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侠之随想

风行天下

●    青天与侠客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当法律面对强权无可奈何之时，唯有壮士一怒流血五步。如果这句话是某个法盲说出来的倒不足为奇，然而这却是最高法院的法治论坛上某法官的原话。

       人类对正义的追求是现实的需要，在蛮荒的丛林时代，人类将正义寄托在个人或是个体的力量上，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血族复仇，事实上确实也公平得很--你有挖掉别人眼睛的时候也应当接受牙齿被打落的结果，你有杀人的权利，别人便有剥夺你的生命的自由。对复仇的正当性的承认直接导致了杀戮的永恒，直到法律的出现。

       来自于法律的惩罚是通过正当程序的复仇。没有人会因此去对法律复仇，因为那过于空洞与茫然，并且没有明确的目标。然而法律终究只是机械的规则，它的亮光不可能普照每一个角落；在极权专制的帝王时代，帝一言可以立法也可以废法，法不可能去约束强权；法是需要人来执行的，执行者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使法偏离了它初始的目的。一句话来说，法的出现只是制止了血腥野蛮的复仇，而并不能保证正义完全彻底的实现。

       所以人们出现了对两样事情的向往，一个是青天，一个是侠客。

       每个冤气冲天的人首先渴望的是遇到青天，而不是侠客，这是因为青天来得现实，侠客来得虚幻；青天解决问题是依法办事没有后遗症，侠客解决问题是犯上作乱，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后遗症比较大。如果现在你被某恶少毫无来由的暴打一通，你的首选肯定是打110报警而不是雇佣黑帮将其痛殴一场以泄恨--如果选择了后者，即使你不跑路也得陪着吃官司，这可不是好玩的。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辩忠奸"，人们对青天的标准就是聪明睿智明察秋毫断案如神，然后再加上不畏强权铁面无私，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并不是不贪污受贿贪赃卖法就可以称得上是青天的）。只不过青天是百年难遇的产品，象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又好比是五庄观里的人参果，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开花结果。遇上了一切好说，遇不到就沉冤难洗，把希望放在撞大运式的赌博上，实在是渺茫得很。

       武松不幸，就碰到了这么一位知县，搞刑侦出身的武都头经过调查取证，原以为证据确凿足以致西门庆于死地了，不想知县大人一句"病物尸伤踪"就驳回了他的控诉。想来武都头定是愤懑难当：且不说官官相卫，只求公正处理也是如此之难。那怎么办？进京告御状？--没他娘的鸟兴！忍气吞声就此罢休？--武大的正义如何实现？

       武松幸运，他有一身好武功，不必幻想飞剑取人头的侠客，自已就举起了雪亮的钢刀--重归血腥蛮荒的丛林之中，自个儿做法官，宣判西门庆的死刑，自个儿做刽子手，割下仇人的脑袋。痛快淋漓，比走繁琐复杂的法律程序简捷高效多了。

       如果不是武松，换了郓哥儿，无财无势，力又不能缚鸡，没钱向知县行贿，也不能雇凶复仇（好比欧阳锋对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里那个牵着驴的女人说的，没有人会为了一篮鸡蛋得罪太尉府的刀客），自个儿去报仇吧，恐怕见血就要晕倒，那岂非要冤到老死？

       所以，他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主持正义与公道的侠客身上，青天既不可得，退而求其次，只能寻找更加难得的侠客了。他只能想象，想象有侠客从天而降；他也只能等待，等待象牵着驴的女人那样能撞上好运。

●    侠客与刺客

       司马迁为游侠与刺客分别作传，显然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所谓侠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而这个"士"，可以是与他毫不相关素昧平生者。侠帮助别人，并不指望受助者是否会涌泉相报滴水之恩，侠的所为，也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甚至可能没有道德上的义务。他施恩但并不望报，甚至于拒报。侠因此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他可以自已去决定应当做什么或者是不去做什么，一切的行动都取决于他内心的判断与指令，而不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而刺客则是权贵们豢养的死士，他们没有自已的人格，始终是依附于他人（他的主子）而存在。他没有自已的判断力，他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主子的利益，都是以其所依附的那个集团的利益为标准的。在剌客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更惶论公平与正义。比如曹沫、专诸豫让之流，都是愚蠢而忠实的死士，政治集团在利益博弈中的一枚棋子。豫让已经说得很明白不过了：士为知已者死。什么是知已？知已无非就是对他好，食有鱼出有车。这样的桥段在现代港片中出现得最多：一个武勇之士，跟着一个“坏大哥”，但是“坏大哥”无法让他实现自已的理想抱负，他提点儿建议往往不被采纳，因此也受不到重用，于是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好大哥”，“好大哥”呢，处处都不亏待他，于是他一下子认为遇到了知已，舍了命也要跟着他干。最终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跟着“好大哥”干掉了坏的大哥，就是丢了脑袋还是觉得自已死有所值可以重于泰山了。象这样在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利益角逐中死于非命，好比是两个黑帮火并中被打死的马仔一样，都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尊重的。

       在侠的观念中，他必须为自已找到杀人的理由才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写郭靖因为暴力、流血、杀人而困惑，最终在洪七公简单的"杀可杀之人"理由之下顿悟才使"向善之心更坚一层"，其实也并不是更坚一层，只不过找到了合理杀人的理由与借口而已。而刺客认为，天下并没有不可杀之人，他们杀人也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豫让是因为智伯以国士遇之，所以决意刺杀赵襄子，以国士报之；聂政是因为"为知己者用"，说穿了无非是"士为知已者死"，至于所刺杀的对象是否该死，则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赵襄子与侠累如果是坏种，那么智伯与严仲子也未必就是什么好鸟。刺客在权贵的角逐中始终是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并没有独立的人格。

       只可惜，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出现的多是“勇士”，四肢发达如食肉恐龙，头脑简单如三岁幼童，基本上没有是非观念，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动辄刀剑相向，血肉横飞，除了不怕死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    侠客的演变

       其实关于侠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与标准，侠的起源也是模糊不清的问题。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可能是较早关于侠的记载，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的行为，如果按陈平原先生的看法，那是超道德的（陈平原认为，施恩不图报是道德的，而施恩拒报就是超道德了），朱家活人甚众而拒报，在现代可能只有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雷锋同志可以比得上。剧孟可就以任侠显诸侯了，刘濞造反，没有邀请剧孟参加，周亚夫高兴得好象得到了一个国家。看看剧孟有多厉害！这可并非一般的布衣之侠所能比得上的。这时的侠，已经开始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了。至于郭解，想不通老迁为什么要给他立传：侠行义举比不上朱家；政治感召力比不上剧孟；年龄大了以后的行为，象是一个由打打杀杀完成原始积累后准备组建企业集团以漂白的黑社会老大，对人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宁可负自已也不负别人，如果表现得再好一些，完全有可能混个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的干活。只可惜他的门徒们理解不到他的苦心，只晓得忠心报主，谁对主子不利，必杀之而后快。汉王朝进行严打整治，打黑除恶，搞到郭解头上了，"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当然不能说知道，一说知道就有罪了，不过也不排除是吏教他做假口供的可能（哈，这一手早就有人会了），吏回去汇报说：郭解说他不知道，咱们又不能证明他知道，根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郭解应当无罪。公孙弘有些扯淡，说郭解作为黑社会集团的老大，应当对集团全部犯罪承担责任。于是"族郭解翁伯"。

       从朱家到剧孟再到郭解，游侠这个玩意儿，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而这才几年的时间，侠就迅速蜕化成政客，再堕落成黑帮。剧孟虽然结交高层，动机有可能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高尚理想，郭解倒好，伪造货币坑人害人不说了，去挖人家祖坟干嘛呀，整个一小人形象！司马迁将他列入游侠，唯一的可能就是失去阳具后愤怒得脑子进了水。

       汉时的侠就是这么个德性，再往后就更难走上正道。唐时的傳奇中记载的所谓剑侠，不是帮助别人搞搞女人，就是充当军阀间混战的棋子，与朱家相比，都是些摆不上台面的行径，根本谈不上什么侠。至于后代的展昭，完全是皇家豢养的御猫。猫者，走狗鹰犬的别名，偏偏五鼠对此还不服，白玉堂和展昭呕气，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说到这里，小白也没啥可佩服的，没本事向主子反抗，只好找奴才发威，好象阿Q深怪小D抢了他的饭碗一样。不过看他连个奴才也斗不过的可怜劲的份儿上，倒有些同情。这些侠或义们的思想境界，未免低下得太可怜了--难怪鲁迅说侠的历史就是流氓的变迁。

       抛开戏说不论，侠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的行为，不管是在极权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是绝对不能被允许和容忍的。所以在大一统的国家形成之后，侠基本上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大一统的国家对于危害其统治的行为，总是打击得特别迅速有效。不象是分裂战乱时期，侠还有个躲藏的空间--秦国通缉我，我可以到赵国去，反正也很少有人查身份证什么的。统一后侠失去了这样的空间，连自身生存都很艰难，往那里救人于困扶人于厄的。所以对于侠，往往就存在于文人的幻想与想象中。而文人所想象的侠，大多和金庸先生一样，都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都渴望着立军功报君王的，和平民没有什么关系。文人受到排挤或是不得志的愤世嫉俗之余，偶尔也会幻想有侠会解人于困厄之中，例如蒲松龄先生就创作了不少短篇侠义小说。但是文人幻想中的侠，大抵和明主青天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明主与青天难遇难求的情况下的自我麻醉。

●    侠客的能耐

       一般认为，中国的侠是发韧于墨家的，墨家的宗旨之一是“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但是墨家之侠，除了扶危济困之外，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爱无差等的理想状态。作为个体的侠，不大可能实现这样宏大的目标。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处于阳光之下，作为个体的侠可以凭一已之力去扫除阴影；但是处于无尽黑暗之中，侠终其一生，也无法照亮整个世界。朱元璋终生致力于反贪工作，临到最后却搞不明白“奈何朝杀而夕犯”。皇帝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作为个体的侠来说，要想驱散黑暗无异于痴人说梦，还是毛泽东一语中的：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都说侠的最高境界是“为国为民”，如此看来，将如此重任赋于侠，不但有些勉为其难，也危险得紧。

       大的方面做不了，只好从小处着手。能救一人是一人，以个体的力量，实现个案的正义，这当然也是侠，但已经称不上是“大”侠了。但就是这样的“小”侠，做起来难度可能也颇大。侠者虽然不一定要拥有武力，但是没有武力往往无法达到目的。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一是得有刀，二是得会用刀，如果文弱书生一个，只好路见不平一声惊叫，掏出手机打110还是正道，要是想吼一声上前去，弄不好救人不成，反倒成了陪葬。不管什么样的时代，都不限制个人武力的使用，但是只允许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任意的使用武力，会被说成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是要下牢杀头的，一点儿也不好玩。

       做不成“大”侠，想做“小”侠也做不成，那就做做有些人讲的平民之侠吧，什么是平民之侠？照我的理解就是遵纪守法品行良好道德高尚的模范公民。他们恪守各项政府法令，道德品行无可挑剔，遇到什么地方有灾有难了积极救助，看到乞丐慷慨解囊──当然，前提是自已得很钱才行。从这一点看，也不是什么平民之侠，而是富家翁之侠、良民之侠了。所以，到了这里，侠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大家都做做有道德有良心的富翁与良民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