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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我的复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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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2 23:32: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93年的夏季,在经历了高考的失败后我选择了复读,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去读自费。然而复读的一年却使我获得了很多东西,让我终生难忘。

一、与之相关的几个人物

胖子

胖子当时远没有现在胖,但与我们相比已经脱颖而出,脸圆,腰粗,腿短,讲话尖酸刻薄而幽默风趣,然而胖子的人缘也非常好,这是他从高一到补习班一直稳占班长位置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胖子善于讨好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胖子这厮在不胖的时代还算得上英俊潇洒,胖起来后也并非臃肿不堪。在高一时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的千金看中了胖子,对胖子进行了热烈追求。胖子初尝男女情爱胆战心惊,到了他想去抓住这个机会时,却几乎造成了一个悲剧,当然这是以后的故事了。

胖子名叫卢金,又名“六斤”。

杆子

如果说胖子的大号尚可考证出处的话,杆子却是来源不明,有人问过杆子本人,杆子也含糊其词,说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这么叫,为什么也不清楚。既然本人尚无法说清,那么别人更为难知了,好比阿Q只能叫作阿Q,至于那个Q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却一直是个谜一样。

杆子曾经想做过文学青年,但文学青年没有做成,却骗到了一个文学女青年,据说杆子模仿某一文豪(可能是雨果)给出版商写的信,只有一个非常之大的“?”,文学女青年觉得如果不以“!”回复显然失去了这个故事的伟大意义,于是杆子就成功了。杆子远比我们幸运的地方是他有一个好老子,他的老子同杆子一样五短身材,出身于农民却心思机敏,正如某人说的:中国的农民是既愚味又狡猾,杆子的父亲充分发挥了狡猾的一面,早早就进军建筑业,利用那时的盲目政策和官员的贪婪大捞了一把。所以杆子不必象我们一样去复读,而是悠然自得的读了自费。

杆子在我的中学及大学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不能不提到杆子──谢占宇。

沥青

写下这个名字时我有些伤感,当年为了她我几乎和我最好的兄弟翻脸。当很多年后我们重新在一个小县城里找到了自已的位置和女人后再坐下来喝酒时,虽然不再介意于过去的龌龊,但总不能完全释怀──好在我们都没有得到她,否则在一起喝酒的可能性将近于零。

她叫田青,个子不高,不足一米六零,肤色黝黑,身材相貌说得过去,但也远称不上姣好,唯一打动了我和我的兄弟的地方可能是她的气质吧,记得我后来写过一首词,有一句是:清雪幽兰差相似,勉可形容。

沥青这个名字与她的肤色相关,当然这出自于胖子之口,所以我怀疑胖子这厮对她也曾有想法,虽然至今胖子每次都赌咒发誓绝不承认,可是一致认为胖子那是心虚的表现。

老马

有些人具有天生的适应生存的能力,无论他(她)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都表现出沙漠中的骆驼刺一样的惊人生存能力。他们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如同章鱼的吸盘一样牢牢的抓住任何机会──如果他们是一棵植物,将会把空气中的水份都吸收的一干二净。

老马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成绩当时只能算是中等*上一点,但高考时他的生存能力却给予了他巨大的帮助。他动作迅速的剽窃了一个女生的英语答案;考数学时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干净利落的拿走了另一个女生的答题卡;政治考试时他的夹带又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考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分。最后他如愿以偿的读了*师大,然而在短暂的辉煌后,他又故伎重演,在英语四级考试时找人捉刀,正如中国足球队并不是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一样,这一次使他一败涂地,完全没有了翻本的机会──大学里的劝退并不是象我的一个同学说的:你劝我退我可以不退。劝退其实有一定的强制力,那并不是绥靖政策。

二、十一年前的今天

1993年8月13日起,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六中没考上大学的、考上大学而不愿去上的学生,或是凭自已的成绩与实力,或是通过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断断续续的走进了一中的大门,幻想通过一年的努力,考上大学或是考上重点大学。这支庞大的队伍人员众多,素质参差(can、cha,这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说的)不齐,虽然学校制定了复读生的“分数线”,但依然有人能受到特殊的照顾,正如我们一个老乡对之赞不绝口的一句名言: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某些动物,更加平等。

傍晚热糊糊的阳光晒得每个人的脸黑里透红,大家都带着凳子,站在教室外面,班主任(又名老头)拿着花名册(上面有每个人的高考成绩并已由高到低的进行了排列组合),读一个人的名字,就有对应的一个人进入教室随便找一个空位坐下。我知道我的分数在这帮人当中应当是二十名以前,所以也并不太着急,但忽然听到了胖子的名字,顿时象被蝎子蜇了一下,因为胖子的成绩比我还要差,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我只是举起了手进行示意,但那仿佛中国足球队在被中田浩二攻入一记手球后的抗议,微弱得象是举手投降。班主任念到六十多人时,我才听到了自已的名字。我走到他身边,说:“错了!”他浑浊的目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射过来:“什么错了?”我说:“我是386分,怎么现在才念到我?”他一副毋庸置疑的样子晃着手中的成绩单让我看:“你看你看,那里错了!”上面复印得模糊不清的字迹上我是336分,我立即明白了:我那个8字被复印得只有半边了,可惜当时我没有一点幽默感,只是一个劲的说:“我是386,不是336!”老头很无奈的说:“都进去坐下了,啊,你说怎么办?”其实坐在那里我都无所谓,只是那种被晾在外面晒的尴尬强烈的刺激了我可怜的自尊心或都说是虚荣心。愤怒使我无所顾忌的说了一声:“他妈那个的”,抬头就进了教室。老头同样愤怒的盯了我半天,终于没吱声,继续往下念。

我的位置还算不错,前边是一个长发的女孩,从后面看身材窈窕,左边是一个胸部与身高不成比例的女生。闻着前面女生长发的幽香,瞟着左边女孩丰满的胸部,心不在焉的听着老头的谆谆告诫,过了十分钟我就无法忍耐了,老头做了我三年的班主任(学校的不成文法是班主任跟班走),不知为什么又派他到补习班来继续带班,于是我拍拍前边那个女生的肩(她正在专心的看一张破旧的报纸),她回过头来,眉目清秀,皮肤黝黑,一副愕然而惊慌的表情。我说:“报纸拿来看一下。”她转手递给我,回过头继续听老头讲话。她的同桌看不清什么样子,只是不断的低着头咳。

老头的讲话终于结束了,在我们看来,那都是无用的废话与套话,到这里都是为了考上大学光祖耀宗,学习的重要性每个人都会心知肚明,完全不用第三人来指手划脚。老头讲完后很自觉的站到教室门前,摸出一包一块一毛钱的红双龙烟,一边盯着我们学习,一边吞云吐露。

终于熬到了下课的时间,老头阴沉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身上徐徐掠过,随后就踢踢踏踏的走了。补习班的学生都明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真理名言,所以老师不在时不会象应届生一样出现鸡飞狗跳的现象,大家都在安静的学习。胖子转过头,向我摆摆手,我知道胖子的意思,就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侧着身子从狭窄的过道中向前边挤,等我到了外面时,胖子、包子和老鸨已经在等我了。

月色很好,至少使人有清凉的感觉,虽然热气还没有散去的意思。胖子提议到操场上走走,于是四个人从灯火通明的教室后面走向了操场。一切都很静,热气紧裹着身体,胖子尤其辛苦的擦着汗,发表了第一句讲演:“他妈那个的,没考上大学就是丢人”。包子一向沉默寡言,只是使劲的点头,虽然在月色下要看清他的附合是很困难的。胖子继续说:“这个暑假我基本上没有在家,见个人都是说,哎你家要出了个大学生了。妈的,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今年没考上”。老鸨也唏嘘了一番。我说:“他*的农民都是这个德性,你比他强了他嫉妒,你不如他了他瞧不起你”。这番话马上博得了胖子的同感,为了表达这种知已之感,胖子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盒“喜梅”来(这是新郑卷烟厂的出品,每包一块六毛钱,当时对学生来说属于高档烟了),每人发了一支,我们三人立即表示拒绝,因为那时我们还都不会抽烟。胖子又让了一次,我觉得如果不接受未免有些不给胖子面子,于是就在胖子的火柴上燃着了。第一口下去就呛得我连连咳嗽。胖子说:“抽下去后再吸口气,咽下去就好了”。果然第二口时就好了许多,但立即开始了眩晕。胖子很有经验的说:“你还没有瘾,以后就好了”。

以后果然好了,然而我也染上了烟瘾,到现在每天至少一包烟。后来我才明白了胖子当初为什么要引我下水──我在成瘾后经常是我给胖子让烟抽了。之所以详细的写这一过程,是胖子对我的人生产生过一些影响,那就是抽烟。

一个星期过去后,同学们相互都熟悉了。一中的,二中的,三中的,四中的,六中的都有,都是奔得一中这个名字和历年居高不下的升学率而来。我也知道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叫田青,四中来的,我左边那个女生叫孙慧,原来也是一中的,不过我们没在一个班,她在二班。她倒是知道我的名字,因为那时教我们两个班语文的王老师常以我的作文为典范,拿到她们那个班去宣读。对于王老师我现在还是十分敬重,不仅仅是因为在高考后他遇到我仔细的问我考试的情况,更是因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他的字虽然写得不好,但板书却是一笔一画十分工整。他曾说过:写错一个字是笔下之误,写错两个就是误人子弟,写错三个以上便是枉拿国家俸禄。因为我的一篇作文观点有些偏离主流,他在后边批了很长的评语,大意是这样在高考中不会得到高分甚至有犯政治错误的危险,最后写道:这样怎不令人忧心忡忡,在忡忡之后用了个括号,注着,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其实那篇作文也只不过贬评了一些时弊,但王老师的关心爱护之情和严谨态度使我终生难忘。

从8月13日到9月中旬以前,我们基本上处于一个不太平静的阶段,在这中间,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走了又来了。还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在临走前的时间里经常来叙旧,因为胖子的人缘极好,交际广阔,所以找胖子的人特多,胖子趁此机会参加了不少宴席大吃大喝,偶尔还能顺手牵羊带包没抽几支的烟回来,都是我们所不敢奢想的所谓好烟,比如硬包喜梅、哈德门,如果是小熊猫,那就简直比得上现在的软包中华了。因为刚开始我就和老头因为排座位的事情闹得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基本上是闷着头发愤苦学,决心要给老头点颜色看看。孙慧的胸也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蛐蛐这家伙老是在孙慧进教室时呆呆的看,然后说:“哎他*的好象那里绑有皮筋一样,会蹦!”

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这得益于我父亲长达四十年的语文教学生涯,我很早就开始看所谓的四大名著,初中时已经读完了原版的《史记》。父亲初中时对我的语文学习严厉要求,经常逼我弄那些如同天书般的语法结构。但复读后因为要辅导田青的语法时我再向他请教时,他很不以为然:“狗屁,语法你会做题就行了,学那么多干什么?”我试图说服他,于是就讲语法的重要作用。他更不以为然:“中国原先那来的语法?都是从外国引进的,生搬硬套!鲁迅、茅盾会语法吗?那不还是大作家?吕叔湘是搞语法的,你看他写的文章算什么?”可惜我那时没有听他的话,为讨取田青的欢心,自已拼命苦学语法,结果浪费了宝贵时光,最终使我的语文在第二年的高考中一败涂地。

高考后我们经常抱着当年的高考题热烈讨论,企图从那上面找到下一年出题的蛛丝马迹来。一天中午大家都在安静的学习,忽然几个人在激烈的争吵,一个魏同学高声说:“阴茎,阴茎,茎应当是读四声的”。当时我想这几个人脑子都有毛病,本来是在宿舍里说的话怎么拿到教室内里来了,而且还毫无羞耻,理直气壮的如此高声。马上包子就说:“不对,茎应当是二声”。然后包子就拿着一本书,举到我的面前:“你说应当是几声?”我一看就明白了──试题上写的是“引擎”,于是我笑笑:“问你小弟不就知道了?操,引擎你们他*的非要读成阴茎,你的小弟有那么大功率?”争论的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之后,突然意识到了引擎误读后的严重后果,于是放肆狂笑。所有的人都往这边看。焦点形成后就被定格了,老头不知什么时候阴沉着脸站在门口,说出了他一生中最经典的一句话:“都干的啥事?不想学了都给我蚂蜂蜇驴球──收家伙滚蛋!”

说实在话,将引擎读成阴茎,除了学生的无能外,老师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我们语文的老猪老师,按照王老师的说法,应当是枉拿国家俸禄者。他经常说我们的层次是参差(can\cha )不齐,他虽然知道末代皇帝姓爱新觉罗,却认为他的名字应当读做溥(fu)仪,然而这样的人却被评上了高级教师资格,按现在说法绝对应当是学术腐败。虽然当时还没有学术腐败的说法,可是老补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才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有这样的人当然不利于伟大目的的实现,胖子在此时积极顺应民心,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在某一日晚饭后,不声不响的溜到老头家,一一列举了老猪的罪过后,代表大家向老头提出了弹劾案,并指出如果老猪如果不下台将有导致大家高考失败的严重后果。

老头倒是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但老年人都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不赞成激烈的革命,所以老头只是安抚了一下大家的情绪,作了一个令人不可接受的演讲:“啊,有同学说*老师讲得不好,但是*老师也教了几十年了,也带过很多届毕业班,如果有什么意见,啊,可以向*老师当面提出来嘛。再说,咱学校也只有两个特级老师,还都不是教语文的,*老师是高级教师,别的我们也找不到了嘛”。老头言外之意是老猪虽然水平不怎么样,但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高级老师,并且老*巨猾打了个太极拳,把矛盾直截了当的放在了我们和老猪中间,意思是你们有什么矛盾直接发生吧,可别掺和我了。

老头的这番讲话不但被大家认为是“官官相卫”陋习的校园反映,更被认为是对大家不负责任的集中体现,无疑会引发起更大的愤怒。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先生给了大家无穷的力量与勇气。我的一个同乡在他的《高考凶猛》中讲述了他们如何通过有组织的群众签名运动驱逐班主任的故事,然而老补们都没有了那样的热情与冲动,我从父亲那里早就知道语文课如果了解了考试的方法、命题的形式与规律,那么对我来说学与不学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根本不愿参加这样反抗活动。如果老猪让大家自习,我就做数学题或是看英语,如果老猪喋喋不休,我就打算出去自习。

果然这一天到来了。

当老猪在喷着唾液对着我们背诵《长恨歌》时,我鄙夷不屑的看着他,当他背到“花田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时,我开始在收拾我的英语课本;当他背到“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今寒谁与共”时,我突然站起来,拿着英语书往外走。老猪停止了卖弄,万分讶异的看着我。我走到门口时老猪愤怒的说:“你干什么?”

我冷漠的看了他一眼,继续往外走。

老猪抓住了我的胳膊:“往那去?!”

我挣脱了他的手:“我要学英语!”

全班的焦点都集中在我们身上,胖子、包子和老鸨为了表示支持,发出轻微的笑声,老马在后边扯了一声长长的口哨,引起了连琐反应,跺脚,拍巴掌,人声鼎沸。老猪困惑的看着不安份的人们,我轻轻松松的扬长而去。老猪本来就红的脸涨成了紫红的酱色:“我敢保证,这样的学生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学语文你去学英语,学英语你去学数学,到底你什么也不会学好的──同学们,我们继续……”。

老头知道后找我单独谈了话。我说:“那么长的诗,那么多偏僻的字,他能背下来,只错了两个字,按说是可以接受的。不过那对高考有用吗?我现在要的不是语文,是英语与数学”。老头搞了几十年的应试教育,自然对此了如指掌,所以态度出奇的宽容:“不管怎么说你的方式不对,以后注意点”。

“注意点”自然是不加禁止,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语言,它既可以精确表达自然科学和严密精准的法律条文,也可以模糊的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于是老猪的课堂上的听众就变得越来越少,老猪倒也心平气和得如同大学教授:“走吧走吧,到高考你就知道了”。

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期中考试到来了。

我们的期中考试是全市最有实力的八所高中的联考,这样的考试当然能测验出一个学生的水平来,并可以初步断定他将来能否考上大学──至少在老师心目中认为如此。那一次的考试使我至今难忘,因为那是恢复我自信心的一次考试。对我来说那正如平型关大捷,对整个战争虽然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至少鼓励了士气,就象那次战役让中国人民知道了日本鬼子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一样,这次考试使我对以后的考试充满了信心。

那次考试让老头和老猪对我刮目相看。我总分全班第四,语文考出了全年级最高分──128(满分150),虽然老猪想压低我作文的分数,但90分的语文知识我考了83分,老猪也无可奈何。但老猪很快就想开了,并到处宣布:“我那个班里,有个语文成绩优秀的,这样的成绩在全市也少见!”

老鸨居然考了第一名,但很快就昙花一现。第二名我不记得了,第三名是田青,她各门成绩都不是很好,但总分却很高,实际情况说明,第二年的高考对她这样的人是非常有利的。那一次的考试涌现了语数外的三巨头,除了我的语文,还有魏同学的数学、朱同学的英语,和我的128分不同,他们几乎都是满分。那次考试也是我们三个人神话的开始,有人认为,如果能同时拥有我们三个人的梦幻组合,那么高考将如中国队的后防线处于巴西队的犀利的前锋之下,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个神话到了真正的高考时才被打破,我们三个同时缩水,全盘崩溃,至今我一直象楚霸王项羽一样固执的认为:非战之罪,命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4 17:43:45编辑过]
发表于 2004-8-12 23:43:3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想高中生活已是許多年之前的事,但細心回味此文, 總有一些雷同的感覺, 想必是少年十五二十時, 那個少年不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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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3 08:58:07 | 显示全部楼层

感动ing...

在将就和复读的选择面前,我做了逃兵,选了将就...

我的好兄弟选了复读...

现在我俩都感觉尚好,不知道算不算是殊途同归,...

只是回忆起当初兄弟并肩作战的情景,记忆中已是卷了边角,老的泛黄,一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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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8-15 14:28: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理想与决心及现实

期中考试之后,我也享受到了重排座位时的优惠条件──可以第四个选择教室里的任何位置。本来我是想着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以此向老头示威的,但我看到田青在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后,忽然作出了一个现在想来极为愚蠢的决定,过去坐在了田青的后边。田青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目光是复杂的,但绝对没有排斥,甚至有一些意外的惊喜。而包子和那个魏同学则坐在了田青的前面。

说实在话,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对学习都毫无兴趣,就象我现在在准备考研一样,并不是我对做学问有多大的兴趣或是有多么高尚的目的。教室内里墙上挂着不知是谁写的一副字“只有伟大的目的才能产生伟大的毅力”──纯粹是胡扯!比起这些我倒宁愿相信某一位勇敢的老师所说的:你们读书就是为了将来挣大钱娶美女。读书,实质上就是为了改变自已生存的环境,顺便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如果我不读书的话,将是一个标准的我所极为厌恶的农民,如果我不考研,我可能将永远被埋藏在这个小小的县城。我的父母就是为了不想让我做一个农民,才逼着我读书考大学;我的老婆也是不想呆在这个小县城里,才逼着我考研。我那时的理想就是要考上大学,然后无拘无束痛痛快快的玩上四年,这个理想虽然最终实现,但却使我后悔至今,并且可能要一直后悔下去。

既然有了这么一个理想,那么考上大学便是首当其冲的目标(首当其冲这个词用在这里绝对错误,这个成语曾经出现在高考试题中,所以我才记忆犹新)。其实在初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太差,只是到了高中后才开始急速下滑,经常出现在倒数第五名之列。高二下学期我有所醒悟,开始在学习中找到了打发时间的乐趣,可惜为时已晚。

通常人在经历过一次打击之后,往往会激发起雄心壮志来。比如犯人在被押赴刑场枪毙时,他一定会想:如果时间能回到过去,一定要好好做人。再比如我们坐在考场里一筹莫展时,也会想考试结束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然而这样的的雄心壮志往往会随着时间而灰飞烟灭。鲁迅早就具有战略性观点的指出:时间的流逝,会抹杀一切,只留下淡淡的痕迹。

中考过后,天气一天冷比一天,起初的热情也随着天气慢慢冷却。

如果经常关注香港娱乐信息的人,一定会知道那一年香港影视界的情况,三级片如同洪水一样泛滥开来(连张国荣都参拍了《色情男女》)。而且盗版能力极强的国人,往往是那边的影片刚刚上映,这边的盗版录象带就出来了,基本上是同步进行。

我们是每月过一次完整的星期天(让学生回家去驮运物资粮草),但也仅仅是一天,不象现在的双休。平时只是星期天下午可以休息,主要是让学生洗涤脏旧衣物。以前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半天也计入了自习课,但某一天结束了疲惫不堪的晚自习后回到宿舍里,张小棍和老马鬼鬼崇崇的回来了。两个家伙躺在床上满脸的兴奋,窃窃私语。胖子警觉性很高:“你们他妈的说什么呢,让不让人睡觉了”。小棍喜形于色的说:“嘿,六斤,我们看录象去了,真他妈的好看。”胖子不屑的说:“录象有什么好看的,是李连杰还是成龙的?”小棍摇摇头:“都不是”。胖子说:“那他妈的还有什么看头?”小棍看着胖子,仿佛夏瑜看着红眼睛阿义:“可怜,可怜,只知道李连杰与成龙──曹查理你知道么?”这下胖子倒茫然了。小棍得意洋洋:“不知道吧,你啥时候自已去看看就知道了。”胖子行使了班长的权力:“张小棍你他妈再不老实坦白,我可要去给老头说了。”小棍说:“得了得了,你没看过**片么?”胖子目瞪口呆:“你们去看黄带了?”老马哼了一声:“什么黄带,**片罢了。”

这一番讨论显然引起了所有人高昂的兴致。王胡(这厮因长满脸络缌胡且姓王故名王胡,系老复读生,据说参加过四次高考,尝于高考试场上酣然入睡)急不可待的问老马:“你们在那里看的?”胖子问:“**片和黄带有什么不一样?”老马说:“不显露那个地方不拍特写的是**片,反之就是黄带了,总的说来,**片艺术性强些,黄带观摩性强些”。王胡看老马不回答他的话,转而去问小棍。小棍说:“妈的街上那么多录象厅,那个里面不放这个?”

远远的从角落传来一个烦燥的声音:“张小棍你们说这个有意思没有啊!”是张小个子。

王胡鼓励小棍:“别管他,说说你们都看了什么?”。

小棍回击张小个子:“谁说看这个没意思,黄秋生(又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人!那一阵子我们认为曹查理、黄秋生=**片,基本上这个公式还是相当准确)说,看A片可以缓解性欲,还可以学习英语……oh ,yes ,oh ,no ,I am coming!”又回答王胡:“想知道你自已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到了第二个周末,胖子早上吃饭时,一边呼呼噜噜的喝着面汤,一边提议:“下午去看录象。”说着用眼睛盯着我们三个人。包子一向沉默,特别这些时间我和田青交往多了以后,他越发的沉默,当胖子看着他时,他并没有说话,老鸨倒是发话了:“看那个没啥意思。”我说:“啥叫没意思?光学习才更没意思。包子你去不去?”包子考虑了半天,说:“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

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边猜测着老鸨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边张望着街头的录像厅花里胡哨的广告。看来看去发现内容都大同小异,一律是香港艳情片。胖子看看表,指着写有”挡不住的风情”的一家果断的说:“就在这一家吧”,同时在老板热情的招呼下掏钱。以现在的物价水平衡量,那时看一场录象几乎等于免费:一块钱可以看四部片子。

进去后一股热呼呼的人肉气息扑面而来,因为有和男生宿舍类似的味道,所以我们都还能适应。里边放了十几条长板凳,已经没什么空隙。胖子对外面喊:“老板,没地方了。”老板拎着一把手电,雪亮的灯光挥来挥去,指向一个个空位:“这里,那里,哎,你、就是说你哩,挪一下,别占凭大地方。”我们三个人在老板找坐位时就盯着那台放在一张高高桌子上的21英寸彩电。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被一个英俊强壮的男人逼在楼梯上,女子惊慌的躲避更象是半推半就,随着男人的施暴渐渐的如痴如醉。我觉得口舌发干,看胖子和包子时,二人的喉头也在困难的滚动。胖子取出烟来,这次包子倒没推辞,点上一支抽了起来。

如果四部片子看完,根本没有时间赶上晚上的自习,所以最后一部刚看了30分钟,胖子有些恋恋不舍的再次看看了表:“走吧”。三个人走出来,被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然而都没有说话,都在拼命回忆着刚才的镜头。胖子感慨的说:“我还以为男女做那件事情趴上去就行了,原来还得来回动。”胖子看我们没应腔,问我:“你怎么不说话?”我笑笑:“妈的现在看街上的女人,都好象没有穿衣服的样子。”说完,三个人放肆的狂笑起来。

渐渐的这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我们班的男生每到周末就利用这半天时间去看录象,并且发展到为了将四部片子看完而缺席晚自习。规模也越来越大,往往是十几人同行。随后录象厅为了增加利润,根据市场需要,推出了通霄录象。通霄自然会加放一部不太长的如同老马说的观摩性很强的毛片,于是又让大家感慨了一番老外的家伙可以有那么大。在那个性教育含糊其词的时代,这些**片和毛片起到了性启蒙的作用,并且使胖子这样的完全无知者受益匪浅。然而正如鸦片既是毒品,也可以摆在药房里一样,毛片这东西也具有两面性,或是使张小棍、王胡之流缓解性欲,也可以使某些人性欲高涨。对于高涨的高中学生来说,除了用手解决,几乎没有别的办法。“几乎”并不是绝对,所以应届班的某一位同学就做出了令人绝对意想不到的行动。

如果他是去打了鸡,至多只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如果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发现,因为追诉时效公安机关将不能对其进行任何治安处罚。可惜那位高度近视的学生采用了暴力的手段,最终让我们学校及全部男生蒙羞,他本人到现在还因此为大家所不齿。

他的动机源于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时我们的宿舍不象现在一样,七八个人一舍,而是全班学生按男女分为两个宿舍,所谓的宿舍,也就是废弃的教室,或整齐或凌乱的放上三、四十张双人上下铺的铁床。教师子弟和一些有门路的学生当然不会住进这样的狗窝,他们有办法在学校找一间房子,为自已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所以我不禁再次为这句话而感叹──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某些动物,更加平等。

这位同学(虽然我对他也很不齿,但还是要称他为同学,因为同学这个关系一经发生就不可消失,就象一个人犯了罪仍然是公民一样。既然公民权不可剥夺,那么同学这个关系也不能消灭)发现了两个漂亮的女生单独同住在一间房屋内,更重要的是,门上没有锁。这两位女生显然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他人,她们可能认为学生、老师都是忠诚良善的,然而完全不设防为这位同学留下了一些遐想,这些遐想在第二年的五月逐渐演变成了行动。

据后来流传的可信度较高的说法,他在某一日的深夜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子,手里握了一把钝得割不动肉的尖刀,并用这把刀拨开了那两个女生的门──门只是用铁丝拧成的搭扣反扣着。两个女生已经酣睡,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头脑清醒的走开,即使被发现最多也就是个犯罪中止,并且会因未造成损害结果而免除处罚。然而他这时已不能控制自已的高涨。

应当说当时他还是冷静的,他居然能以高度近视的双眼在屋子里找到了一根绳子,开始有条不紊的捆绑两个女生的双脚。那两名可怜的女生还在睡梦之中,连脚被捆在一起还浑然不觉,直至他有了进一步的行动后才被惊醒。为保卫贞洁所爆发的力量惊人而可怖,一名女生朝他脸上发挥了猫科动物的一切特长,并因此留下了相当重要的证据;另一名女生以大无畏的精神紧紧抓住他手中的尖刀,因为用力过猛刀也被扭弯了,但双方却毫发无伤。他看到事既不遂急忙风紧扯呼,两名女生手忙脚乱之中急切不能解开脚上的绳子,只有发挥雌性动物的另一个特长,高声尖叫,好象巨大的玻璃从五十层的高楼上被摔下破碎开来。

第二天学校就张贴出了一份告示,大意是一名男生进入某二女生居住的房屋欲行不轨,二女生奋勇反抗,该男仓惶而遁,现场遗落棕色塑料花边高度近视眼镜一副,学校已掌握了一切重要线索,现敦促该男生自动投案坦白,可按校规处理,否则将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果自负云云。现在看来,这份告示也是明显违法的,这名男生的行为已经明显构成了强奸罪(未遂),学校应当积极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不能按校规处理即所谓的捂着,如果学校真的那样做了,则应当构成包庇罪。

这位近视同学再次证明了他的近视。“坦白从宽上山搬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话他可能听得多了,所以对这份最后通牒式的告示不以为然,并尽可能的消灭一切嫌疑,他次日早上未到校上早自习并买了一副崭新的眼镜,竭力装出若无其事事不关已的模样。第二天早上校领导逐班登记早自习缺席人员,并根据那两位女生提供的线索特征,一一进行排查。排查到老马时,因为老马和嫌疑人特征极为相似:高而且胖,高度近视,所以老马理所当然的受到了高度怀疑,反复被问那天为什么没上早自习,前一天晚上都干什么去了。被冤枉而极为委屈的老马怒吼:“我一向是不上早自习的!”我和胖子都为老马作证,老马在前一天晚上下课后在教室学习到十点半,校方为保证学生休息断电,老马和我们一起点着蜡烛,继续坚持到十二点半,然后才回宿舍睡觉。老头也证明老马一向不上早自习,因为他经常熬夜学习。未遂的那位近视同学仍未认清形势──既然老马这样的无辜者已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那么校方更有根据怀疑他了,如果他那时能及时坦白,校方一定能够做好双方的工作──做工作是中文的一个特殊运用,两个动词在一起构成了具有崭新含义的词语并被频繁使用──至多他负个民事赔偿责任,其他都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惜他仍是百般抵赖,象站在法庭上:“你们拿出证据来!”面对那副曾经属于他的眼镜他仍然负隅顽抗:“那不是我的──你们怎么证明那是我的?”最后校方只好请来了公安同志,面对制服动物他却屁滚尿流,丧失了一切勇气,事无巨细坦白得清清楚楚。

后来那位同学失去了消息,大家都猜测他可能是上山搬砖了。

当时我们自然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只不过会有些遐想,比如田青扭过头来和我讨论问题时,我也会情不自禁的用目光为她剥衣服,然后联想到录象里的镜头,去补充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这时候田青会有点儿娇嗔的说:“发什么呓怔啊?人家问你问题呢?这个句子是什么结构?”她说话的口气有点软软甜甜的,让我象喝了酒一样陶醉。于是我振奋精神,运用从老爹那里学来的一切语法知识为她作详而又详的讲解。

鲁迅被送到三味书屋时寻求原因时说: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我对田青产生了朦胧的感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年轻吧,也许是因为未经历过情爱的滋味吧,也许是将异性的好感误解为爱情了吧,也许是这种正常的交往当作爱情了吧,……照样也都无从知道。

与田青的来往多了以后,我不但知道她来自于四中,一个被公认为渣滓的中学,也知道她原来在那里的成绩经常是名列前茅,只不过那一年四中的升学率为0,根据0除以无穷大的结果还是0的真理,她也没有逃脱被淘汰的命运。其实她除了语文差劲之外,其他各科的成绩也相当优秀。

女孩子都喜欢吃零食,田青也不例外,我就经常看到她磕瓜子或是啃包方便面。在她吃零嘴时,有时也会给我分一点儿。这让我的新同桌蛐蛐非常嫉妒,经常进行无端的猜测,这猜测让我非常愉快,然而在口头上予以坚决的反击否认。一天中午我刚开始看数学的自学解难(自学解难是海淀区的老师编写的一套极好的辅导书,特别是数学,据说国家教委因为这套辅导书常常窥破了高考命题的意向而禁止出版),田青提着热水瓶拎着包方便面进来了,我殷勤的问:“没吃饭吗?”她说:“吃过了──饭里有股煤油味,没吃完就倒了。”说着倒了一杯水,捏了几片苦丁茶的叶子放在杯子里,开始边啃方便面边打开书。她吃了几口,想起了什么似的,掰了一块递给我:“吃吧!”我接过那块可能还沾有她的牙痕和唾液的方便面,放在嘴里咬了一口,至今还认为那是世上无双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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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16 16: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恐怖的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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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8-24 20: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农民。陈涉说:“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如果你的父母都是农民(或其中一方是农民),那么你从出生那天就是当然的农民。农民主要的职责就是种地,在我们这里一般是两季作物,春季是小麦(主要是用于吃饭),秋季则种些红薯、棉花、玉米、黄豆、绿豆、芝麻之类的杂粮和经济作物(能卖点钱补贴家用)。我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并在手上留下了骄傲的伤疤:初中时在打麦场上右手用镰刀误伤了左手,砍破了食指根部的一根血管,幸好镰刀早就锈迹斑斑,否则我就成了九指神丐;高中时收秋,在擦红薯干时锋锐无比的刀口毫不留情的削去了右手拇指的半边,还好没伤到骨头,后来总算残缺不全的基本上恢复了原状。记得很小时候,麦子刚拉到场里还没有垛起来,我和疲乏饥渴的父亲在干热白亮的阳光下呼呼喘气,父亲哑着嗓子说:“先放这里,吃完饭再来垛吧。”回到家里,母亲还在汗流浃背的烧锅,我们一个人喝了一碗冰凉的井水,突然起了一陈狂风,我跑到外面欢呼雀跃,享受那惬意的凉爽。母亲放下火钳,拿起杈就往外跑,跑着还厉声吆喝行动迟缓的父亲和我。没跑到打麦场里,豆大的雨点就摔了下来。打麦场里很多人都在慌慌张张的堆垛。原谅我找不到美丽的词语去形容那天的暴雨,我只记得在暴雨浇头时居然还会大汗淋漓,灰尘、汗水、雨水顺着头往下流,眼睛几乎不能睁开。麦垛堆起来了,雨也小了,所有人都在忧愁的看着湿透了的麦子,盼望老天快快睛起来,热是他们不怕的,他们怕的是糟糕了这一年的口粮。一个干巴瘦黑的老头对我说:“兄哩呀,好好上学呀,看看庄稼人都受里啥球罪!”(农村的宗族、辈份意识很强,我虽然年龄不大,现在回老家去,很多人都是我的孙子辈)父亲苦涩的笑笑,一语不发。

可是十一年前的我并没有现在这样的负罪感。

那时每月的生活费大约在四十元左右(需要说明的是这不包括饭票,饭票是交给学校粮食和加热费换来的),不是父亲只想给我那么多,而是再多了他也负担不起。虽说他每月还有相对于农民来说较为可观的工资,但我还有两个妹妹在读初中,加上常年卧病在床的祖母,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小的开支。尽管他和母亲几乎已经榨干了自已所有的油水,日子仍然难以为继。

如果学校的饭食能好一点(卫生与否是不能苟求的,我们吃饭时,碗底冒出一粒老鼠屎是正常现象──如果在夏天,苍蝇也是常见的动物──大家都习惯的用筷子挑出去,然后继续吃完),相对便宜的价格仍然能吸引我们,然而它的饭菜几乎是清水煮熟再放上盐,至于油只是象征性的有那么一点两点,象是观音菩萨用柳枝洒下的甘露圣水。1993年宪法进行了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了宪法,学校附近的居民借此东风,用自已现成的房子,建成了一个连一个的小饭店,主要对学生营业,学校的饭票在他们那里可以作为货币流通,于是我们经常光顾那里以改善伙食。在那些饭店中,老姜是公认的最高档的一家,因为他不但做饭,还会炒几样菜,家境优越的学生有时会踱到那里,要上一荤一素两个菜,慢慢的坐着喝几瓶啤酒。对我和老马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能吃上三两浆水面,便是最美味的享受,不过这三两浆水面对于当时的我们也价值不菲,基本上是到老杨那里,花上八毛钱,让老杨炒上两个鸡蛋,做碗炝锅面吃。

随着天气变冷,渐渐的夜长昼短,学校有些颇不宁静。校方为了保证广大师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大家都怀疑重心在师而不在生上),组织男生成立了一支护校队,配给红白大棒和手电,每夜轮流进行巡逻,我和老马分在同一组。

第一次巡夜颇为兴奋,老马拿着手电晃来照去,企图发现一对野鸳鸯来,我挥着红白大棒虚空劈刺。走到实验楼前边时,老马熄了手电说:“我去撒泡尿,你去不去?”说完便到黑暗处解开裤子,痛快淋漓的撒了起来。老马正撒得高兴,扑愣愣的一声响,尿水所及之处,鸡飞鸭跳,尖锐响亮的鸡叫,粗哑低沉的鸭鸣,立即乱成一团。老马吓了一跳,裤子上沾了不少光,他抖抖索索的装好家伙,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个鸡笼,有不少公鸡、母鸡、鸭子。

老马说着晦气和我一起往别的地方走,走了几步,老马说:”弄只鸡吃,如何?”我被他的异想天开吓了一跳:“这……行么?”老马大咧咧的挥挥手:“怕球!给他们巡夜,一分钱也不给,还耽误学习,吃只鸡算什么!”我的怯弱被老马的理直气壮驱赶得干干净净,于是回过头找那群可怜的鸡鸭。在雪亮的灯光下,那些两足动物诧异的望着我们,不知所措的不作一声。正当老马寻找最肥的那一只时,意外的看见了不少鸡蛋,老马嘻嘻的笑了几声,摸了四个揣在怀里,对我说:“走吧!”我说:“不弄鸡了?”老马说:“那目标太大。”我不甘心的说:“还有鸡蛋呢,怎么不拿完。”老马熄了手电,拉着我就走。走出很远老马才说:“一次拿完了容易引起怀疑,下次就不好干了。”从此我觉得自已与老马有天壤之别。


第二天中午我和老马偷偷跑到老杨那里,让老杨用那四个鸡蛋做了两碗炝锅面。因为没有用老杨的鸡蛋,老杨一共只收了八毛钱。

应当感谢老马没有杀鸡取蛋的一时善举,那使我们两个稳定的吃上了很长时间的免费鸡蛋,增强了我们急需的营养,为高考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见好人也有好报。只是有次我们从实验楼前过,看见电工的老婆在骂那几只母鸡不努力工作,吃的不少却没见几个鸡蛋。我和老马面无表情,快步而行,走出了很远忽然哈哈哈仰天狂笑。

这不算是偷么?老马说:“这个……读书人的事情,能算是偷么?”我很赞同老马的意见。

除了鸡蛋,还有豆腐。豆腐对于那时的我们也是难得的美味,不过没有鸡蛋来得如此方便及时,只有那么唯一的一次,能让我记到现在是因为老马的果断与机智。那天下午阴雨连绵,当时学校没有餐厅,说得坦率些,就是吃饭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天气晴好的日子可以席地而坐,碰到这样的倒霉天要么淋着雨把饭端到教室吃,要么就钻进食堂进餐。我和老马厚皮赖脸的进了大师傅们做饭的地方,因为天气已冷,苍蝇倒也不多。就在我们快吃完饭时,发现案板上放着两块又厚又大的豆腐。老马显然又打上了这两块豆腐的主意,吃饭的速度骤然放慢,两只小眼睛精光四射,瞄着在门口立着的几位大师傅。就在我想着老马能用什么方法将这两块豆腐在大师傅们的睽睽众目之下顺利劫走时,老马已喝完了稀饭,甩净饭盆上残留的汤水,将一块豆腐托在手中,把饭盆反盖在上面,用筷子敲着饭盆,哼着“苦涩的沙……”,大摇大摆的从那几个大师傅中穿行而过。

虽然晚饭已经吃得很饱,可是当老杨把那块豆腐做成了两碗鲜美可口的豆腐汤时,我和老马还是狼吞虎咽,连汤都喝光了。

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的事情,能算是偷么?当然不能!

不过不要把我和老马的品格想象得那么低下,我们也不是因为少了这些豆腐和鸡蛋就不能生存,重要的是好玩,而且我们都能为自已的行为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曹操给孙权下战书,第一句就是“近者奉诏伐罪……”,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都要找上一个漂亮的借口。我和老马当然也不例外,为什么要偷电工的鸡蛋而不偷其他老师的鸡蛋呢?因为电工在喝酒后给我们班修理那支坏日光灯,我们忍气吞声的让他站在课桌上影响我们的学习,那厮叉开双腿,皮带松松垮垮,从裤子没拉上的拉链那里炫耀他红色的内裤,胖子催促他快些干活,他就不满的从桌子跳下来宣布罢工,直到老头低声下气的向他说好话。至于大师傅们的豆腐,那就更有充足的理由了──他们每天至少要剥削我们三次,与之相比,我们拿回来的简直少得微不足道。

我们这里有句话叫作:“能人多吃四两豆腐。”看来老马就是真正的能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基本没有买过馒头,当然这也是老马英明领导的成果之一。市场经济开始之后,学校为了增强食堂大师傅们的责任心──我们一致认为是为了增加学校的利润──向外招商引资,吸收社会资金,又组建了两个食堂。这两个食堂刚开始搞那些时间,饭菜质量既好,价格相对也公道,所以吸引了不少学生惠顾,特别是他们蒸的馒头香甜可口,每次都供不应求。为了方便供应,他们就把馍笼抬到外边来,不再从那个小小的窗口销售。不过这样也充分发挥了国人劣根性的一面。学生们都是举着饭票众星捧月般将卖馍的那个女人──馒头西施──围在中间,馒头西施得意的高叫:“别挤别挤,一个个来!”我和胖子他们分工合作挤得一身臭汗举着馒头挤出来时,却发现老马一个馒头已经快下肚了。胖子奇怪的说:“你怎么搞的?这么快!”老马咽下最后一口馒头,笑呵呵的走到还在拼命拥挤的那群人旁边,手从缝隙里伸进馍笼,仿佛在自已家里一样随便的摸出一个馒头来。馒头西施只顾从拥挤的人手里收取饭票,根本就无暇顾及。

自从发现了这个诀窍后,我们班的学生就很少去挤着买馍了,只是经常发现馒头西施在馒头销售一空后苦着脸反来复去的数饭票。

虽然我们的行为不能算得上高尚,但比起某位老师来,只能算做是孩子们的游戏。学校的饭票是塑料的,据说为了减小磨损。但印刷厂为了降低成本,质量低劣不堪,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字迹模糊。那位老师为人师表之余,根据两个条件:一、学校的饭票具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流通性;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饭票比货币更容易防造。他深思熟虑了二者间的联系后,开始小规模的制造饭票,并利用职务之便投放市场。许多事情坏就坏在贪心上。就象我们无法解释腐败的官吏在占有了那么多的金钱后为什么不能抑制自已的欲望,理论上说普通人只需要其中很少一部分就可以一生衣食无忧,然而他们却依然蒙上眼在悬崖峭壁上狂奔不止。如果说可以解释的话,那个最后想做上帝的渔夫可能是最好的注脚。

这些饭票进入市场后,因为较小的数量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还不至于会引起学校饮食业经济上的崩溃,可能是他有了瓦房后还想有楼房吧,有了楼房后还想有别墅吧,也都无从知道,只知道他私下发行的数量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通货膨胀。

这件事的后果现在没有提起的必要,只不过当时让所有的学生震惊,那就是老师居然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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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4-8-24 20:14:04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其他的故事

至今我仍视学习为最大的苦差事。在我写这篇东西的中间,老婆多次横加干涉:“写这有什么用?能换钱么?”如果我没有什么反应,她就自以为道理充足的质问:“今天学习了没有?”自从去年的司法考试开始,我一直对她这句话深恶痛绝,然而在压迫之下(也是为自已前途考虑),我用了三个月通过了司法考试。这本来是我努力拼搏的结果,她却厚颜无耻的归为自已的教导之功。那次考试的胜利并没有使我解脱,反而膨胀了她更大的希望:“你以为考过这个就行了?小徐的老公去年就考上研究生了,你也得考。”并搬来了我的父母对我施加压力,老头老太太在为这样的儿媳骄傲之余,对我严厉要求。于是我只有在相隔了七年之后,重新温习我的大学英语,那滋味正象有宗教信仰的人被逼着吃肉一样。

所以我一直不明白田青孜孜不倦的学习的动力在那里,十一年后回想起来,我的记忆中她始终在埋头苦学,而且英语和数学相当出色。高中文科出身的人都知道,取得总分高分的关键不在于其他各科,而是英语与数学。很难有人能长期保证语文成绩的优秀,政治与历史也总是很难取得高分,仿佛那有一个瓶颈,到达一定的极限后再想突破正如山穷水尽后想去窥见柳暗花明的景象一样困难,不但需要实力,还得要有运气。

田青的同桌是王倩,讲一口掺杂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据说是因为小时候在外地长大的原因。她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不过是一所师专。显然她也属于心高气傲之辈,不屑于做一个小小的初中老师,于是便选择了复读,在我们心目中当然属于超一流的高手(现在终于回忆起来,那次期中考试的第二名便是王倩)。如果她不笑,倒也是还算标致,她一笑就露出非常难看的牙齿(我一直纳闷,她又不抽烟,为什么牙齿总是黑黑的还残缺不全),可怕的是她还非常爱笑,以为自已笑起来很可爱。我一看到她对我笑就极其恐惧,偏偏她还喜欢向我请教语文方面的问题,为了表示她的友好,总是露着牙齿微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做出很忧愁很抱歉的样子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于是她就收敛了笑容,十分怀疑看着我。

然而田青向我问起问题时,我非常热心而详尽的回答引起了王倩百分的怀疑,总是用失望而嫉恨的目光看着我们。随后有一天我就听包子说:“王倩对你有意见。”我很奇怪的问:“我又没有得罪过她,怎么会对我有意见?”包子说:“我也是听她们两个说的,王倩说沥青问你问题你什么都说,她问你你总是不愿搭理她。”一向沉默少语的包子能对我说这么多,我感到很惊奇,惊奇之后就发现了自已的愚蠢。但是对包子知道这么多也感到怀疑,因为他在我的前边坐,中间只隔着田青和王倩。

其实包子知道的远远比我多,他甚至知道田青的生日,家在那里,家里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打听出这么多细节来,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对他人隐私特别关心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只是觉得包子爱和田青嬉闹,自从座位调整后,包子和我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主要是围绕着田青进行。比如他对我说:“上午和沥青大压小,她输了还赖,我说算了,反正谁压谁都一样,她就不说话了。”包子和我说这些时,总带着兴奋。其实那时我也隐隐约约的感到了什么,但我们都不愿说破,都不想第一个捅破那层膜,结果就是争着讨好田青。

其实补习班的老补们并不是只会闷着头读书,也不是只会看看录象、做点无伤大雅的事情。经过期中考试后,心理上松口气的我们也逐渐相互熟悉,业余爱好也开始发挥出来。

张小棍的象棋曾得过全县少年组第三名,老马对象棋也颇有爱好,在张小棍未出现以前,老马经常杀得我们片甲不回。但遇到张小棍后,老马与小棍的对决常常只止于三十回合以内。非常不服气的老马经常找小棍:“再下一棋,再下一棋!”小棍的神气则好象是不屑于和别人讨论关于剑上学问的西门吹雪。老马死缠穷追:“再下最后一次,赢不了你以后就不和你下了。”

决战在下午第四节课结束后进行。不过老马并没有叶孤城那么光明磊落,他邀请了八九个人作为帮手,张小棍好象黄药师打全真七子一样充满信心,并不把那么多的三流人物放在眼里。然而老马的帮手并不限于支招,施展棋外功夫才是他们的目的。每当老马走错一步小棍准备痛下杀招时,老马就开始叫停,指着胖子说:“我不是这样走的,是他让走这一步。”胖子说:“我说的不算,你还走你的。”于是老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悔棋,居然支撑到三十招外还是毫无败象。不过小棍毕竟非等闲之辈,再走到二十步之后,十大庸手已是面无人色,小棍得意的眼光在厚厚的镜片后闪动,胖子这时高叫:“老将对脸了。”二十二只眼珠定睛看时,小棍不知何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不过也不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老马犯错了,或是围观者暗中安排也未可知),将与帅隔着界河,龟缩在自已的城堡里直接面对。老马顿时狂喜,在小棍的双车一马夹击之下,伸手就把小棍的老将抓在手中,于是大家一同欢呼:“赢了!”小棍受此上帝之手的打击,口单力薄的反抗:“我会走错?是老马你走错了吧。”然而正义永远是在多数人手中,苏格拉底当年不也是被认为一致有罪而票杀了吗?我们是十个人,小棍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最后胜利了,虽说有些胜之不武,但那毕竟是胜利,有道是: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所以以后小棍仍然要陪着老马下象棋,尽管以后老马还是每次必输,但总有骄傲的资本:“我下赢过张小棍!”──这家伙居然贪十人之功于已身。

不过这样的集体娱乐毕竟不多,大家也都知道自已在肩的重任是什么,只有体育课才是真正的休闲时间,可惜每周只有一节。

对于我们来说,体育课是可有可无的,也不象应届生那样有达标的任务(五项达标里我最害怕的就是引体向上,做到两个以后,纵然用尽力气也无法做第三个),所以很多人为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体育课也坐在教室里学习。教我们体育的老师对此从来不管不问,更不点什么名,只是看着人来了就发几个足球、篮球,然后和漂亮的女生闲聊。

我开始踢足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虽然到现在还不知道如何过人,但总算明白了越位、角球、任意球、手球、界外球,所以九八世界杯我和一个同学看比赛时,我总抢在裁判之前准确的报出判罚结果,最后他极为崇拜的对我说:“你简直可以做裁判了。”

那时我们还不能算是踢足球,因为人数太少,没有场地,经常是十一二个人分成两队,衣服放在守门员的两边算是球门,也没有边界,大家就在尘土飞扬的泥地上来回无劳的狂奔。我开始是被胖子、老马他们拉的壮丁,硬逼着凑人数做守门员。这个活对我非常悠闲,远远的看到球过来时就跑上去猛踢一脚,然后站在两堆衣服间悠然自得的抽烟。因为没有边界,老马得到球后就向无人的空旷处开一大脚,然后向球准备落地之处猛跑。老鸨这时就大喊:“出界了,界外球!”老马边带球边笑:“球!那来的界?界在那里?”包子通常是顶在我前面充当后卫,这时就冲上去和老马对峙。包子虽瘦小却灵活,老马基本上是晃不过去,只有看着包子从容的从他脚下抢断,然后回过身继续徒劳的奔跑。胖子一般在前二十分钟充当前锋,后二十分钟和包子换位。这倒不是他高风亮节的将出人头地的机会让给别人,根本原因是他喘如大热天的某种动物,跑不下去了。

在中学最正式的一场比赛是和高一的学生之间进行的。两个班同时在上体育课,可能是胖子与老马想打大赛的渴望促使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最终达成了高四对高一的对战,对方的体育老师自愿担任起裁判的重任。我也第一次从守门员的位置上走出来,依照胖子的安排,踢自由人的位置(亏得胖子知道那么多,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自由人)。

比赛刚开始我们就发现这班小家伙并不好对付,他们不但是速度快,技术也相当好,尤其是一个小个子,并不把我们高四三班的足球先生──胖子──放在眼里,带球过人如入无人之境。包子上前抢断,他只用左脚一拨,人从包子旁边窜过,带着球继续向球门前进──后来我总觉得这个动作和范大将军被过的那个球有点象,用专业术语说就是人球分过。我看势头不好,抬脚就向球踢去,他一闪一晃,我就莫名其妙的摔倒在地上。那个小个子直接面对着张小棍把守的大门,张小棍弯着腰张着手,蹦来跳去,企图混水摸鱼,那个家伙抢在老马、胖子、包子们围攻之前,果断起脚,球从小棍的档下穿了过去。老马和胖子举手抗议,向裁判报告对方犯规,理由是他把我铲倒了。裁判微笑着示意比赛继续。我其实伤得也不重,只是手上摔破了,渗了点血,站在场外。包子跑过来问怎么样,我说没事的。之后包子从后卫的位置冲了上去,对着那个带着球洋洋得意的家伙的小腿就是一下。

我估计他是摔得够狠的,趴在地上又冲出去好远。高一那班家伙立即过来围住了包子,胖子和老马一声吆喝,我们班的男生全部也冲了上去。裁判在中间拼命吹哨子,并判罚包子严重犯规,应当罚出场外。但这并不足以平息那班小家伙的愤怒,汹汹的两拨人越凑越近,没有一个人理会裁判。这充分说明了规则一旦被漠视、破坏时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裁判看到法治已经无能为力,于是瞪着眼恢复了教师的身份进行人治:“都想干啥?!想打架是不是?谁想打来我这里登个记,我给校长说一声,都给我滚蛋回家!”人治的方法立竿见影,马上两帮人都散开了去。我们的体育老师从女生中踱了过来,说:“体育活动么,难免有一定的危险性,谁受伤都正常。该包扎的包一下就好了么。”于是这场纠纷就被平息了。

包子替我踢的那一脚让我至今想来都觉得温暖。

然而这温暖并不能打消我当时对他的嫉恨。

天冷似一天,我们的生活真是再平常不过:下棋、踢球、看录象、吃饭、睡觉,当然更多的是学习。就在这一天天中,1993年的年终于到来了。

腊月二十三那天到学校看成绩,我从第四降到了第八,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语文只考了113分,我看了那么长时间的语法,居然会是如此。不过令我高兴的是我的英语与数学大有长进,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失落。田青是第一名,黑黑的脸蛋上洋溢着欢乐的笑。老马这厮考了第十名,倒也看不出他是不是高兴,好象这家伙对这不是很重视。他对我说:“中午到我家吃饭去。”我刚要推辞,他就说:“谁跟谁呀,走吧!”

老马的老爸也叫老马,很少说话,老马的老娘倒是一个豁辣人,老马介绍说:“这是赵志,我们同学。”老马的老娘就高声说:“那也是儿子。”又对我说:“我的儿子多着呢,你们这些学生,都是我的好儿子。你马叔不能喝酒,老娘我今天中午就陪你们喝几杯。”

老马的父母在一个服装批发零售市场(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这样的市场,那时都称之为贸易市场)租了两间房,一上一下,上边住人,下边作门店。老娘(应当叫刘姨的)虽然说的豪爽,只不过这生意越是年关越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陪我们闲聊的可能。所以和他们打过招呼之后,我和老马就从狭窄的楼梯里转着圈上了楼。楼上也是极为简陋,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张床,另一个角落里是一个煤炉子,旁边是案板。老马掏出盒喜梅,每人点上一支,老马就开始刷锅、洗菜,准备造厨了。我说:“老马,你不能不吸烟啊,烟灰都弄到锅里了。”老马眯着眼:“没事,这玩意儿消毒。”说着话老马就支起锅开始炒菜,油烟剌鼻呛眼,我站在窗口,头伸到外边拼命喘气。这时听见外边有个人在大喊:“老马!老马!”老马说:“你下去看看是谁。”我刚到下面,好象很熟的一个人:矮而且胖,戴副大近视眼镜,头发足有一尺多长。我正在回忆,那厮发出一声李小龙式的嚎叫,同时猛然一个摆腿。我立即知道这是谁了──乌鸦!我说:“他妈的你怎么弄了个长头发回来了。”同时对马叔和刘姨说:“这是我们的同学,在河大上学。”又对乌鸦说:“老马在楼上,走,上去吧。”这时刘姨说:“蛋大个娃儿也叫老马。”指着马叔说:“这才是正宗的老马。”乌鸦极不好意思的一笑,我这才知道他那声老马让马叔会错了意,弄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与误会。


乌鸦这厮以前不是一个好学生,估计以后也没有成为好学生的可能。我记得他以前在高三时非常骁勇善战,以好勇斗狠见长,经常将某一位号称“圣人”的同学欺负得见他就屁滚尿流。圣人比乌鸦高出一头还多,面对乌鸦的挑衅开始还作一些自卫还击,但经历过三大战役后,就非常害怕乌鸦,这使我知道黑道上的人物并不是靠武功的高低才能一决胜负,下手的狠毒与杀气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三大战役是:一、乌鸦和圣人在教室内隔着一张桌子口角,先是谩骂,继而互殴,圣人依靠身高优势,将乌鸦打得口鼻出血。课间操,圣人正在做第五套广播体操,乌鸦从后面掩袭而至,一记飞腿将圣人踢翻在地痛殴,圣人小负;二、乌鸦约圣人在操场单挑,圣人大勇无畏,赴约。二人对峙于操场边缘,当时还无围墙,下面是一人多深的田地。乌鸦说:“我数到十,你从这里跳下去──1、2、3……。”圣人续接:“四五六七八九十。”同时飞起一脚将乌鸦踢倒,乌鸦大怒,起身抱着圣人一同滚下悬崖,一顿拳脚,将圣人打得吃了几天的中药;三、晚自习放学,圣人骑自行车到某一昏暗路灯下,乌鸦手持皮带,只一下就让圣人滚鞍落马,皮带也同时断裂为两截。乌鸦拣起一块砖头猛砸,圣人第一次告饶。不过我同乌鸦的关系却是相当好,我第一次喝酒就是向乌鸦学的,在高三时我们两个经常一起看宿舍,时常凑点饭票和几毛零钱沽几两散酒,再买些蚕豆之物下酒。我诧异的看着他:“留这么长头发干什么?”乌鸦很牛的仰着头:“这你就不懂了。”说着上了楼,正撅着屁股炒菜的老马也大吃一惊:“我靠,老鸹你回来了!”


乌鸦就开始向我们吹他的大学生活:如何泡了一个湖南妞又分手了现在正准备勾搭一个四川妞,如何向一个体育系的老师学了一门祖传的绝世武学,如何在学校里威风八面无人敢惹,现在的散打功夫又达到了几流几流的水平,说得我们好不羡慕,等乌鸦吹完了牛,老马的菜也炒好了。安排坐下之后,老马喊刘姨先上来吃饭。刘姨从床底下摸索出两瓶酒来,吩咐老马倒酒,又让着我们吃菜:“别嫌不好啊,小波(从这里我知道了老马的小名)的菜炒得不好,忙过年内了你们再来,老娘亲自下厨给你们做菜吃。”我和乌鸦自然连连称道老马的菜其实做得已经很好了。刘姨又看着乌鸦:“你这娃儿去上了几天大学就学会这个了,看着恶心不恶心?男不男女不女的,从后面看还当你是小媳妇哩。”乌鸦只好尴尬的笑。刘姨撇撇嘴:“我那个侄儿子去年在哈尔滨住了两个月,一回来就说,东北的天气是特别特别的冷,让我一嘴巴打过去,第二天就不说那个特别特别了。”我们三个人一起笑。刘姨招呼我们吃了一会儿菜,自个儿倒了六杯酒:“儿子们都是第一次来,我给你们倒几个酒。”说完一手一杯,不住气的连喝了六杯。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敬酒的习惯是先喝后敬,不然会被认为是不礼貌。但这并不是说敬酒的和客人喝得会一样多,否则也失去了意义,喝一敬二或敬四敬六都是正常的。刘姨喝完六杯,倒了十八个酒:“老娘我是喝六敬十八,那个不喝的给我爬出去!”说完就盯着乌鸦看。乌鸦倒是很乖的喝完了,还把杯子嗍得滋滋响,示意自已多么干脆利索。刘姨很满意的笑:“这才象个男子汉。”我和老马也不例外,一个不少的喝了。


在老马那里吃的那顿饭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喝酒,当马叔上来倒过酒后,我已经开始飘了,那两瓶酒正式喝完,我已不知身在何处,连乌鸦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只记得和老马出去走了一趟,好象还打了几局台球,而后就在老马的搀扶下跑到一堆垃圾旁边开始翻肠倒胃的呕吐。吐过之后眼泪汪汪的不住倒噎气,老马给我捶着背,说:“靠,才喝多少酒就成这样了。”同时把一支燃着的烟递给我。我抽了几口,略为好了一些,说:“好了,我要回家了。”老马说:“这几天没事吧?”我说:“你有什么事?”老马说:“没事帮我一个忙,和我一起下乡去,家里还有些旧货底,我想拿到乡下去趁这几天处理掉。你放心,不会让你白白帮忙的。”我说:“咱们啥关系还用你说这个?你说吧,明天什么时候走?”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天色未明,我和老马一人蹬着一辆三轮就出发了,一个小时后,到了一个平日不太繁华的小镇上,我们打着呵欠,把一大块塑料布铺在地上,然后把那些杂七杂八的西服、夹克、童装、颜色各异的裤子放在上面。老马跑到炸油条那里买了一包油条,用他带的那个大号茶杯接了满满一杯开水,然后我们两个开始吃早餐。


到了九点多的时候,赶集的人流开始汇集起来,老马于是就开始了放声吆喝:“瞧一瞧看一看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新的衣服便宜处理了,二十块一件,新新的穿了过年。”我傻呵呵的站在那里,听着老马熟练的吆喝,动了几下嘴唇,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好给老马打个杂,帮着收钱招呼什么的。到了中午时已经处理了三分之二左右,于是老马再次打出价格战:“哎,来看看啦,新新的衣服,十块钱一件。”立即吸引了大批人来围观。一个头发蓬乱的中年农民拿起一件西服:“这也十块钱?”老马说:“这件不行。”农民说:“你不是说十块钱一件?”老马说:“你看,这是正宗的武汉货,你再看这料子,纯正的毛料。”说着用手里的烟头比划着:“烫都烫不坏的。”又要把烟头给那农民:“不信这位大哥你试试。”农民急忙向后退了几步:“这可不敢试──那你说得多少钱?”老马看了看衣服,很惋惜的说:“最后一件了,到这个时候,算三十五好了。”农民说:“十五块。”老马说:“最少最少得三十。”农民坚持:“就十五。”老马说:“看你老兄实心实意想要的份上,二十八算了,这是进价,再少就赔本了。”农民说:“十八?怎么样?”老马劈手夺过来:“那你到别处再看看吧。”农民说:“你做生意也太死劲了。”说完做出要走的样子,老马并不理他,继续向别人推销:“来来来。看一看试一试,试试不要钱的,呵,十块钱一件,等于白捡啊。”农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兄弟,给你加两块,二十咋样?”老马依然毫不理睬:“最少二十五,不还价了。”农民腆着脸:“二十三行不行?”老马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算服了你老哥了,好吧,赔本赚吆喝,给你给你。”我小声对老马说:“这不赔本了?”老马说:“几巴,进价才十二块。”


凭着老马的如簧巧舌,将历年的旧货基本上销售一空,不过最后老马要给我算报酬时我拒绝了。过意不去的老马送了一套西服给我──自然不是进价十二块的那种,不过看上面的标价一百多元,大概也就价值五六十块钱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4 17:35:2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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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4 17:41:41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喝酒的故事

正月初八开始正式上课,尽管老头一再强调收心的重要性:“不要还想着过年的事,啊,年都过完了嘛,要安住心学习。”不过老头说他的,我们想我们的──初八过后一个星期就是十五了,不过十五就意味着“年”尚未终了,所以还要趁这个时间好好再放松一下,好从“年”中间摆脱出来。再者不放松也是不行的,因为大学开学都比较晚的原因,许多同学都到学校来看看昔日在一起战斗过的兄弟。不过胖子却并不领情:“都他妈的是来炫耀,不让是上了个破自费吗?有什么好牛B的。”胖子这是对杆子说的,杆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看你说的,连来看看你也不兴?”胖子轻蔑的说:“你娃子不是到这里来露个能那是干啥?”杆子急忙掏出盒云烟递给胖子一支:“吸一个。”胖子这才不再说话,美美的深抽一口:“是比红双龙好吸些。”杆子说:“看你说的,五毛钱一支呢。”

当时我们是在教室的东山边站着说话,老头正好准时的到教室里监督我们学习,看见我们几个人立在外边,满脸不高兴:“谢占玉你回来了?”杆子慌不迭的给老头让烟。老头拿过来看了看:“啊,还是好烟呢。”杆子讨好的给老头点着火。老头于是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就说:“谢占宇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现在整天玩都行,他们可不中。别说那么长时间,啊?”我们几个连连点头。看着老头进了教室,杆子对胖子说:“明天你们到我家,咱们好好聚聚,我现在走了,看见老头就不得劲。这个老头,还是那个样。”

第二天我和胖子、老鸨、包子、老马开到了杆子家,我们到时,乌鸦和大头、钉已经在了。杆子的老爹老妈回老家养老去了,他和哥、嫂住在一起。杆子的嫂子非常热情,没有一点阔人的架子,我们几个人在杆子的房间里打牌,杆子先是大喊:“嫂子,拿开水。”于是嫂子就拎两个热水瓶送到楼上他的房间。一会儿杆子又喊:“嫂子,茶杯!”于是嫂子又送茶杯。没过一会儿杆子再喊:“嫂子,茶叶!”老鸨这时看不下去了:“算了吧杆子,我去拿,别麻烦嫂子了。”杆子说:“没事没事。”嫂子很快又把茶叶送来了,笑着说:“占宇看看还少啥?”杆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不少什么了,你去做菜吧。”老鸨感慨的说:”杆子你嫂子的人挺好啊。”杆子说:“她就是那样的人。”仿佛那是天经地义一般。

胖子、杆子、包子、老马在打牌,我们几个人无事可做,就认真的审视杆子的房间。乌鸦突然发现了什么,用脚踢我一下:“我靠,一整箱剑南春!”钉也看到了:“不知道真不真?”乌鸦说:“球,打开尝尝不就知道了?”大头说:“不跟杆子说一声就开?”乌鸦说“给他说,他就不让开了。”说着眼疾手快的撕开上面的胶带,抽出来一瓶,当杆子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把盖子拧开了。

杆子手里捏着一把牌,蹦了过来,象乌鸦闯了滔天大祸一样:“你怎么拆开了?”乌鸦说:“酒不是让喝的,是让看的?”杆子甩着手,咂着嘴说:“这是送礼的,你看你,这咋办?”乌鸦把酒递给他:“那你看着办吧。”杆子想了半天,倒了一瓶盖,先喝了一口:“既然打开了,那就喝了吧,别的可不能动了。”胖子眉开眼笑,夺过瓶子,也抿了一口:“还是第一次喝剑南春呢。”杆子说:“就这一瓶,不准再拿了。”又说:“这真是给别人送礼的,等我哥回来咋交待?”

其实杆子的哥并不象杆子那样把区区一瓶剑南春看得多么重要。中午开始吃饭时,杆子的哥回来了,他长得倒与杆子极为相似,一进门就热情的招呼:“坐!都快坐下。我给你们倒个酒!”杆子有点发怯的说:“都想尝尝剑南春,所以开了一瓶……。”这时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都尴尬的站在那里不动。他哥摆摆手:“喝!酒就是让喝的,能放那里看?”这时我发现他的思路和乌鸦倒有几分相象。他哥掏出一包玉溪来每人发上一支:“我一会儿还有事,先给你们倒个酒。”说着拿过个玻璃杯,把烟盒横着放在杯子边:“咱们也不立正,也不卧倒,就来个中间数。”掂起酒瓶咚咚的倒得与烟盒相平,自已先端起来一口喝干,皱着眉急忙喝了几大口茶,又拿起筷子夹了几口菜,对胖子说:“应当是过去倒的,隔着桌子失礼些,地方小,兄弟你包涵着。”胖子急忙站起来:“哥你说那里了。”杆子的哥还是倒得和烟盒相平,又略添了一些,说:“这点算是哥敬你的。”胖子接过来,学着杆子的哥那样一饮而尽,紧闭着嘴,连话也不说,举着个空杯子向杆子的哥点点头表示感谢,杆子的哥说:“兄弟爽快,坐,快坐。”胖子坐下后憋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来,低声对我说:“*,刚才差一点就吐出来了,喝得太猛了。”

杆子的哥倒完了酒,对杆子的嫂子说:“给我取三千块钱。”又对我们说:“你们慢慢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们了,下次再来了咱们一起好好喝。”于是大家都站起来表示挽留,仿佛自已家里的客人要走了一样。杆子的哥说:”我真的还有事,不能陪了。”又对杆子说:“酒不够了楼上你那屋里还有。”杆子的嫂子笑着说:“有啥关紧事?无非是来个牌,慌得跟个小三一样。”

杆子的哥走了以后,气氛就活跃多了。乌鸦说:“杆子,开你瓶剑南春你哥都不说啥,你有球不愿意的?”杆子说:“你们不知道,看你们都在这里,他能怎么说?能好说不让喝这个?”胖子拿起杆子的哥放在桌上的烟:“杆子,这烟多少钱一盒?”杆子说:“恐怕四十多吧。”顿时大家都很惊讶。老马说:“靠,那一根不顶两块多钱?”杆子很NB的说:“我哥他们来一回牌输赢都得好几千,人家比咱NB。”胖子说:“你们家可真是NB,那你说到你家喝个剑南春也属于最低档次了?”杆子说:“看你说的。”急忙转移话题:“酒怎么喝?”

那时我还不会划枚,我是读大学后才向胖子学的划枚(也就是猜拳),因为基础差,所以到现在还一直是老五魁(也叫作五字枚)。酒怎么来自然是按约定俗成的打通关了,问题在于一枚几个酒。为这个胖子和杆子争执了五分钟。最后钉说:“倒两杯酒,谁喝了谁说的算数。”胖子捏起两杯酒,很响亮的喝完,伸手对杆子说:“一枚双响,六枚过。”杆子悻悻的说:“你一看是剑南春就喝的快。”说着两个人就开始猜拳。没轮上的人于是开始吃菜、喝水、抽烟、闲聊。没过一会儿胖子就不满意了:“你们都观战,观战。”好象那是两大高手的对决。

那次我和钉是第一次见面,那家伙当时在某个工科大学就读,很豪爽很义气的样子,这使我们一见如故,也为四年以后钉的一个不幸事件奠定了基础。

1998年我大学毕业,在家闲极无聊,正好某一日得知香港快译通要来河南和建业队踢球,于是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杆子。杆子当时也还没有上班,隐于卧龙先生曾居之地专心炒股。他得知这个消息自然喜出望外,决定到平顶山市去看球。我说:“那不行,我没钱。”杆子慷慨的说:“没事,我去取点,喊上胖子。你们只负责到了以后的打的的钱就行了,其他我管。”于是我们三人临时起意,坐上了去平顶山的巴士。在车上杆子兴奋异常,说已经给钉打过电话了,去了就找他安排食宿。我说那个钉?杆子说你不记得了,就是那年在我家喝剑南春最后吐到鸡槽里的那个。听到这个消息,我和胖子分外高兴,因为钉是那样的豪爽大方,去了以后一定能安置得舒舒服服。杆子坐在车上已经想着晚上到了以后怎样点菜了,我记得杆子最想吃的是醋焖鸡。

到了平顶山以后,钉早就在他单位的门口等我们了,见后先是埋怨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他,又说一起去吃饭。饭局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奢侈豪华,他们单位旁边有很多的饭店,因为是夏天,都把桌子摆在门口。钉说这里的菜做得很好,我们三个自然不能提出别的要求,胖子说:“看那个老板长得象潘长江不象?”我们看去,都忍不住笑:矮胖,头发不长,中间可笑的留了很长的一绺,而且是趴在额头上。杆子说,那就在潘长江这里吧。于是我们五个人(还有钉的一个同事)就过去挑了一个地方坐下。旁边桌子上坐了两个人,点了几个菜,在慢慢的喝着啤酒。

我们喝的是度数很低的宝丰老窖,五个人喝了四瓶以后意犹未足,于是钉又要拿酒,杆子和胖子都拉着他不让去,钉的力气很大,挣脱后踉踉跄跄的走了。我和杆子一起到阴暗之处方便,回来的时候就出事了。
我记得只看到钉吼了一声就将邻桌的一个人放倒在地上,他的同事扑上去用脚猛跺。胖子歪歪斜斜的上去想拉开他们,钉卡住胖子的脖子猛推,胖子仰面倒地,钉抬脚欲跺,杆子上去拉住钉,第一次叫了胖子的名字:“钉,这是**啊,是**!”钉迟疑了一下,幸好还认出是杆子:“是**?”转过身去继续痛殴躺在地上那厮。和被钉和他的同事猛揍那人一起来的朋友这时看不过去,想上前拉架,钉抱拄他,两个人同时倒在地上,几个翻滚下来,共同跌入了路边的水沟里。

旁边吃饭的人早都吓得远远的躲开,潘长江急匆匆的跑过来:“别打了,都别打了。”我和胖子、杆子也上前拉架,总算把他们分了开来。钉被冷水一浸,好象也清醒了些,赤着一只脚,湿淋淋的从水沟里看爬上来。胖子看到潘长江进店里拨电话,低声对杆子说:“快走!”围观的人们很自觉的让开一条路,我们五人昂着头,钉赤着一只脚,大摇大摆的走了。

如果是真的走了也就好了,走出很远之后,胖子说:“糟了。”钉问:“怎么了?”胖子说:“我的包忘在吃饭的地方了。”这时我们才记得胖子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公文包。钉说:“走,回去拿。”钉的同事说算了,别回去了,万一对方再找人来吃亏了不划算。杆子也说算了,一个包值不了几个钱。胖子忧虑的是他的身份证在包里面放。钉说:“怕球,回去拿。”说着转身就往回走。我们不放心,都陪着钉回去。

走到饭店后,钉对潘长江说:“我们的包呢?”潘长江说:“在这里,给你。”胖子过去接过来。钉说:“饭钱明天给你。”潘长江的眼睛往别处瞟着:“中,中,都是熟人了。没事的。”这时过来两个警察,对钉说:“你先别走,跟我们到所里去一下。”我们几个都愣住了,都是第一次跟制服动物打交道,不知如何是好。我对警察说:“没有证据你们怎么能抓人?”后来听胖子说我醉得厉害,嘶喊的声音很大。警察说:“那你是证人了?要不你也到所里做个证?”杆子从后面拉了我一把。我虽然醉也知道决计不能和他们一起走,于是就不再吱声,警察对被钉和他的同事揍得鼻青脸肿那位说:“你看看还有谁动手打人了?”钉的同事看到警察早不知窜到那里去了,那厮倒也也能分出个青红皂白,老老实实的说:“还有一个人,不是他们仨,他们仨没动手,只是拉架的。”警察说:“你明天也到所里来。”然后带着钉上了车,一溜烟的走了。

我们三个人不知往何处去,看球虽然是第二天晚上的事,这时也被抛在脑后,只是拼命的想怎样才能解决这件事。胖子埋怨杆子不该来看什么鸟球赛,杆子抱怨我给他的信息,我埋怨胖子不该回来拿什么烂包,至多值十块钱,现在钉被抓进去,十块钱肯定是不行了。我们相互抱怨了一通,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钉被抓进去了,钉的同事跑路了。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除了我们三个,连可以诉苦的人也没有。杆子说,钉被那个派出所抓去也不知道,怎么办?胖子说,不然我去打听一下,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和杆子坐在昏黄的路灯下,眼皮涩得要死。等了半个多小时,胖子慌慌张张的跑着回来了,我和杆子急忙问:“打听出来没有?”胖子面有余悸:“我靠,差点我也回不来了。”

原来胖子问出了这一带的派出所在那里,并乘着酒意,胳膊下夹着包,象李玉和一样走了进去。所里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里面坐一个警察,地上蹲一个人戴着铐被问笔录。胖子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一下,警察抬起头,胖子镇定自若的说:“我是**集团保卫科的,听说我们有一个同志打架被你们带过来了,过来看看是怎么会事。”警察急忙放下笔,站起来和胖子握手寒暄,听胖子说了打架的地方,说:“你说那个地方不属我们这里管,那是***派出所的辖区。”胖子连声道谢,说完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时,警察说:“你站住!”胖子回过头,并没有慌乱:“还有什么事?”警察说:“你身上的血是那里的来?”胖子被钉放倒在地上时背后沾了不少泥水,在灯光下看来有点象是血水,终于在火眼金睛的警察同志面前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胖子乱了方寸,说:“那不是血,不是血,是泥。”警察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科的?科长叫什么?”说着拿起电话:“电话是多少?”胖子结结巴巴的说:“我……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是NY市的,来这里找同学,同学和别人打架了。”警察说:“你的身份证呢?”胖子拉开包,从一个大裤头和一个小裤头中间取出身份证,恭恭敬敬的双手递给警察。警察看了看,说:“什么你是NY市的,你身份证上明明是郑州!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胖子说:我是学生,今年刚毕业,户籍刚转回来,还没有换身份证。”警察打量了他一番,谅他也不是杀人放火之徒,把身份证摔给他:“走吧!”胖子深恐警察反悔,三步并两两步走出了派出所,出了大门不远,立即狂奔起来。

我和杆子先是大笑了一番,胖子很不情愿的说:“我靠,要是你们,连个办法也生不出来。”于是我与杆子急忙又夸胖子机智勇敢。胖子说:“有烟没?”我摸摸身上,没了。杆子急忙跑去买了包许昌,每人点上一支,继续想办法。

胖子打了个呵欠:“再大的事现在也没办法了,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说吧。”于是就开始找饭店,第一次找的是**大酒店,杆子问了一下,三人间居然要二百多块钱。杆子说:“算了,再找一家看看,这太贵。”出来后,胖子说:“这个时候了上那里找?”杆子说:“明天为钉的事还得花钱,我来的时候拿的也不多,住一晚上花几百不值得。”因为这个还算可以成立的理由,我们最后找了一个小旅社,每个人五元钱。进了门,已经有两个人睡下了。我们拉开电灯,躺在床上,那两个人醒了,揉着眼不情愿的想发牢骚,一看我们三个人,还都是年轻力壮的,只好忍气吞声的用床单子蒙住头。我们三个开始谈论钉如何的勇猛,又商量明天如何解救钉,一直到三点多才睡着。那两个人敢怒不敢言,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忙退房走人。我们一直到快十点才醒,杆子摇着我们快起来,说要去跑钉的事情。我睁开眼:“这是那里?”杆子说:“那里?平顶山!”我这才对昨天的事情有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印象。

一路打听着到了***派出所,这时钉的同事不知从那里冒了出来。胖子一见到他就不高兴:“昨天你怎么跑了?”那厮吱唔着说:“不是的,我以前打过架,在所里有前科。”又说:“你们去看看,看现在什么情况?”我们三个人走到了派出所门口,商量着由谁进去。杆子说:“六斤你昨天就很有经验,我看还是你去好。”胖子说:“那不行,昨天是我,今天轮你打头阵了。”杆子说:“我肚子疼,想拉肚子。”胖子说:“那你去拉吧,拉完了再去。”杆子向一片高秆作物中走去,胖子轻蔑的说:“这家伙就是胆小,今天非让他去不可。”过不了多长时间,杆子回来了。胖子问:“拉完了?”杆子说:“找不到地方,先忍一会儿。”又说:“我去买点烟拿上。”杆子去买烟时,胖子不屑的说:“我就知道这家伙是装的。”


杆子用一个袋子装着两条帝豪回来了,仿佛生离死别一样对我们说:“你们等着。”然后义无反顾的走进了派出所的大门。没过多长时间,杆子依然提着烟出来了。我问:“怎么样?”杆子说:“人家说不让见,给烟也不要。”我们三人走到路边,和钉的同事一共四个人一起商量,钉的同事说:“我们厂里保卫科有一个人和这里派出所熟,不如去找他。”胖子说:“那你去叫他来帮个忙,我们又不认识。”

没过多长时间,钉的同事带着一个高而且黑瘦的人来了,杆子急忙拆开一条烟,取出一盒递给他。那人也不谦让,对杆子说:“你和我一起去。”

他们两个去了,我们三个人在路边等。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他们出来,钉的同事说:“你们去看看情况?”胖子很不情愿:“再等一会儿。”又过了十几分钟,钉的同事又在催。我说:“我去看一下。”
我进了派出所的门,看见杆子和保卫科那人在所长室正谈话,杆子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进去。于是我退了出来。

钉的同事迫不急待的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他们还在说。”又对钉的同事说:“昨天和你们打架的两个人也在,你还是走远点,别让他们认出来了麻烦。”那厮连连称是,一会儿就躲得踪影不见。胖子说:“那两个人真去派出所了?”我笑笑说:“假的。这家伙在这里碍事,一会儿就让去看看,想个法把他支走,不然吸烟还得给他让。”胖子也挤着眼暗笑。

十一点半左右,杆子和保卫科那人出来了。我们问:“说好了没有?”保卫科那人说:“事情也不算大,我和所里说了,不作治安处罚,只是对方说丢了一个传呼机,得两千多块赔。”胖子说:“那是不是讹诈?”那人不满意的看了胖子一眼:“我看不象,人家说钱包丢了,后来又找到了,真是要讹人不也连钱包说上了?”我们急忙称是,然后就担心这两千多块钱怎么弄的事。杆子说:“钉说了,他的房间里有钱,你们两个去找找,我和这个大哥在这里等你们,尽量上午就让钉出来,别让在里边受罪。”我和胖子赶回钉的住处,一阵翻箱倒柜,钉的钱什么地方都放,连一本《鹿鼎记》里都夹了五百块钱。我们搜集了大约有2000多块钱,急急忙忙赶回去,和杆子们一起去赎钉。

钉坐在一张木椅上,右手被铐在椅子上,杆子和保卫科那人去付钱,我和胖子去看钉,钉隔着窗户对我们坚强的笑,挥挥手,说:“没事的。”这时潘长江也跑来了,手里举着钉昨晚掉进水沟里的那支皮鞋,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鞋,钉的饭钱还没有付给他,这才是他关心的。杆子赔了人家的传呼,又给潘长江缴了饭钱。钉的铐也打开了,穿上鞋,依然精神焕发。

这件事现在依然是我们的谈资,问起钉为什么要和人家干架时,他也说不清楚,只好说是可能喝太多了。只不过再议起来的时候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其中狼狈不堪的成份,夸大了自已勇敢机智的一面罢了,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能放到阳光下的劣根性。

自然,当时我不会知道五年以后会发生这么多故事,只是认为钉是个很豪爽很义气的人,和他猜拳,他输了很自觉的举杯就干,赢了也会主动替你喝酒,绝不会象胖子与杆子一样,为了杯酒之争嚎得声嘶力竭。当然太豪爽的人下场都很悲惨,钉也不会例外,所以最后他对着鸡槽连连哽咽着喷吐未充分消化的食物和酒水时,胖子、乌鸦都充分表现出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虽说不是落井下石,但他们幸灾乐祸的笑让人感到了兔死狐悲的凄凉。杆子搀扶着钉洗脸嗽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家里发生的,杆子的嫂子忙不迭的过来问:“占宇,怎么让你同学喝这么多?”杆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心情太高了,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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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6 15: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写的颇有趣味,只是太长了,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完,原来“癔怔”是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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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6 20:36:38 | 显示全部楼层
汗,我光拖滚动条就拖半天了,风兄好记性,貌似93年我还在初一二混着,可是我已没有特别的记忆了,再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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