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往事Ⅳ：诸营救者. 沪上住址. 鬻書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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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珠楼主往事Ⅳ：诸营救者. 沪上住址. 鬻書转运

       在《还珠楼主往事Ⅲ》中，已根据民国报刊以及还珠楼主自述，得到其脱离北大（沙滩）红楼的具体方式，最初可能是监视居住。

       同时也考证出励力出版社的老板，在两种可能下都会营救还珠楼主，并且会请到“外援”，与“华北驻屯军军部”说上话。

       被施援的结果，是李寿民后期能解除监视居住，恢复行动自由。

       1944年上半年，还珠楼主只身离开北平，南下抵沪。还珠楼主的早期研究，究此原因归结为华北的食粮管制, 本帖将有另一番解读。

       早期研究将还珠楼主“在亭子间卖字”描述得颇为落泊，本帖将考证李寿民在沪实际上寻找了一条脱困、步入小康的道路。

       本帖的重点，则是考证当年将李寿民救离日寇秘狱的两支队伍，从与还珠楼主有交集的人员中，推测出有条件让“华北驻屯军军部”将李寿民脱狱者，以及李寿民最感恩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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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还珠楼主早期的研究中，对其离开北平的原因归结为华北的食粮管制,为解决买大米白面难题，李寿民只身抵沪。
       但笔者认为其离开北平的原因不只是解决买大米白面难题那么简单，实际是聪明之举、脱困之举。
       当1944年元旦，其散文《还珠楼丛谈.神峰灵桂》被逼在周作人主办的北平《民众报》发表时，可能还珠楼主已觉察到危险。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23日，当时的南京政府正式公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纳入“汉奸”范畴的共十款。其中
       第七条：曾任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宣传者。
       第八条：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厂、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宣传者。

       上面的范围很宽，第七条中报纸的“主笔”、第八条中广播台的“主持”都是，但有前持是“为敌宣传者”。
       《齐如山回忆录》第245页写道：
      “我问第一二次只播戏剧，以后呢？他们说，他们敢担保，不会广播别的事情。我自己心中说，你们保我，谁保你们呢？”
        因此拒绝。

        而还珠楼主的悟性与齐如山一样高。之前拒绝了周大文的劝诱。
        对照第八条，如果李寿民忍受不了日寇的折磨，到周大文广播台任“主持”，播出若干敌人要求播的通稿，后果不堪设想。
        故深为还珠楼主的高瞻远瞩折服。

        周作人是著名文人，甚至可能采取种种办法，将李寿民的《还珠楼丛谈.神峰灵桂》拿去《民众报》发表。仅仅一篇，离“主笔”甚远，但正如齐如山的反问，第一篇没事，第二篇呢？以后呢？
       高瞻远瞩的李寿民，一叶知秋，在1944年元旦后不久，毅然从北平出走，摆脱周作人的桎梏。为解决买大米白面难题固然是原因，更可能是借口。
       继续保全其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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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还珠楼主早期研究中，对其初到上海的的描述文字，貌似其颇为落泊，需要“在亭子间里,挂笔写条幅对联卖字。”
   
       南下沪上是明智之举。
       1944年上海并未完全沦陷，部分地区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上海的租界区也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
       当年营救还珠楼主者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励力老板组织的，另一支是孙经洵组织的。
       还珠楼主抵沪时，已清楚孙经洵找过什么人，但未必清楚励力老板组织营救的细节。
       研究还珠楼主历史者，都注意到其知恩图报的特点。
       报答励力老板的方式是尽力写好小说、按期交稿。
       答谢友人帮助的方式有多种，当时还珠楼主可能没有什么钱可以请客酬谢。
       但是参考于右任当年的竞选副总统，对手李宗仁送金送银；
       于右任则选举前,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凡代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

       还珠楼主为书法家，画作也不凡，推测到上海，首先是以书法作品为谢，以及少许的画作答谢。
       这些朋友的朋友中，或有一时之豪，有其拥有成规模的企业，企业也需要条幅、对联，挂在友人的家中、企业办公室中的书法，相当于为李寿民作了广告。
       当时全国的富人，有不少在上海。上海对书法条幅、对联需求，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因此，“在亭子间里,挂笔写条幅对联卖字”并非那么“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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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用上还珠楼主居住地点的范例。
       在还珠楼主早期的研究中，其开始居住地是在麦家圈（那里的居住环境实在不敢恭维），后期在老垃圾桥北堍唐家弄31号住，但却是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借给还珠楼主暂时居住的。
       关于巧遇陆宗植，早期的文章多，不赘。
       而从既有的还珠楼主研究文献中，对上海未见除麦家圈、老垃圾桥之外的还珠楼主居住地址。

       但笔者早期考证得到的资料，还珠楼主在1944年下半年，已有一个新居住地，连具体房间号码都查到了，通过论证，可充分显示还珠楼主南下上海的成功。

       这个地址叫福履理路（Route J. Frelupt）懿园。
       到目前为止，未见任何还珠楼主研究文献得到此地址及具体房间号码。
       更没有关于福履理路（Route J. Frelupt）懿园的建筑结构描述。

        图  还珠楼主此地址及具体房间号码证据

       从中国建筑年鉴以及近代建筑研究文献中，找到“福履理路懿园”的历史资料。
    “福履理路懿园”，始建于1941 年，由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出资建造，建筑面积1.95 万平方米。
    “福履理路懿园”，属于民国后期新式里弄住宅，共有砖混结构三层楼房61 幢，其中有41 幢的底层设有汽车间。

      而且，“福履理路懿园”已接近高尚住宅，因为占三分之二的楼房底层设有汽车间。
      另外，懿园南抵福履理路——通黄浦江；其弄道宽约４至６米，也考虑到了汽车通行的要求。
      各住宅单元以行列式排布，在建筑上属于数个“T” 式弄道的组合，使得尽头的隐蔽私密空间和交叉形成的公共空间，形成过渡层次，节约了车行道，同时也方便回车。
     （鸣谢原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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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履理路（Route J. Frelupt）原名靶子路，也称打靶场路，于1912年为法公董局越界所筑。
       1920年，为纪念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的旅沪法侨福履理，改名为福履理路。
       福履理路东起瑞金二路，西至衡山路。全长2498米，宽14米到20米。沿线集中了多处风格鲜明的法式花园住宅，以及英国乡村别墅式住宅（今多为历史保护建筑）。

       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建国西路。
       因此，建筑年鉴上的“懿园”，多署名建国西路506弄。

            

       图  民国“福履理路懿园”现貌——徐汇区建国西路506弄。

       从居住环境分析，就是高尚住宅区。
       可以充分显示其南下，已打开了一条活路（后述）。

       在还珠楼主早期的研究中，记录了其在上海的书展，地点是在麦家圈。
       但笔者另有非“麦家圈”的书展地点，而且开书展之前，还珠楼主已经住上了福履理路（Route J. Frelupt），不是因为开书展赚钱而住上；
       开书展，纯属锦上添花，更可能是一种报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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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参与营救李寿民，使其得以从日寇密狱脱身者，推测实际有两支队伍。
       第一支队伍由励力老板（包括参股励力的大股东，统称老板）出面组织，推测依据是经济利益驱动。
      《还珠楼主往事Ⅲ》已经叙述，假如徐姓“出版商”之说成立，励力印书局老板会担心李寿民在日寇押所捱不住，答应将出版授权转移到徐姓不著名“出版商”那里，其对策，就是要设法把还珠楼主保出来，不让该“出版商”阴谋得逞。
       为了经济利益，做老板的会下重本。大本营在天津的励力老板，会动用天津之外的外援。
       即使此说不成立，励力老板也会救李寿民，因为李寿民是他的“摇钱树”！
       许多喜欢读《蜀山剑侠传》的读者，会催促他及早初版续集，为不影响励力信誉，解决之道也是把还珠楼主保出来，只是不那么下重本。

       第二支队伍由孙经洵组织。推测依据显然。
       饱经患难、见多识广的孙经洵，肯定想尽办法，发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解救李寿民。方式是写求救信、发电报、请好友亲戚出城寻找孙经洵能找到的还珠楼主好友。
       即使徐姓“出版商”之说不成立，励力老板不那么下重本但也积极营救，孙经洵所能求到的“救星”，也可能与励力老板找到的相叠合，形成重要的、能在北平出面的营救者。

       李寿民不愿意在周大文的电台从事文化性工作，却专心写小说，要得到当时日寇首领的同意，就非要强大的外援，能与“华北驻屯军军部”说上话者。
       另一个问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日寇的特务组织已收集了民国军政机关的各类人员名单，而李寿民的名字曾列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厅的名单上。
       假如被特务组织发现，而李寿民由未随其委员长宋哲元到保定，一直在寻找重庆秘密电台的日寇，会将李寿民列入嫌疑对象。
       需要“强大的外援”，向日寇解释李寿民只是挂个名，就是个作家，为宋哲元编些旧书。
       还珠楼主在监狱滞留70多日，中间还被抄家，或是这个原因。

      下面分别将两只队伍中，当时神通广大者的名单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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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支队伍成员一，朱博泉。

      朱博泉1898年出生于杭州，1932年任沪江大学商学院院长，是上海近代著名金融家、中国金融界泰斗级人物。
      朱博泉1927年当选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在华俄道胜银行原址的上海外滩15号内，设立中央银行筹备处，广泛延揽现代金融人才。
      朱博泉被财政部长宋子文招揽进入中央银行核心层。1928年11月又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稽核和业务局经理。
      由于这些经历，朱博泉与原国民政府要员较熟悉，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国民政府要员易帜，成为北平伪政权成员。
      朱博泉有条件通过旧相识，营救被关进北大沙滩红楼的文人老百姓。

      1943年8月，朱博泉在上海成为交通银行董事；同年10月当选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和上海特别市房地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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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支队伍成员二，袁履登。
       袁履登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上世纪20年代，先后任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上海国民银行、中兴地产公司等董事、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尤其是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副理事长。
       30年代又兼任美国烟叶公司华界总经理。
        抗战初期，任上海难民救济会秘书长，募款赈济难民。
        由于袁履登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影响力以及在美国烟叶公司的地位，因此可以利用外国的势力，向北平的“华北驻屯军军部”施加影响，
        有条件营救被关进北大沙滩红楼的文人老百姓。
       40年代前期，袁履登在上海，任上海特别市商会理事长等职务，也曾负责过米粮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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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支队伍成员三，叶扶霄。

       叶扶霄1879年出生于江苏吴县。1919年谈荔孙创办大陆银行时，于1920年招揽叶扶霄任大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叶扶霄将金融业务办得如火如荼；并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  
       1927年又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董事，后又任银行公会主席。
       因此人脉遍布北方，叶扶霄有条件通过证券系统、银行系统人脉，营救被关进北大沙滩红楼的文人老百姓。。

       1936年起大陆银行上海分行改为总行，1943年叶扶霄在上海任大陆银行、联华房地产公司董事等职务，1944年任大陆银行总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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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几位，但都没有此三位够分量。
       之所以列出此三位，是因为他们与还珠楼主有交集，同时具有边缘人的特点。他们早期对社会有贡献，后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在生死关头，踩错了一步，后面就步步错了。
   
       假如上述之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真的参与营救，励力老板何以回报？

       到1940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包括励力出版社在内的许多出版商经营更加困难，北平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武侠小说销售下降。
       但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和法租界，生活水平下降商补严重，富裕人口尚多，战争期的心理疗伤刺激了富裕人口的武侠小说需求。
       1941年2月，励力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分社，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求生存、发展。
       不排除当年参与营救还珠楼主的外援，也取得励力上海分社的干股，分享还珠楼主小说销售利润。这也是励力老板回报援手行为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