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最早武侠作家追寻

半剑飘东半剑西

       张大怒反索，其人疾驰。张奋力迫之不能及，直至古庙而止。其人非他，即前此所遇之异人也。
       异人，人呼为孙瘤子，受张师无垢和尚之托，来此援张，令归红莲寺从其师。

       抵鲁后，曾数入抚署。初见马通于二女，颇憾郑张之既杀其父，复娶其女，似此无行,何以无垢以张为徒。
       及闻张告郑之语，始知张之义侠，而于郑仍恶之。
       一日复闻马述及郑张之真姓名，二女痛哭求复父仇，马慨然允之。
       行时遇赵承规，知其奉师命潜来护马，技出张上，虑张遣其毒手，设法引之相见于史卜存许，无非为张地也。

       今马既不念异姓兄弟之义，自以除之为快，免为自身后日之累，始以计使郑张移居旅舍，别遣人引兵围之，扬言捕盗，径执郑门外戮之，张以购衣幸免。
       欲阻其更去，乃伪攫其衣，引之庙中，劝以有赵承规在，万无逞志之理，不如从师命西行之为愈。

       张虽极感其援手之恩，然于义兄之仇，志在必复。
       孙无如何，许为代收郑尸而已。

       小柳因张在逃，必欲马擒置之法。马亦惧张报复，缉捕甚严。
       张不从孙言，三次往刺，皆为赵承规所窘。自审不敌，废然而退。

       往见史卜存，问马非良吏，赵果以何因缘，护之如此。史曰:“此亦自有因缘。赵之师，沈栖霞炼师也。六十年前，沈一幼弱之女尼耳，遇雨投宿马氏。马父见其美，欲行非礼，赖马母力救而免。今马有难故遣徒护之，所以报马母也。复仇不在一时，子姑待之。”
       因赠以缅刀一事，珍重再三乃别。

       张心仍不死，复往刺之。赵怒斥之曰:“何不自量！再来，汝且无幸。”
       张不得已，遂回红莲寺。

       三年，马升任江督，时无垢已死，续任住持者为知圆。张以缅刀赠知圆，而自携一淬毒之匕首以往。
       夤夜入署，守备果疏，张竞手刃马而自就缚焉。
       马被创未殊，亟传令系二女及施夫妇皆杀之。
       亟是事无佐证，承审者擅易张之供词，仅以江洋大盗置之于法。

半剑飘东半剑西

       明星影片公司此部《大侠复仇记》，基本忠实于（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侠传》。
       明星影片公司的《火烧红莲寺》系列，从第二集开始，电影情节脱离原著，天马行空一般编造，只追求电影效果能吸引观众。
       但必究郑正秋是有理想之电影人，在可能情况下，还是守住尽量忠实原著的规范。

     《大侠复仇记》的故事背景是“清末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刺客为张汶祥。
       一般记录为“张汶祥刺马案”，简称“刺马案”。
       “刺马案”与“太原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刺马案”最关键地方在于，其一，马新贻是慈禧太后亲信、一品官员、朝廷封疆大臣，被刺当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张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
       这种大场面自然防守严格，而张汶祥是如何被安排在重要位置、躲过检查的,谁安排？
       其二，时机和环境的选择。在马新贻位于总督内时，防守极为严格，单枪匹马难于行刺，在督府之外反而容易。选择行刺日是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当时盛夏，
马新贻在烈日下检阅射箭，身上着衣不多，张汶祥容易一刀致命，如果是冬天穿棉袄，不容易刺中要害。
       但关键是，必须事先知道马新贻的“阅军”安排时间段、清楚马新贻例行的路线，谁提供日程表、路线图？
       其三，刺客张汶祥在行刺后并没有离开，反而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张汶祥抱着必死的信心来行刺，也说明他是为“报恩”而行刺，恩人养他或他等几个知己多年——“养兵千日”，他现在才有机会报恩。
       谁养他们千日、有恩于他们？
       其四，“刺马案”之所以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是因为结案的判词不能服众，但此案前后经历多名朝廷命官审议，竟然不了了之，无法有力解释张汶祥与马新贻有何血海深仇？

半剑飘东半剑西

       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对“张汶祥”使用了原名，对“马新贻”用了“马心仪”；
       给了“张汶祥刺马心仪案”一种解释，解释张汶祥与马心仪的血海深仇是“背叛盟言”、谋杀“结义兄弟”，最骇人听闻的是马心仪竟然好色到夺“结义兄弟”的侍室（在电影中是大柳、小柳）。
       向恺然的说法属于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不可判断”命题。
       但如果将马心仪与“马新贻”挂钩，会发现一些矛盾。
      “马新贻”生于1821年，1863年42岁已任安徽布政使，1864年，42岁已升任浙江巡抚，为正二品实职。不久升闽浙总督，从一品。权倾一面，根本不必要如此“渔色”（当时中国的从一品汉人官员，屈指可数）；
       且如果真有结义之事，更不可能有大违伦理、连一般盗贼都不屑做的“勾义嫂”行为。

      证据在于：
      刺客张汶祥在行刺后并没有离开，反而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如果“马新贻”真有如斯令人不齿的“渔色”行为，刺客张汶祥正常做法应该是先周围人士痛斥“马新贻”的罪行、解释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替天行道”。
      但令人诧异的是，在张汶祥在行刺后一段时间(没有离开杀人现场)，他没有指出“马新贻”的任何罪行，表现行为不是报私仇而是“为义气”而为之。

      大多数将“刺马案”视为“清末四大奇案”、视为“莫名其妙”的刺杀官员，均没有联想到上述“破绽”，而向恺然确像“故意忽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