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麦田,继而方舟子,然后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的质疑,韩寒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自证清白的混乱逻辑之中。有些夸张,有些荒诞,甚至有些滑稽,相对于方舟子们的老奸巨猾,韩寒的稚嫩显露无遗。所以这也足以说明,未经过中国式社会教育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远远不具备应对中国无耻文人的能力。与李承鹏相比较,韩寒缺乏的不只是从容,也不只是老辣,最致命的是,韩寒缺乏的是李承鹏在社会教育中得到的经验与教训。所以,在李承鹏独力面对体坛周报的围攻时,观众看到的是李承鹏的得心应手处变不惊,看到的是体坛周报的狼狈不堪左支右拙。而韩寒,所走出的每一步棋子,早就在老谋深算的对手所计算的算计之中。当然,李承鹏的二十年记者生涯并非一个年少成名远离社会的赛车手兼作家所能够比拟的,李承鹏对社会真相与文人政客的阴暗心理的洞察,也远非韩寒所能做到。
要败坏一个人,首先从道德入手,原本是政客们擅用的伎俩。体坛周报对李承鹏的围攻,主要的论据是李承鹏嫖娼被抓与李承鹏被富婆包养。正如体坛周报对付李承鹏并未从中国足球的评论入手一样,方舟子们拿出的主要武器并不是否定韩寒的作品,而是“抄袭”与“代笔”,从而企图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的摧毁韩寒及其拥趸的信心,通过对韩寒人品的否定,继之达到对韩寒作品的否定,最后,便是对“韩寒”两个字的完全、彻底的否定。此类手法,方舟子们可以用得轻松自如,用得泰然自若,因为在政客们争斗之中,拉对手下马的重大理由,从来不是与工作相关,而往往是生活作风或者是经济问题。
作为公众人物,无可否认,公众自然有对其进行质疑的权利,但是质疑应当在法律与道德所允许的底线以内进行。当然,许多人认为法律并不公正,所以无须遵守,但是至少应当恪守道德,保持做人的起码良心准则。在正义的旗帜之下,满脸大义凛然的方舟子们祭起的神器是揭露真相还原事实,正如奉天承运或者受命于天,无非是为自己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彰显师出有名。武王伐纣,是以有道伐无道;始皇拥天下,乃受命于天;近代,则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其实不必细言,都是同类的货色,并不见得谁更高尚,哪个更卑劣。事实告诉世人,把自己装扮成真理代言人的,除了上帝,便是魔鬼。
倒韩者无一例外的主张自己对公众人物享有质疑的权利,并且拿出沙利文原则作为自己的正当性理由。其实,无论作为质疑者,还是被质疑的对象,在人格上应当是平等的。既然方舟子可以对韩寒进行质疑,那么韩寒理所当然具有辩解的权利。仅仅主张自己享有质疑的权利,而对对方的辩解行为进行打压,剥夺对方进行辩解的权利,那么无疑是对话语权的垄断,恰恰是对公平、正义等诸如此类美好词藻的反动。而方舟子们所主张的,是他们可以对质疑对象享有任何权利,而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的质疑持有任何异议。否则,即是违背了沙利文原则,即是妨害了他们的正当权利。只要单方面的权利而拒绝承担任 何义务,本质上就是暴力,是专制,是独裁。
所以,手持着两套不同标准的方舟子们,在道德水准上并不见得比所质疑的对象更高,然而也正是他们,却将自己装扮成真善美的化身,高举着真理的旗帜,站在虚构的道德标杆上指手划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实,他们与希特勒或者戈培尔的信徒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如此手法,套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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