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闲话武侠

风行天下

　　闲话武侠之一：丐帮的退休制度 （王怡）

　　武林代有才人出，江湖儿女日减少。

　　能够雄据武林，垂治天下，真正万寿无疆的千年政党，只有两个。一个是庙堂之上的执政党--少林寺，一个是处江湖之远的在野党--丐帮。能够保守技术秘密，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自然是各有法门了。我今日单单只说那丐帮窜起于草莽之中，能够长期和武林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二元对峙，坚持社会正义和草根立场，防止江湖的自由化倾向，除了其人多势众，耳目又遍布天下，与别家隐居深山老林的团体相比，有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优势。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帮会在演进之中，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与波斯西域等异邦不同的退休制度和政治格局。　

　　比如自由化倾向严重的星宿派。那丁春秋老怪坚持领袖人物的终身制，行政首脑（大师兄）则搞什么唯力是举的轮流制。通过武功进行残酷的竞选，谁的武功高，谁就可以倒阁，自己上台。这种物竞天择的市场经济，就显出其道德沦丧的弊病。使星宿派失去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内阁不稳，纪律涣散，在关键时候就不能集中精力办大事。果然就逃不脱覆灭的命运。

　　丐帮不同。丐帮不搞领导干部终身制，但也吸取了像星宿派那样的教训，决不照搬那些换届选举的过场。所以第一，丐帮的帮主不是论"届"、而是论"代"。像黄蓉就是第十九代而不是第十九届的帮主。第二，新帮主的产生乃是由前任帮主择贤而定。这个政党苦大仇深，比较看重道德人品。武功当然也重要，但只要选定了你，将只传帮主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法倾囊相授，还怕你武功不行吗？所以不是你武功好就能当帮主，但当了帮主自然能让你的武功好。简而言之，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自九指神丐洪七公起，帮主之位连传三代，都是在前任帮主武功鼎盛的时候传位的。这是丐帮不简单的地方，从不谋求一统武林，却事实上领袖群伦千年之久。恐怕就是高人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了。为什么要退位让贤呢？洪七公武功卓绝，又好食贪杯，食不厌精，有脱离丐帮事业的个人志趣和江湖地位。不当帮主之后，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才是一切。像有人说远古的君王搞禅让，是因为君王做起来辛苦，却没有许多的享受。退位乃是解脱。黄蓉就更不同了，本身就是桃花岛的少主，富贵与她如云烟。当帮主一来是洪七公临危受命，二来不过玩玩，始终是个票友。不当就不当，轻松之至。如果是个穷小子，好不容易爬上来，一切富贵地位都全赖于此，说到退位让贤，哪有那么撇脱，就算七老八十，也是打死都不肯的了。比如那个庄聚贤。这就是另有人说的一种观点，领导一定要让有产者来当，要有独立于职位以外的个人财产和地位，并不是光靠这个（政治）吃饭维生。

　　接下来一个问题：那上一代的领导核心在健在，且一掌之内说不定就能取我性命。这个帮主当得岂不是有些尴尬。新帮主还如何开展工作呢？比如黄蓉传位于鲁有脚后，丐帮就是三代领导核心共处一室的局面。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丐帮的退休制度就还没有到家，算不上独步天下。而且，埋藏祸根。
　
　　所以光讲领导干部不搞终身制，是不灵光的。总不能像星宿派一样把过气的老家伙都干掉。也不能光靠自觉，当年丐帮杏子林政变，密谋搞掉乔峰时，那徐长老远远赶来，就颇有些倚老卖老、垂帘训政的味道。他忽然南巡而来，说一声把机密文书给他看，乔峰就乖乖交给他看了。

　　丐帮的好处就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慢慢慢慢形成了一套帮主立宪制的宪法。当然这个宪法不是成文的。成文的也有，像大多数江湖政党一样，有严格的门规，几准几不准，动辄砍手砍脚、三刀六洞。属于恩威并重的刑法，或者今人刘大生所谓"刑罪法"和"罚错法"的范围。之所以说丐帮的退休制度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整个江湖共同的精神遗产，主要是指它那些不成文的，依据"先例"原则而形成的宪法习惯法。其主要功能就是制衡退下去的领导人，让大家迅速团结在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周围，不会在最高层另生枝节。

　　首要一点，是如何安置退下来的领导。以及老领导的行政级别和待遇问题。比如说，还是不是四菜一汤？大多数江湖团体，都让前任领导仍然享受帮主级待遇，由帮会为之配置警卫人员。唯有丐帮独行特立，帮主一旦退休，行政级别马上降一级，九袋还是九袋，但就成为长老之一，也不允许某些谄媚之徒继续称呼其为"帮主"。如果不在帮中做事，也没有工资可拿。见了新任帮主一样要行大礼。这一节在洪帮主传位给黄蓉时，说得很明白："长老虽受帮主崇敬，但与帮中事务，须奉帮主号令处分，这是历代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万万违背不得。只要帮主传下令来，普天下的乞丐须得凛遵。"

　　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不立文字，用的是异邦英伦之人的判例法。之所以万万违背不得，乃是传统的积威所致。代代如此，规矩已深入人心，那新帮主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也不必担心某一天参加帮中的长老会，说今天有什么议题，却听到人家宣布经过投票表决，你娃已不是帮主了。

　　接下来一个妙不可言的合法性的道具，就是那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杖，和三十六路打狗棍法。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唯有帮主一人可以拥有。使得权力的交接有了一种神秘的仪式感。就像皇帝的玉玺。谁拿着谁就有了发言权和奉天承运的优势，失去玉玺的旧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一文不值。因此这种道具就像一种化功大法，把权威从领袖个人的肉身中引出，放入玉玺或者打狗棒中，让权威非人化，从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换代交接。杨康偷了打狗棒后，跑去参加君山代表大会，说什么就是什么，居然当了几分钟的看守政府。等到黄蓉一亮相，施展打狗棒法，来了个七擒孟获，几次将竹杖从杨康手中夺回。大家一看，就知道谁才是真命天子了。

　　想想，如果来年某某人传位于某某人，也拿出这么一根打狗棒来，再传授一套纵横天下的棒法，第四代领导核心便可以牢牢形成，四海臣服。而且棒子只有一根，给了自己就没有罗。

　　解决了来自健在的上一代领导核心的掣肘，接下来又有一个如何制衡新任帮主的问题。这新帮主有了真命天子的行头和降龙十八掌、打狗棒法这两套妙绝天下的武功，若是心存不良，要做东方不败，千秋万世一统江山，甚至要搞世袭制。那又如何？这个问题不解决，丐帮的退休制度也还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千年之后江山真就一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再也没有乞丐穿州撞府，大唱莲花落。不久到了文攻武斗，全国混乱。有一人姓顾名准，说，保守派和造反派不过是党内两党制的一种变形。毛主席举轻若重，可比当年洪七公。

　　此话何解？丐帮为了钳制帮主的绝对权威，政治制度建树颇多，比如有着独立司法权的刑堂，由地位极高、铁面无私的执法长老负责。连帮主违法一样照罚不误。另外，丐帮极重地方自治，各地分舵经济实力雄厚，地方事务并不受帮主直接支配。从一袋至九袋弟子，等级森严，但相互隶属，到了八九袋弟子，人人部属众多，颇有间接封建制"附庸的附庸不是附庸"的味道。比起某些中央集权的江湖门派，已经胜出一筹。但是，丐帮最值得骄傲的，还是他的帮内两党制。

　　一党曰净衣派，出身中上人家，丰衣足食，衣着光鲜，并不真正行乞。可比之千年后出身机关军队大院的的保守派或者番邦的资产阶级政党。

　　一党曰污衣派，出身工农大众，根子红、立身正，不修边幅，站在行乞事业的第一线，坚持吃百家饭，不忘本。可比之千年后的造反派或者番邦的社会民主党。

　　洪七公执政时，四大长老中净衣党就占了三个。污衣党只有一个鲁有脚。但所有丐帮弟子中却是污衣党人多势众。这个局面是很典型的。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我们说丐帮百分之八十的财产都集中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净衣派手中，应该是比较接近于事实。洪七公为了调和两党的矛盾，便一年穿净衣，一年穿污衣。等于是象征性的轮流执政。但是翻云覆雨、坐收渔人之利的武功，比起千年后的毛泽东来就逊色多了。

　　也在千年之后，孤悬海外的台湾岛上，做过封疆大吏的吴祯国便曾经向蒋介石建议，说，现在该是组建反对党的时候了。这将使你达到比现在更高的历史地位。蒋帮主说，精英都在我们党内了，到哪里去组建反对党呢。吴长老说，好办。那就将我们党一分为二，轮流执政，不管谁在台上，你都是两党共同推崇的领袖。你还是唯一的帮主。

　　吴长老的意思就是让蒋介石作洪七公，但蒋某人思前顾后，还是觉得做东方不败好。一统江山，千秋万代，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杀谁。

　　说回丐帮。这个两党制也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平衡了有产乞丐和无产乞丐之间的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牵制了帮主的绝对权威。以洪七公那样的武功声望，多年来想调和两党的冲突，都是无功而返。后来寄情于山水美食之间，怕也有心灰意懒的意思。

　　丐帮无愧于江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实质上的两党制以外，还有一套注重程序性的要求。最妙的就是帮主的登基大典。洪七公在荒岛传位于黄蓉时，"突然咳嗽一声，吐出一口浓痰，却落在黄蓉的衣角上"。黄蓉还以为是师傅伤势沉重，没有力气的缘故。洪爷叹一口气，说道："他日众叫化正式向你参见，少不免有一件肮脏事。"到了君山代表大会，黄蓉才知道，原来帮主即位时，帮内每人都要上前向帮主吐一口痰，新帮主承幸过了一切污秽，方能执掌大权。

　　吐痰仪式的妙处就在于此，一个刚刚为所有人当了痰盂的人，如何化身为绝对权威和神性的偶像。如何颐指气使，成为像东方不败那样高山仰止、凌驾一切之上的君王。吐痰仪式在形式上去掉了帮主头上的五彩光环，一面祝贺，表示臣服，一面说，你老也别太得意了，你不是道德的化身，上帝的选民，你是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必要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痰盂。

　　在某种心理意义上，让这个帮主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可惜丐帮的退休制度早已失传于江湖，那些近代的江湖门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摸着石头过河，再没有千年丐帮的气象。武林中腥风血雨，只剩下东方不败、岳不群和左冷禅这样的独夫寡人。

　　有诗为证：

　　退休制度成绝响，神州不见洪七公。

风行天下

闲话武侠之二：处江湖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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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了"差序格局"的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这里大气稀薄，龙蛇混杂，充斥了既对国家体制不屑一顾，又对宗法伦理敬而远之甚至像黄药师一样离经叛道的边缘人，盗、匪、镖、僧、道、丐、娼、侠，乃至商贾、师爷、艺人，不一而足。这些人以不交接官府为清高，游离于儒家传统社会以外，海阔天空，其行为和生活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治国家和礼教的制约。在金庸笔下，这个非历史的江湖还多多少少有孔孟之气，"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扬的是一种儒家之侠，各门各派与官府的往来也是断断续续，直到最为纯粹的《笑傲江湖》，衡山派刘长风金盆洗手，接受官府的册封，那时前往观礼的侠客豪杰均感不耻，说明价值观有所改变。杨过与小龙女若是在这时成亲，就基本上没有人会觉得惊世骇俗了。

　　到了古龙笔下及其以后，官府基本上就在江湖中绝迹。个人主义的侠开始成为主角。江湖上崇尚个人奋斗，崇尚"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大唐双龙传》）的信条。在江湖上的谋生之难，也远远超过了金庸时代。阿飞吃饭时，是将一颗颗米饭极其认真的吃下，绝不剩下一粒。因为饥饿，他对每一颗米饭都充满了尊敬。哪像金庸笔下之人随时都能吃到美食。江湖之上，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满怀创业精神。也不像金庸时代虽也有腥风血雨，但基本上还是田园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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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称俸禄体制下的古代中国为"政治资本主义"，解释了其无力发展出近代西方"企业资本主义"的缘故。以此观之，武侠之中的"江湖"，则是一种"武功资本主义"。武功及由此而来的江湖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决斗来实现优化配置的。这是一个基本上完全摒弃了身份因素的契约社会，哪怕你是高干子弟，比如青城派余沧海的儿子，武功不济，也不过一刀就被人杀了。尤其到了古龙笔下，这个江湖已经差不多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江湖。江湖门派也出现了企业化的势头。

　　在金庸时代，虽有大隐隐于市的说法，但各门各派还是上山下乡，扎根在深山老林，主动回避主流社会。因而形成一个非常单薄，既不被认同，也缺乏实力的社会夹层。并不能在政治国家与个人之间充当有弹性的缓和和牵扯。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却与近代法人企业无关，缺乏营利性经济实体的追求。而是模仿国家的行政体系，或者拟制一套家族的血缘伦常。前者如少林寺、日月神教，后者如红花会。他们唯力是举，缺乏对普适性游戏规则的要求，也就无法实现对江湖的"数目字管理"。

　　由此可以理解关公崇拜可以持续今日的缘故。关公的威望不是来自他的卓越武功和盖世功勋，而是来自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以及"竹可焚其节不可焚其志"所代表的"义气"二字。这是江湖险恶之中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是行走江湖的信用卡。没有这张信用卡，令狐冲早就被田伯光一刀杀了，如何能够笑傲。

　　但这个地下化、隐秘化的江湖，始终受制于重本轻末的的传统文化，受制于儒家伦理与政治国家的制度资源，受制于科举制度将文化精英尽收彀中的局面，也就执著于一己之武力，没能积累起商业财富，没能形成近代意义上"CITY"和"Civil Society"，更没有能力去向官家赎买华山、嵩山的自治权。正统秩序中的团体身份通过江湖行会以及拟制的兄弟关系，依然成为这一看似远离庙堂的空间中的价值主宰。

　　而古龙笔下之武林，就颇有些类似西方中世纪末地中海沿岸兴起的那种"江湖"。那是一个包括海盗、船员、冒险家、工匠、高利贷者以及剑客的江湖。他们同样是挣脱了封建领主与附庸关系的边缘人，在平原聚而居之，拓展空间，平买平卖，居然形成了市民社会的气候，仗着罗马法的复兴，"江湖"的游戏规则迅速树立，一己之武力逐渐让位于财富和权柄，最终成为现代商业社会和民商法律的温床，向政府讨价还价，慢慢坐大，然后取而代之。

　　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我们便看到财富与权柄的力量，已经胜于武功。武功不再是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中的终极标的，而沦为获取财富的手段。这再也不是那个所有人都向往华山论剑，以武功天下第一为事业巅峰的江湖。而武功天下第一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江湖中最有财富与权柄的人。"金钱帮"的出现，暗示了这种转变，"武功资本主义"开始向"金钱资本主义"发展，江湖不再浪漫，不再是田园牧歌。

　　到了《流星蝴蝶剑》，江湖帮会的企业化更加显著。"孙老头"是一个开创世纪的人物，一个类似于"教父"柯里昂的角色。他在政治国家和宗法家族之间，已经组建了一个最大的商业集团，和近代城市般的基业。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大侠，而是百折不挠的娱乐界和地产界巨子。孙老头在武侠中的亮相，标志着自由主义江湖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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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就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就连梦想一统江湖千秋万世的东方不败和任我行，对于进行财富增值的商业活动也是兴趣寡然，比不上一部葵花宝典的魅力。到了近代国门打开，西方列强如狼似虎而来，青、漕、洪、拳等帮会门派这才转换思想，睡狮猛醒，开始经营黄赌毒，并且盗亦有道，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正是穷则思变，开始了其近代化和企业化进程。直至香港，红星等社团一面依仗个人武力，一面纷纷改组公司制，这才将中式江湖和西式江湖的行头结合起来，放弃关公而走向法治化的金光大道。

　　江湖已死。令狐冲生在今日之特别行政区，也不过一个古惑仔，绰号"山鸡"。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但毕竟失了先机，要将黑钱洗得干净，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王怡/2001/4/1于包家巷
风行天下读而有感：

倒是可以认为,金庸的江湖,是一个讲政治的江湖,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江湖，比如现在的金胖子，硬是把浮肿夸耀为肥胖，把面带菜色当作身体健康。在这样的江湖里，玩的是权术与阴谋，论的是手腕与机心。从倚天屠龙到鹿鼎记，自张无忌对阵朱元璋的失败，到韦小宝的无往不胜，金庸把政治江湖的潜规则发挥到了极致。

武功在金庸的笔下，显然已经不是在江湖中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了。

（韦小宝在夹缝中无法存在时，选择了独善其身做富家翁的退路；金庸决定将明报转让时，不知可否想到过韦小宝的结局？也许金庸在安排韦小宝的归宿时，就已经看到了自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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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行天下

闲话武侠之三：如何刑讯逼供 (王怡)

闲话武侠之三：如何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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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中人以武犯禁，遇事自然也是用拳头说话。各人言论自由的大小和证言的可信度皆取决于武功的座次。"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不被承认，李寻欢一旦被指认为梅花盗，便只有自己举证来洗刷污名。阿飞在林仙儿蛊惑下，作伪证，假扮梅花盗被识破，小李飞刀的罪名差点就坐实了。你说不是你还会是谁？不是你为什么要说假话、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要害怕？
　　可是江湖之上阴险奸诈，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能够让别人说真话呢？如何既不放过一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无辜？第一，你不能让他手按圣经或者手按九阴真经说话。赌咒发誓在金庸笔下还有些约束力，洪七公与欧阳锋一行流落荒岛时，黄蓉让西毒发个誓来，西毒始终不愿。但到古龙笔下，有了信仰危机，发誓就不灵光了。第二，你更加不可能让他享有沉默权，或是保持零口供。武当派张翠山援引江湖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不可出卖朋友），拒绝在谢逊专案组面前作证，结果落得个夫妻双亡。第三，你当然也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宣告嫌疑人无罪，并坚持一罪一理，告诉受害人家属说：Game is over。
　　所以江湖中总是充满了无头公案和扑朔迷离的阴谋。所以在古龙笔下，大侠们渐渐向私家侦探发展，武侠在沈浪、楚留香和陆小凤之后，就成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其实也是江湖的内在逻辑。中世纪末地中海沿岸贸易发达后，逐步出现了专门适用于商人之间纠纷的等级法-"商法"，以及专门处理商事纠纷的江湖法庭-"商事法庭"。武林之中，也不断有人谋求各门各派的大一统，什么武林盟主、掌门人联席会议，不一而足。就是偏偏没有武林法庭，没有首席大法官。
　　剩下来的办法就只有一个。
　　以武力进行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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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扳手指这些世俗的招数，大侠们自然是不用的。逼供时用强光单单照着嫌疑人这种现代心理战，也还不会。持续作战、日以继夜的审讯方式，又嫌麻烦。大侠们都有更简便、快捷、见效快的手法。
　　有一类武功就是专门为刑讯逼供服务的。常见的是点穴术和擒拿法。
　　如分筋错骨法。顾名思义，让人筋骨错乱、苦楚难言，恨不能呼天抢地，还有什么是难于人言的呢。有的点穴术更是古怪精灵，让你生不如死，似有万条虫蛭穿心，或者血脉贲张，难熬之处简直猪狗不如。而且各门派手法不同，皆有专
　　利垄断，非下手人不能解开。
　　一句话，就是让你在说真话和江湖十大酷刑之间作出无奈的选择。人非圣贤，肉体这个臭皮囊的万般痛苦实在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对于别人在酷刑之下的全盘托出，我们在道德上也实在没有资格去指责。
　　黄蓉第一次在郭靖面前显出小东邪的毒辣专横，就是在完颜洪烈王府内对简管家的一次逼供。手脚麻利，果断，称得上是一次逼供信的经典案例。那蓉儿迎上简管家，不等他开口，手腕一翻，便将一柄明晃晃的分水蛾眉刺直抵他的喉头，开始问话。那简管家一说出"不知道"几字，黄蓉左手在他手腕上一捏（这时使的自然不是娇滴滴的兰花拂穴手），右手则微微向前一送。峨嵋刺已深入那人的喉头几寸，并让他手骨奇痛难忍。再问，简管家再说："真的不知道"。好一个蓉儿，没有半点犹豫（可见是逼供老手），右手扯下他的帽子，按住他的嘴（注意逼供的程序），跟着左手一拉一扯，登时咔嚓一声，把他的右臂臂骨扭断了。那简管家大叫一声，立即昏厥。那叫声因为嘴巴被堵住，惨烈之中夹着窒闷，行之不远。
　　郭靖小儿这时早已惊呆了。黄蓉在那人胁下戳了两下，把他弄醒。喝道："要不要将左臂也扭断了？"简管家七尺男儿，这时眼泪直流、屈膝跪倒，说："小人真是不知道，姑娘杀了小的也没用。"黄蓉这才肯信他不是装假。
　　这是逼供的初级阶段，用武力与生死来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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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中还有一类摄心术或者移魂大法。轻则让人神思恍惚，意乱情迷，兼有催眠的功能，如丐帮的彭长老，便用这法门让黄蓉郭靖着了道。重则可以让人思想被控，臣服于人，甚至全无灵魂，成为行尸走肉。如《大唐双龙传》中的魔王石之轩，便有这种能力。如果再加上药物的力量，不要说让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可以把一个自由之人彻底洗脑，变为供其驱使的僵尸，以确保其绝对的忠诚。
　　但这种办法往往会让受制者精神上遭受重创，武功智慧都将大减，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有什么法子既能让那些江湖豪客对其绝对忠诚，永远说真话，不敢有违其主子的意图，但又不会有害其武功呢？
　　那时的领袖人物还不大懂得意识形态和精神控制可以焕发出的的巨大能量。所以基本上停留在用毒的阶段。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慢性毒药，第一次出现，是在《射雕》。黄药师在梅超风背上轻拍三掌，他的独门暗器"附骨针"便深入梅超风肉内，牢牢钉在骨髓的关节之中。针上的慢性毒药，一年之后方才发作。每日六次，按着血脉运行，叫人尝遍诸般难以言传的剧烈苦痛，一时间又不得死，总要折磨一两年才取人性命。黄药师叫梅超风一年内办成三件事，便给她把针拔去。
　　到了笑傲江湖的任我行，他的"三尸脑神丹"就更加霸道。尸虫藏于丹中，平日靠药物克制，并不发作。但每年端午若不定时服药，那尸虫脱伏而出，钻而入脑，咬噬脑髓，痛楚固不必说，其人便行事癫狂，理性全失，连父母妻儿也会咬来吃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部下供其驱使，以成其霸业。那鲍大楚吃下脑神丹后，就说："属下而今以后，永远对教主忠心不二，这脑神丹便再厉害，也跟属下并不想干。"
　　以这种方式控制部属，集其大成者，还要数神龙教的洪帮主。什么"七虫软筋散"，"化血腐骨粉"，"千里销魂香"，整个一个731部队。其中登峰造极的就是"豹胎易筋丸"。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毒药，而且是药效灵奇、可以使武功倍增的兴奋剂。药毒一家，只在一线之间。但毒性发作，没有解药，也跟任教主的"三尸脑神丹"一样歹毒。那胖头陀面对名闻天下的少林寺十八罗汉时，何等气宇轩昂，一派宗师的风范；那"老婊子"藏身后宫，贵为母仪天下的"太后"，仅仅因为这小小的"豹胎易筋丸"，便在唯我独尊的洪帮主及其使者面前气不敢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不敢说半句谎言。
　　这是刑讯逼供的高级阶段。让人说一句真话容易，难的是让人一辈子说真话，不敢说假话，一辈子战战兢兢，唯恐一时疏忽，不能落个全尸。以慢性毒药控制人，麻醉人的政治手腕，虽然低级，但相当管用。
　　这个阶段的最高境界，不是洪教主，而是天山童姥。童姥的"寒冰生死符"，对部众的控制，已经达到由物质向精神过渡的边缘。这个"生死符"中，并没有任何让人恶心的毒虫、药物，只是信手拈来的雪花冰块，打入别人体内随即熔化，完全无形。但其功效却与"三尸脑神丹"等并无二样，令三十六洞、七十二岛心生恐惧，皆尽臣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那种"毒"已经超出了任我行、洪安通之辈的想象力。
　　江湖之上唯一一个不靠药毒，而能让部属万众一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门派，就是明教。在意识形态的力量下，明教教徒像清教徒一样，节欲、吃素，侍奉明尊。看他们在光明顶一役落败时，众教徒挣扎爬起，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一段经文，就当得过数百粒的"三尸脑神丹"和"豹胎易筋丸"。
　　在这样的团体里，已经根本用不着刑讯逼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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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自己的智谋和群众的心理，让嫌疑犯只说想他说出的话，只拿来证明自己想证明的观点。这本是番邦法庭上律师的拿手好戏。可以让陪审员泪流满面，让听众勃然大怒。不用一点武力，文明之极。双方律师交叉询问，证人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称其为控辩式诉讼。
　　尹志平、陆冠英和程瑶迦三人，在牛家村时，便以这种方式相互询问。黄蓉听在耳里，又对欧阳克玩过这把戏。但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却是杨康。在君山大会上，杨康假传洪七公死讯，声称是黄药师和全真七子联手加害。并将被点了哑穴的黄郭二人作为帮凶。鲁有脚有疑问，要求问个明白。杨康便对二人说："你们也不必答话，我说得对，那就点头，不对的就摇头。若有半点欺瞒，休怪刀剑无情。"
　　听上去很公平，给了被告沉冤得血的机会。但黄蓉是聪明人，一听这种游戏规则就脸色惨白，心中叫苦不迭。
　　杨康一共向郭靖问了六个问题。如果有黄郭的辩护律师在场，一定会连连反对。这一处场面精彩之极，完全可以作为律师辩论技巧的案例。试看如下：
　　第一问。杨康指着黄蓉问道："这个女子是黄药师的亲生女儿，是也不是？"郭靖一点头。
　　群丐见他点头，马上大哗。轰然叫起来："还问什么，快杀快杀！"
　　杨康制止住喧哗，郑重地说："众兄弟不要急，待我再来问他。"
　　第二问。"黄药师将女儿许配于你，是吗？"
　　第三问。（杨康在郭靖身上摸出匕首）"这是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赠给你的，那丘老道还在匕首上刺了你的名字，是不是？"
　　第四问。"全真七子中的马钰曾传过你功夫，王处一曾救过你的命，你可不能抵赖！"
　　第五问。"洪帮主当你们是好人，曾把他的绝技相传，是不是？"
　　第六问。"洪帮主遭人暗算，身受重伤，你们二人就在他的身边，是吗？"
　　各位看官，这六个问题仔细看来，没有一个与暗算洪七公一事有关联。但杨康一一问来，语气越来越严峻，郭靖则不断点头。大家早有了先入之见，都当是郭靖已承认此事，群情激昂之时，义愤轻易压过理性。最后，连鲁有脚也对他二人恨之入骨，走上前去，重重踢了郭靖几脚。
　　各位看官，这又算不算得刑讯逼供呢？黄蓉在一旁着急，心中想：我的傻哥哥，不管他问什么，你总是摇头，他就不得不让你说话了。但今日英美的法庭之上，就是这样的游戏规则，我们也在学着呢。即使有了辩护律师，在杨康问话之后再来交叉询问，若是那律师逼供的水平远逊于对方，那么事实的真相又将如何可以昭示于天下？
　　○
　　"不打不成招"和"屈打成招"，事实上都是可能的。如果人找对了，严刑之下权衡利弊，大多数人都会如实招供。极少数人则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不说真话，也不会去说假话。这两种情形在武林中比比皆有。但若是人找错了，逼供者又不能像黄蓉一样察言观色、适可而止，那简管家之类的人熬不住了，就免不了要信口胡诌，拖人下水。造成冤假错案。
　　但奇怪的是，我遍读金庸、古龙、梁羽生三大家的武侠，居然没有发现一件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案。江湖之人，包括下三滥，要么不说，要么从实招来。却没有一个胡乱捏造说假话的。这与武侠之外的世界就大相径庭了。
　　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逼供有效论。
　　在逼供之下，人人都说出了真话。可以以此揭示真相，得报大仇。恐怕这就是江湖中千百年来逼供泛滥和看重口供的原因。有了这样的简便法门，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江湖法庭或者独立检察官了。而番邦的法庭为了防止一些人在酷刑下说假话，并防止像黄蓉那样滥用酷刑造成对简管家们的无端伤害，把心一横，宣布"程序不合法实体就不合法"，也就是说恶树上结出的果子一定是恶果，不能吃。那些律师们不能把别人在不自愿的情形下说的话拿来当作依据（江湖中的阴谋败露基本上都是机缘巧合窃听来的，按番邦的规矩也不能拿来作证了）。
　　换句话说，就是逼供无效论。
　　很显然这样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明明得知真相却不能昭雪，明明恶贯满盈却不能正法。那还如何快意恩仇，那不是等于取消了江湖的合法性。可见在武侠三大家的潜意识里，其实和大多数国人的想法一样，认为逼供虽然做法不对，效果却是很好的。要破案，又岂能婆婆妈妈。菩萨心肠一样须要霹雳手段。
　　所以在官方的"辟、劓、宫、剕、墨"之外，又有了无名氏归纳的江湖十大酷刑，成为传统武林给我国法制建设留下的重要遗产，讲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大家不可不察。
王怡/2001/4/8于包家巷

风行天下读之有感： 刑讯逼供倒不是传统武林留与后人的遗产，唐律是中华法系最经典的法典，是中华法系的最高成就，尚且明文规定了对拒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刑讯拷掠，历朝历代，法外用刑也是屡见不鲜之举。王怡是法学名家，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只是故作糊涂的调侃之语罢了。 武侠的江湖讲究的是丛林正义，它的潜规则就是：为了实质上的正义可以放弃程序上的正义。然而程序正义并不能总是保证实质正义的完全实现，在程序正义所不能及的地方，总有实质上的非正义的情形存在。人们对于侠的幻想，即是由此而生。假如程序正义如果能保证实质正义的完全实现的话，侠就根本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换句话说，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如果控诉方不能举出强有力的证据证实其有罪，则意味着其完全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例如辛普逊。这就是讲求程序正义的法治社会的坏处──事先为自已设定了一系列的规则，然后让这个规则来束缚自已。但是在有些时候，权力总是能绕过程序正义，大步向丛林正义迈进。代表公权力的有官方罗宾汉们，代表私权力的是梁山好汉以及千里飞剑取人头的侠客。在民众看来，实质正义应当是终极目标，只要能实现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完全可以抛开。在这种思维下，包拯被吹嘘成神话一般的人物，不管他采用了诱供逼供还是大搞有罪推定，只要结果是正确的，他就是当然的青天。 例如对于刘涌，最高法院的改判显然是符合实质正义的，虽然它越过了程序正义（最高法院当庭作出了判决，很难让人想象的是，如何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制作出长达万余言的判决书，并且对辽宁高院所认定的“不能从根本上排除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只字未提），但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与之相反的是，辽宁高院的判决甫一作出，立即为万夫所指。如此说来，越过程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是人心所向大快人心的，难怪侠客们痛快淋漓的挥刀斩人头时有人会高声叫好。 对于佘祥林相信人们并不过于佰生，幸好他不是刘涌，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当时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媒体对他过于关注，所以才能侥幸得到一条生路。对于佘的指控是故意杀人（杀妻），经数次起诉判决后，由死刑变成有期徒刑十五年，“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http://news.sina.com.cn/s/2005-04-01/09076255367.shtml）。直至其妻重新出现，沉冤方得昭雪，事后诸葛亮们很快查明，佘所作出的有罪陈述全是在刑讯逼供下所为。 在这两个几乎是完全相同又完全相反的案例上，能否认为：对刘涌进行刑讯逼供是正确的，而对佘祥林进行刑讯逼供是错误的？如果说刘涌是坏人而应当刑讯而佘是好人不应当逼供的话，那么这个好与坏又是如何认定的？阿Q被杀了头，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也许，这个就是理由？ 王怡将“屈打成招”纳入“逼供有效”里面，未免有些不当，事实上，“逼供无效”正是为了避免“屈打成招”才产生的。只不过武侠江湖里的人大多都是头脑简单或是迂腐不化，或是不会编造谎言，或是囿于道德约束，不愿也不屑于说谎，所以形成刑讯逼供一帆风顺的局面，并且，在武侠江湖里也没有“错案追究制”，造成了冤假错案不大可能会有人出来追究责任，所以刑讯逼供才能横行无忌，所以才总有以好人与正义自居的“大侠”对坏人和邪恶势力进行刑讯逼供。

风行天下

郭靖出得江湖，一年之中，惨遭大变。五位恩师抛尸桃花岛，成吉思汗意欲南侵，李萍在郭靖面前断然自尽，以明其志。郭靖纵马南归，一路上又是兵荒马乱，尸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郭靖茫茫漫游，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时间诸般事端纷至沓来，如同哈姆雷特得知叔父杀兄娶嫂的真相后，陷入不得解脱的质问之中：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s a question.
郭靖不得不停下来，像兔子一样暂时退出与乌龟的比赛，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
“练了武艺又有何用？连母亲也不能保住。”
“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让谁快乐了？”
“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呢？”
“穆念慈姊姊是好人，为什么却对杨康死心塌地地相爱？”
“我怎能杀别人的儿子，叫她母亲伤心痛哭？但是，难道任他来杀我大宋百姓？”
“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是害人。但不学武我又做什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活着好呢，还是早点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是烦恼不尽，日后烦恼自是更多。若是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
“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
你说郭靖笨不笨？这些问题没有慧根又如何想得出来。连修道数十载的的丘处机也将他开导不了。郭靖一句反问："武功要练到四位前辈一般，固然千难万难，但即便如此，于人于己又有什么甚么好处？"丘处机就呆了，只有叫他去找周伯通。

韩非将游侠列为五蠹之一，就是看不惯这些江湖之人以武犯禁，任用私刑。而法制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和消除私力救济。并将善恶恩仇纳入一个看得见的诉讼程序当中。
侠客们脱离宗法社会，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其价值观便以"忠义"为先，孝悌为后。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殊为不同。杀人活人，全在一念之间。一个不以孝为根基的江湖社会，杀起人来就没什么恻隐之心。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回到山上摆起来，众位兄弟只问杀虎的细节，说到痛快处哈哈大笑，没有一个人有片言安慰之语。当然李逵恐怕也不需要安慰，每一回劫法场，他都像过节一样，见人就杀，不分军民。
又没有源自宗教的对于善恶的绝对标准，杀与不杀每个侠客都全凭自由心证。黑白两道，革命与反革命，谁杀谁不杀，一般都是泾渭分明的。在一个如此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郭靖能够灵台清明，屡遭惨变之后陷入信仰危机，已经算有大智慧之人。虽比不得后来的令狐冲，但在射雕里却是一枝独秀。相比之下，黄蓉的那点小聪明又算得了什么。

上了华山，丘处机被沙通天等人围攻，情势危急。郭靖在一旁天人交战、内心苦痛不堪："丘道长若被彭连虎等害死，岂非全是我的不是？但若上前相助，将彭连虎等击下山去，又到底该是不该？”
此时的郭靖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他越行越远，渐渐不闻兵刃相接之声，独自倚在石上，呆呆出神。
此时郭靖心中真正的问题是，谁有权力去杀人？谁授予了侠客做法官和刽子手的资格？暴力本身是一种善还是一种恶？
双手沾满鲜血这件事本身，也有善恶之别吗？
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丘处机与沙通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天啊，我该怎么办？

洪七公的出现，将郭靖从信仰危机当中解放了出来。
裘千仞作恶多端，在华山被众人围攻时，眼见象拿撒拉的妓女一样凶多吉少，又没有耶稣出来发问，便哈哈大笑，自己向众人质问道："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平生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恶的，就请上来动手！”
一灯大师长叹一声，首先退下。其他各人扪心自问，皆心中有愧。五十步笑百步，谁有道德上的绝对优势和权威向他扔石头呢？
这时洪七公作为江湖上的道德完人，从天而降。一席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人，老叫化贪杯贪食，可是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
没有一个人有意见，连裘千仞也为之气夺。

一个杀了二百三十一人的洪七公，说他问心无愧，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你信吗？你行吗？
我首先就不信。也自认不行。
当一个凡人拥有对别人的生杀大权，拥有以善恶和绝对真理的名义去宣判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江湖是一个最容易自我膨胀的地方。手执利剑就等于口含天宪，这种侠客们的救世主心态仅仅来自于武功。没有更高的意识形态来为这种绝对权威加冕。因此它比君主制下的权威更加无理，世俗的君王，至少有一套"合法性"的说词，比如孟子的"天子受命于天"，胡克的"神授君权"。所以中国这么大，也不断有人将之一统。江湖的统一却始终是个幻想。
“统治人类的权力是一种可怕的权力"。这是罗伯斯庇尔在大革命初期说的。这位罗先生因此大声呼吁取消统治者杀人的权力，强烈要求将死刑从法国的法律中删去。他说：当一切人的力量用于对付一个人的时候，死刑是极端不公正的。
相信这些话是出自大革命暴君罗伯斯庇尔之口吗？那时的罗伯斯庇尔，多么像正义凛然的洪七公啊。但在随之而来的腥风血雨中，罗先生狂热地高叫着：杀死路易十六！杀死王后！雅各宾取得政权后，罗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无论他有着如何令人称道的个人品质和崇高目标，一个洪七公轻易就变成了杀人如麻的东方不败。

但郭靖完全被这一番话折服了。心中豁然开朗，想到："原来只要不杀错一个好人，就是问心无愧。瞧师父指斥裘千仞时，何等神气凛凛。只要我将武功用于仗义为善，又何须将武功抛弃忘却。”
洪七公成为了郭靖在信仰危机中抓住的救命稻草。郭靖的慧根也就到此为止。他完全忽视了当裘千仞悔过跳崖时一灯大师的言行。也使自己提出的问题转移了方向。
洪七公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对于善恶衡量的绝对自信，掩盖了郭靖内心真正的疑问：杀人的权力从何而来？善恶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完颜洪烈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成吉思汗又该不该杀呢？谁有这个权力来评判，按自己的天地良心来锄掉花园里的杂草和毒草？

如果说郭靖和洪七公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江湖力量。金庸后来的作品就慢慢倾向怀疑论，最后抵达《鹿鼎记》的虚无主义，武侠也就再写不下去了。
郭靖重获信仰，渐渐树立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终极目标，构成这个终极目标的两个主要信念，民族大义和正邪之分，在以后的两个大侠身上，对单纯信条的绝对自信被复杂的现实彻底击碎。
这两个大侠就是契丹人乔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
在乔峰身上，民族大义成为了一种原罪。汉人有好坏，契丹人也有好坏。在郭靖眼里，完颜洪烈是坏人这一点是绝对无疑的，成吉思汗是不是坏人有点疑问。但在乔峰眼里，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会是坏人吗？说实在话，完颜洪烈就比成吉思汗、耶律洪基和完颜阿骨打坏吗？在郭靖看来没有问题的事，在乔峰看来就大有问题了。乔峰解脱不了这种矛盾，在相对的价值冲突之间唯有一死。
令狐冲的慧根是最高的。黑白正邪没有绝对的标准，之所以说令狐冲是真正的隐士，是唯一真正笑傲江湖的人，就在于他完全解构了属于郭靖的终极目标。他最终跳出了所有杀戮的理由。他对于世俗价值的怀疑也是最深的，他从心里反感作为法官和所谓正义维护者和上帝选民的角色。郭靖在灵台清明的一瞬提出的问题，直到令狐冲的出现，才得到一个答案。
令狐冲在本质上更接近哈姆雷特。不过他的解脱之路是彻底东方化的。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梅因在论及"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时，说："起初，人们首先不是被视为一个个人而始终被视为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他比乔峰更本质地使江湖的乌托邦遭到摧毁，使郭靖的终极目标成为失去根基的海市蜃楼。

风行天下

闲话武侠之五：傅红雪的逻辑与地毯式轰炸
作者：王怡

傅红雪是古龙笔下一个身世不明、内热外冷的冷酷杀手，跛一只脚，一柄黑漆漆的刀即使在做爱时也永不离手。他从小被灌输了复仇的使命，十七年间，每天的生活就是千百次地练习拔刀。你走进一间房，看见刀光一闪，一只断臂掉落在你面前。你拾起来一看，觉得似曾相识，才猛然醒悟自己的手臂已经被人手起刀落。那么这个拔刀的人一定就是傅红雪。
在武侠的世界，仇恨最深、出手最快的杀人者莫过于傅红雪。黄易的新作《错乱江湖》中，洪七公与黄药师与傅红雪相遇，九指神丐的降龙十八掌连出手的机会都欠奉，就一刀，便被傅红雪重创。这个情节金庸的拥趸一定是不服气的，但我觉得基本可信。因为谁说过，比爱更持久的力量是仇恨。但傅红雪的悲剧在于，当他在"走不完天涯路，杀不尽仇人头"的夜歌中来到了关东万马堂，他最终发现事实的的真相，并不是别人没有杀他的父亲，而是他自己根本不是当年被杀者的儿子。他的与生俱来的仇恨忽然落空，一切的恩怨原来与他无关。十七年来反复的拔刀，像西西弗斯艰难的将巨石推至山巅，却又跌回起点。
傅红雪还有勇气将那无根的仇恨重来一遍吗？仇恨是一种原罪，那个将他养大的女人告诉他：你一出生，雪就是红的。傅红雪的一生都摆脱不了这种原罪，即便仇恨的起点出自于误会和谎言，但仇恨的力量由此开始自我繁殖，起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仇人就是仇人，想象中的仇人和真正的仇人已经没有了区别。最终只有仇人的死，才能让巨石落回起点，停止又一轮的周而复始。
在一切关于复仇的故事里，傅红雪的故事和汪曾祺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小说《复仇》，以及余华早年的《鲜血梅花》，是最令我动心的。因为这几个篇章都暗示了仇恨的荒谬和无根。其中余华的小说，明显受到傅红雪这个人物的影响。复仇者像等待戈多一样寻找着杀父仇人，却阴差阳错，几番与仇人失之交臂。当复仇者最终得知仇人的死讯时，他已将一生的光阴虚掷在复仇的路上。如果命运如此无常，因果如此繁复，那么复仇这件事本身唯一的结局，其实是将复仇者自己拉入永劫不归的深渊。
复仇，永远是战争的一个主题，亦是执法者挥之不去的一个宏愿。除开佛教，几乎一切的宗教文明，似乎都暗藏甚至宣扬着复仇的因子。圣经旧约，就是典型的复仇文化，耶和华此人睚眦必报，即便末日审判，也多少带着复仇的意味。伊斯兰教更是直接崛起于战火当中，真主安拉与耶和华一样，首先是部落的战神。儒教孔圣人也是讲究"以直报直"的，老百姓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孔子的逻辑是：如果对你不好的人你以德报之，那么对你好的人你又以什么去报之呢？这个逻辑有点现代经济学预期学派的味道，如果对你好和对你不好的效果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对你好？
二战中美国对于东京的轰炸，主要的根源就是复仇。甚至投放原子弹，也是复仇的动机胜过了结束战争的努力。如果按照孔子的逻辑，复仇是对罪过的回报和惩罚，如果犯罪和不犯罪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去犯罪呢？所以不复仇就等于纵容罪过。以怨报怨，以德报德就是符合正义的。复仇将比不复仇更有助于减少未来的罪过。
但是假如形成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循环往复，我们却看到复仇的行为往往没有减少，反而膨胀了未来的罪过。如果复仇是正义的，为什么会冤冤相报？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一个杀人犯被法律判为死刑，是没有人站出来复仇的。法律的罪罚相当的原则其实就是孔子所言的"以直报直"。那么法律对于罪行的惩罚是否就等于是复仇？
我愿意把法律的惩戒，理解为进入一个正当程序之中的复仇。复仇的正义性，只有当复仇的权力从个人的手中被夺走而交给法律时，只有当复仇的行为由一个正当的程序所决定时，复仇才不会激起冤冤相报。复仇者的资格才不会被怀疑。而作为个体的受害者也才不会被复仇的欲念拉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传言当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飞行员不堪承受精神自责，最终有人选择了自杀。可见复仇这件事在名义上的正当性，并不能掩盖复仇行为本身的不义。
当傅红雪去与仇人决斗时，他的女人问道：你有把握胜过他吗？
傅红雪说：没有把握。
他的女人说：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去呢？
傅红雪答道：如果我有十足的把握杀死他，我就不会去了。因为那就不是决斗，而是谋杀。
在傅红雪的逻辑里，复仇这件事的正义性是与手段有关的，复仇不等于谋杀。而在自身安全的情形下谋杀一个人，则是不正义的。谋杀一个凶手，同样是谋杀。这个逻辑其实也构成了投放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最根本的困惑。自二战轰炸东京以来，大规模的居高临下的地毯式轰炸成为美国最常见的战争和复仇的方式。从越南到伊拉克，从南联盟到今天的阿富汗。但是战争与屠杀的区别，也许并不仅仅在于理由和动机，而在于手段。正义的战争可以允许偷袭，允许欺诈，但战争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决斗，而绝非谋杀。
美国作家，小说《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诺曼梅勒，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科索沃战争的看法就和傅红雪如出一辙。梅勒这样指责美国人："你去打仗，从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扔炸弹而自己不损一条人命，这是耻辱！你去打仗，自己不流血就打赢了，这不是打仗，这是处决。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处决，而你连你在处决谁都不知道。"
然而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呢？他们的手段就不是谋杀，而像是决斗，是与数千名无辜者同归于尽。美国的复仇则是居高临下的轰炸。一枚号称"雏菊切刀"的巨无霸炸弹扔下去，就可以炸死方圆600米之内的一切生物。那么谁是比谁更加无耻的呢？强弱之分和这种手段的迥异又能不能反过来掩盖理由与动机？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在贝鲁特和开罗，那些喝着可口可乐的反美青年们，他们感到无法接受的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居然要去摧毁一个贫穷的小国"。一个不讲求程序正义的执法者，和一个盗亦有道的罪犯，这是香港黑社会电影里常常出现的对峙场面。那么我们选择支持谁？
在实质正义与行为手段之间，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和作为原罪的仇恨之间，理应一个都不宽恕。敢死队一样具有献身精神的恐怖分子，其滔天罪恶和对与文明底线的挑战，并不能因其敢于搭上自己的性命而有丝毫改观。而美国反恐怖主义的战争与复仇，也没有理由使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沦为居高临下的屠杀。尤其当美国国内的民权状况在战争的影响下，都受到来自国家安全名义下的打击和削减的时候。我们对于复仇者的支持是危险的。
伊斯兰世界的无数年轻人，就像是一出生就被告之"雪是红的"的傅红雪，他们每天反复的练习拔刀，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在冤冤相报的轮回中已经融为一炉。在"文明的冲突"的理解模式里，美国及其代表的文明势力，看上去就是他们的不折不扣的杀父仇人。而今天的美国也就像那个万马堂的堂主，在遭到复仇的打击时将每一个附近的高手都视为凶手，或者在草木皆兵的恐惧中像《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踏上复仇和找寻仇人的漫长之路。最终将自身拉入复仇的深渊，将两百年的民主政体绑上一辆危险的战车。
这不是不可能的结局。强势者的同态复仇，最大的可能不是把仇人拉到自己的水准上来，而是把自己降到仇人的水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