，金庸对人性之恶作了无以复加的描绘，群雄追击血刀老祖的某些细节正好与“逆反的群众”相契合。这“逆反的群雄”所持的残忍心理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从雪崩中逃得性命的群雄，大难不死后的第一反应却是“谁都庆幸逃过了灾劫，为自己欢喜之情，远胜于痛惜朋友之死”。如果说这还是出于人本能，另一些人在侥幸之余却想到“南四奇和铃剑双侠这些年来得了好大的名头，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死得好，死得妙！”
由此观之，群雄同仇敌忾追击血刀老祖的集体心理在最终的崩溃，远不止是因为一个共同目标消失这么简单。之后冰雪融化群雄重回雪谷，被狡猾的花铁干轻易蒙骗而群情激奋地诬指狄云水笙为奸夫淫妇并欲除之而后快；以及再后来为争夺天宁寺藏宝集体疯狂和毁灭，这个松散的群体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始终自大、个体的始终盲从及自私残忍都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在金庸很多作品中，群雄聚集在被加上胡汉相争的历史背景后，又时常能表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舍身成仁的个体层现不穷。除雁门关为救乔峰而牺牲的群雄外，其他如追随陈家洛营救文泰来和掳掠乾隆、追随袁承志杀清兵抗击西洋大炮、追随郭靖杨过张无忌等迎击蒙古人、追随肖半和劫夺清廷朝贡鸳鸯刀等，其中师出有名以及建立在驱除鞑虏、恢复汉统立场上的道德自信不言而喻，基本呈现为正面形象。
但阅世愈深，反思必定越切。《天龙八部》中群雄围攻萧远山乔峰父子、《鹿鼎记》最后一节天地会群雄追杀韦小宝等，群体的嗜血和盲目便一目了然了。特别是《鹿鼎记》中，能把天地会群豪中的大多数个体玩弄于股掌之上、呼风唤雨且运气极佳的韦小宝最终却被这个群体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得不退出江湖，彰显了我族文化体制下某种不可战胜的“集体暴戾”。
其实从最近金庸修改《碧血剑》的一些文字，也可管窥其世故人心的暮年变化。
长久以来我曾对《碧血剑》结尾某些配角的人生选择有所怀疑，认为情况未必能像老先生想象的那么乐观：……（袁承志）当下率领青青、何惕守、哑巴、崔希敏等人，再召集孙仲寿等“山宗”旧人、孟伯飞父子、罗立如、焦宛儿、程青竹、沙天广、胡桂南、铁罗汉等豪杰，得了张朝唐、杨鹏举等人之助，远征异域，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别人且不说，孟伯飞作为家财万贯、门生遍地的黑道大豪，未到穷途末路而愿意舍弃中原花花世界和若大基业，陪这个只顶着 “北七省绿林盟主” 煞有介事大帽子的小青年远渡重洋去披荆斩棘、从头创业，是不大容易说的通的。毕竟老孟和袁承志并无甚过命的交情，早些时候还对袁承志被推举为盟主一事耿耿于怀，只在袁送了他白玉八骏马和翡翠玉西瓜等名贵珍宝贺寿后才改颜相向——以这些贪恋权、财的细节而言，孟伯飞岂能是浮槎于海之人？随便翻检明末清初的史载，踊跃成为两朝领袖的又何止钱谦益三二子。
而近来老先生修订旧作，不仅撤下了孟伯飞，连沙天广也拿下了，这显然是深思过的。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折服群雄的，从来就不是坚守道义立场的少年英雄，而时常是刘邦、朱元璋这类的铁腕枭雄，或者是任盈盈这样能使其陷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圣姑”。群雄只慑服于强人，他们虽喜好用虚幻的道义之名讨伐他人，但其实自身对道义规则不屑一顾，而与之对抗的个体如落单了，就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早期的古龙限于笔力和眼力，便时常为“仁者无敌”之类的童话所迷惑，典型如孤星裴玉，不通权谋之术、仅凭一颗赤子仁心便能老少通杀，感化收服绿林道上的各路凶狡之辈，文人的一厢情愿和意淫未免太过明显。
不过以古龙阴郁敏感的天性及坎坷的早年经历，他对宏大叙事的江湖从来便缺乏热情：《绝代双骄》、《大旗英雄传》中群雄集会，所图的大事不过是一起挖山洞救人而已。从《浣花洗剑录》、《武林外史》等开始，群豪聚集的口号喊得越响亮漂亮，其所作所为就越龌龊不堪，诸如诬指李寻欢和阿飞为梅花盗的正义庄群豪、陷害萧十一郎为卑鄙凶手的武林诸君子、合力围剿傅红雪的公子羽部下等等。
但与其说古龙对集体道德天然缺乏信任，不如说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个体在集体的威逼下如何坚守个人信仰和道德律的问题。那些个体的内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中变得强大无比，任谁想强行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都是一个笑话，阿飞便曾对“最伟大的朋友”李寻欢过多侵入他的个人精神领域发出过怒吼。
在《边城浪子》一书中，古龙曾借笔下人物之口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怎样看待阿飞这个人尤其是他的价值呢？易大经之流避之如蛇蝎；丁灵琳视其为传奇偶像；叶开表面虽尊敬他但内心其实认同丁乘风的评价：阿飞太孤独太骄傲，“是个永远也做不出大事来的（个）人”。而阿飞自身呢？——他只认同他是这个江湖中的一个陌生人而已，尽管他有改变这个江湖格局的力量。与他同时代的群雄应该庆幸的，这样一个强人居然没有成为他们的领袖和牧人！金庸笔下的那些个体英雄就甚少成为独行者，他们即便不是武林的宠儿，至少也和群雄打成一片，再不济也会有个帮派集体作为依托。所以金庸笔下的个体悲剧往往发生在他对自己所立身的集体感觉道德幻灭之时，这也是金庸创作中一个永远难解的“局”：他既清醒于宏大叙事的虚幻、群体的暴戾和个体的虚弱，但又必须给他的个体英雄设计一个箱金伴美、归隐田园的稳妥迷梦。所以除了乔峰外，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能像古龙笔下的傅红雪、萧十一郎、谢晓峰等人，成为全民公敌，进入一个个体对抗整个江湖的困局并突围；但即便是乔峰，也不可能像古龙笔下的独行者一样，最终解开心中的枷锁，如同羽翼长久蒙尘的鸟儿一般涤尽血污，摆脱无知和残暴的牢笼，飞向无可羁绊的自由之地。正因此，我称金庸的那些个人故事为“一个人的遭遇”，而古龙的那些故事为“一个人的战争”。 回到乔峰，这个被群雄报复至毁灭的末路英雄，其实是很清楚用什么手段来有效对付这个表面看似强大却实质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的——最终能消灭暴力的，必然是更强的暴力。阿紫和耶律洪基便都直截了当向他建议：“姊夫，丐帮不要你做帮主，哼，小小一个丐帮，有什么希罕？你带领人马，去将他们都杀了”；“兄弟，你所以铸成这个大错，推寻罪魁祸首，都是那些汉人南蛮不好，尤其是丐帮一干叫化子，更是忘恩负义。你也休得烦恼，我即日兴兵，讨伐南蛮，把中原武林、丐帮众人，一古脑儿的都杀了，以泄你雁门关外杀母之仇，聚贤庄中受困之恨。”
然而乔峰变为萧峰不仅是姓氏符号的变化而已，来自中原的“维护汉统，尽忠报国，杀身成仁”等文化理念早与其肉身融为一体，他不可能以抹杀良知的铁血方式来报复群豪们。如前文所述，在乔峰的认知格局中，他始终找不到精神上的解脱之路、解不了族群归属的人生死结、摆脱不了被所有群体抛弃的恐惧，在他肉身最终毁灭之前，作为个体的精神其实已经崩溃了。读者无从苛责他，因为真正击败他的既非任何一群人，也不是玄而又玄的宿命，而是将之同化的某种文化心理。
王度庐《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也是陷于自身族群的宏大责任而无法自拔，无法超出“他们的时代”给他们设定的认知格局，最终以悲剧命运收场。作为个体的他们越强大，这种对抗命运的无力感就越突出。而《连城诀》中的狄云，虽然武功已经天下无敌，但是其见识心胸气度均不能脱离一个乡下少年的窠臼，宏大叙事约束不了他。他最终选择了雪谷苦寒之地以远离人群，读者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今后必然是秉持淳朴本性生存——于江湖无害也无益，于其个人则是徒增年齿。如果他和水笙做不好节育措施，将来想必还要为儿女生食操心，毕竟大雪谷是很难养活一个大家庭的。
像乔峰、玉娇龙、岳飞、袁崇焕等个体命运的困局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永不停歇的循环，因我们这个族群的狂热永无消退之时。以至文化大师们不得不慨叹我们族群的血液中天生就带有某种狂乱因子，每隔几十年就要发作一次。而袁承志、狄云、令狐冲、韦小宝等的命运出路便是传统文化永远依赖的精神药品，只是文化人自身往往难以掌握好退隐的时机——即便今日，他们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幸免于彭德怀等人不久前遭遇的可怕命运：道德在踞兼真理在握的集体组织仍然强大和自信无比，并在审判个体命运的过程中始终拒绝给予个体平等对话的权利。
自然，乘槎出海、啸傲异域山林的人群也就日渐增多。在从前的江湖里，袁承志等悲愤去国者和被赏善罚恶使者牵引出海的中原群豪或都出于某种无奈下的选择，但如今他们的队伍中却加入了这样一群最精乖最狡猾的人：他们彻底放下几千年来培育的道义包袱，敛聚巨额财富后欣赴不归的异域，在指点父母之邦烟尘滚滚中的乌合之众时，嘴角露出得意和怜悯兼有的笑容。
三、圣君
率海之滨，莫非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臣。
这简简单单十六字，道尽了国家权力无限的历史渊源。中国的君王不仅掌握了全部资源，而且对人的生命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只要坐了那个位子，不管是圣贤、白痴，黄口孺子、孤寡妇人，皆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其余的个人无论是如何杰出的才士，唯有匍匐称臣的份，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辛亥之后虽王权消亡，但“上头”的权力仍日大。率海之滨，莫非国土；溥天之下，莫非党民。党国合璧，无论走的是左中右路线，训政均始终不变。
然而为何一定要尊王而不能民治民享？这观念的起源是难以解释的，只能归之于我族文明的“路径选择”。而后“奉天承运”导出的两个“莫非”，已然断绝了一切辩论的余地。近代的革命领袖也曾提到打破历史定律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来监督权力，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一句空口许诺而已——所有人都可以被打倒，唯独他用权不受监督。“两个凡是”和两个“莫非”在骨子里是一致的，也断绝了一切说理的余地。
尽管历史证明，世俗权力唯一无法彻底根除的就是人的自我精神，但强人们始终在进行着从根本上摧毁民众对自治的信心和努力。他们或联合或收买掌握知识的精英群体，以说服民众服从，直至塑造他们甘为螺丝钉的性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经各代圣贤构建，君父至上、长幼有序的文化格局几乎坚不可摧——这也构成了君主威权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来源。当然，君主的卡理斯玛特质总是随着王朝的延续而逐渐衰减的，开国之君英明神武，其子孙却只能依照体制的惯性进行统治，在王朝的末尾更往往沦为暴君。暂时被驯服的民众揭竿而起成为暴民，其中的枭雄之辈更脱颖而出，窃据政权，毁灭前朝，成为新一代的牧羊人——历史基本就在这种暴君和暴民的轮流坐庄中轮回。
回到“武侠”这个完全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
游走于庙堂和江湖边缘的“侠”，以一己之力行一己之正义，明显挑战了正统的权力秩序，与盛世嘉年华唱反调，可谓不被驯服的精英。如其暴力不能被赎买（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那他很可能就要被君主和已收编的精英们剿灭。《水浒传》的结局虽令人郁闷，却贴近该朝现实；而晚一些的清官侠义公案，却不过是文人冀望能安全和道德兼得地行侠的某种意淫；只有现代武侠才敢直言否定君权，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云中岳的《浊世情鸾》、萧逸的《无忧公主》等，侠以暴力而不合作，江湖规则基本上压倒了朝廷王法。特别是温瑞安的《逆水寒》，因叛逆之罪被朝廷追杀得走投无路的戚少商等群雄，反以胁迫皇帝重新下一道圣旨来纠案获得最终翻盘，将君主威权的荒谬性展露无遗：以前追杀你是对的，现在给你也平反还是对的，只有君主的伟光正永远不变，你根本无处说理。
个别如卧龙生的《剑气洞彻九重天》、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不耐烦的文人更指挥着他的侠客们挥剑直接割掉了无良皇帝的脑袋。
但如果梳理一下江湖叙事者笔下的各类江湖，为君王或强人唱赞美诗还是主流的。
梁羽生的天山系列里，他对清朝皇帝的厌恶固然从始至终，但其唐朝游侠系列中的武则天却光芒四射、君仪天下；金庸也是前倨后恭，乾隆被他写的人品猥琐，一钱不值，但乾隆的祖父康熙却被他夸得雄才伟略，鸟生鱼汤。
司马翎几部明朝历史背景的核心作品，侠客仗剑基本是为君王了却天下事。如《玉钩斜》最后一节，主人公无论在暴力上如何出神入化，其人生价值最终还得在“奸党方面可能不顾一切发动阴谋，东宫太子很危险。为了国家，我得赶快回去保护他。”
秋梦痕的《黄金客》中, 主人公古士奇自幼孤苦，历尽九死才练就盖世绝艺，但原本任其自生自灭的变态祖父、父母等长辈就大义凛然出来抢摘果实，告诫主人公反清复明才是人生正道，而原本倜傥不羁的主人公也即刻体会了家族的苦心，对一个狗屁不通的前明遗臣刘恨觉俯首听命，辅佐一个更不通的朱王孙，让人看得很是不爽。
就连桀骜不驯的古龙，在少有的几部提到皇帝的书中，对这个符号也是用语忠厚、不敢得罪的。如小李探花夸赞心树大师“一入翰苑，便简在帝心”；又如《陆小凤·决战前后》，不仅叶孤城要刺杀的皇帝，风度见识，无不卓然出尘，而原本翱翔九天的陆小凤第一次到了天子禁地，“也不禁觉得身子里的血在发热”。
黄易在《大唐双龙传》中也曾将主人公寇仲塑造成一个能与李世民相抗衡的绝世英雄，但“终不能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面对天命所归，寇仲最终只能主动让贤，抛却满腹雄心大志，成为圣君李世民治下的一介庶民。
……………………
书单还可以列的很长。
显然，在文人（或者说文学化）的江湖里，任你是如何杰出之士，失去为皇帝服务的信念都不足取了。如果今世你运气好遇到千世而一出的圣君，还惦记着替天行道以武犯禁，那你不是没头脑就是没良心。至于圣君本是千世而一出的常理，他们根本就视而不见。
此外，还有一种“侠”是彻底融入江湖的，只知江湖规矩而不知庙堂王法。这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终不舍圣主情结的，喜好让他笔下的人物一路向着江湖王者如武林盟主之类的宝座进军，在此途中，遇神弑神，遇鬼杀鬼。但一般而言写到笔下人物夺取江湖王座就截止了，毕竟盟主只负责生杀予夺和决定羊群往哪里跑，群豪得自己寻草吃；且阅读的高潮已过，也就没必要再关心怎样治理乱哄哄的群豪那些乏味的事了。
另一类则如王怡所言，是不会傻乎乎去为皇帝服务或者去论剑争天下第一的虚名的，他们都忙着抢地盘开分店，通俗一点讲就是得实惠。典型如古龙笔下的上官金虹和孙玉伯。上官曾对小李探花慨叹“你本是三代探花，风流翰林，名第高华，天之骄子，又何苦偏偏要到这肮脏江湖中来做浪子”。他显然把庙堂和江湖区分得很开，对庙堂无敬意但也无敌意；而脱胎于“教父”的老伯，他的江湖里更完全只有黑帮规矩而无朝廷王法。
但回到他们威权的建立上，这两个枭雄也不外乎以收买和暴力来威慑江湖精英们为他巧取豪夺而已，骨子里还是强人兼寡头统治。老伯要稍胜一筹的是，上官纯粹是一台权力机器，他对下属的唯一要求就是绝对的服从。古龙不无讽刺地写道：他们（金钱帮人）都没有嘴，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纵然说话，也都是上官金虹的声音。他们没有眼睛，因为他们根本不用看——他们能看得到，也全都是上官金虹要他们看的。他们只有一个很小的耳朵，因为他们只听得见上官金虹一个人的声音。而老伯在流亡途中曾对他以前的种种统治手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认识到以往下属的服从并不等于对他决策的尊重和同意，有时仅是对“老伯”这个权力符号的盲从而已。
显然，作为权力者的老伯，他的自省也是靠不住的。直到《流星蝴蝶剑》的最后，我们也看不出老伯对他的权力运行机制采取了什么真正的改革措施。个别细节还显示，易潜龙帮他训练出来的新血，仍然视其为真理所寄的神或圣君。尽管古龙也曾在《三少爷的剑》中让谢晓峰道出“我想要每个人都自由自在的过他自己愿意过的日子”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话，但谢晓峰潜意识里自封君父和救世主的味道也很明显，尽管他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欲。谢晓峰最终只能自削手指来遏制自身暴力，充分说明把梦想寄托在暴力者的自我阉割上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事。
曾经有一种圣贤的说法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其中包含的某种逻辑就是“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和民众”。但实质上有什么样的民众，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君王。哲人在《乌合之众》中慨叹民众之不理性：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群雄因为缺乏天赋和正确的信息渠道，所以焦虑不安，而为避免自己作出错误选择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诉诸无所不能而又宅心仁厚的圣君或者强人——因此群雄的行为逻辑才那么奇怪：他们可以敬畏东方不败而敬爱任盈盈，而完全无视这两人其实都是他们苦难的发源地；他们也可以因为乔峰身为一个契丹人而劝谏辽帝，就忏悔起自己误信“乔峰是契丹人”的过错，而无视契丹人中某个人如何就不能具备悲悯情怀的可笑逻辑。带头大哥们自然在心中窃喜，他只要稍稍顺势而为，他的威权就可无坚不摧。而最可悲的地方无疑是，群雄明明走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却自以为走在朝圣的光辉旅途中。
滔滔江湖，永远不改的是强人称王。
在所有的江湖里，群雄的自治能力都是被深深怀疑的，他们永远需要一个代表“君父”的牧羊人角色。这一点毫无疑问也毫不奇怪，创作江湖的文人们身在这种文化格局的彀中，他笔下的群雄自然同样走在寻找圣君的永恒路上。
金庸似乎最后找到了：老人家用《鹿鼎记》来证明，一万个仁义之侠也比不上一个好皇帝。现实中他还曾荣任香港基本法立法委员（这在古代至少相当于太子洗马吧），实现了经天纬地为帝王师的文人最高梦想。而梁羽生江湖的苦恼就在这里，假如他笔下的义军真的推翻了万恶的清廷，群雄又得过怎样的日子呢？难道义军还能依法治国不成？即便真能，大侠们再携带管制刀具上街就是非法了，精英们都成了米粒之珠，光华不在，武侠的迷梦如何还能编织下去？
因此把文学中的侠视为正统权力秩序之外实现个别正义的某种补充手段，毫无疑问是一种理性；而能意识到这种符号还寄托着芸芸众生对发掘自身卡理斯玛特质的热烈向往，意识到被长期塑造为顺民的人们，总有种不可遏制地向威权证明他的思想并没有彻底妥协的冲动，这才是江湖真正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我看来，这正是武侠文学永恒的价值所在。
最后说说圣君的命运吧。
圣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点群雄道：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决不会是你们！这大致是不错的，群雄虽以惊人的破坏力呼啸而过，一路留下狼烟和鲜血，但在历史上确实只能每每被冠以“乌合之众”之名，他们中的个体面貌一般都是模糊的。然而圣君对这种力量相当忌惮——既然君王这个符号意味着垄断一切利益，那他的梦想自然是希望这个权力格局永远维系下去，直至千秋万代。而如何钳制群雄，使其不敢、不能尤其是不愿造反，就是圣君们的头等大事。
大致说来，让民众休养生息、以圣贤之说进行教化、以铁血武力慑服群雄、收买精英以及发挥君主自身的卡里斯玛特质等均为有效的治国之道，古今中外一以贯之。但时至今日，这一套似乎都不太灵光了。比如北非的民众们甚至不需喊“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而君主们已然狼奔豕突，苦心经营多年的王朝瞬间成为昨日之黄花。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往往以圣君始以暴君或者独夫终，尽管圣君的后代自食其果、血脉无存，但中间往往还是有一段颇长的盛世嘉年华可追忆的，而如今的君主竟然有一世之危机，时代变化之快，令人长叹不已。我族被豢养的精英们还在迷惑被圣君频频赐以子女金帛、过的相当不错的群雄如何愿意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干这流血勾当？甚至不无腹诽地认为这些黑蛮子群雄不过又是一代乌合之众，胜利果实迟早要为新一代的牧羊人摘取之时，那边的游牧圣君终是要不可阻挡地陨落了。被圣君塑造过的群雄既然有决心、有行动让他们的下一代不再被塑造，那么迎来的自然是一个全新的江湖。在这过程中所经历的炼狱之门，那题词始终在那里镌刻着呢：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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