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瑞安评金庸

凌妙颜

　　我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是在马来西亚念小学的时侯，家里的旧书架上，有几部薄薄的“红花十四侠”，纸质奇薄，字排得很细密，我一口气看完了，觉得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感受，畅快带看志气，而且很有一种实在感，彷佛书的世界虽然是虚构的世界，但在现实也有这样的侠情。隔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红花十四侠”即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盗版本。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跟几位朋友结为兄弟，互相砥砺，创“刚击道”，初中一的时候开始搞文社、编杂志（一直编到现在），不能说不曾受过金庸小说的江湖儿女义气相交的影响。当时，家也有几册零星不全的“射”、“神”，我当作宝书一般珍藏看，就算看其中一段，读其中一节，也被情节吸引，关心故事的人物。我看“江湖奇侠传”、“鹰爪王朗”、“青锋剑”、“奇门剑侠”、“白霜剑”、“虎爪青锋”等时都没有这种感觉。

　　后来，我听家兄任平讲述有关“天龙八部”的故事，譬如段誉如何与乔峰闹酒，游坦之如何学得冰蚕神功，四大恶人如何恶法，在在都令我神往。于是千方百计，或租或购金庸小说来读。记得有一次租得“倚天屠龙记”，完全被前面的龙门镖局灭门悬案所吸引，无法释卷，后来读到张翠山、殷素素惨死，觉得作者实在太残忍了，我不忍卒读，有点怀恨起金庸来，怎么可以写他们死。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上后，自己也写武侠小说，甚至也曾把自己书的可爱人物如天象大师、赵师容、丁棠衣杀死，明白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太存善念，可能会影响小说对读者的震撼力。我蛮以为自己可以再读“倚天”而脸不改容，不料，才看到“神”故事里唯一留下来的小郭襄，才出现没几回就故事全过去了，登时心空荡荡，没了看落，彷佛“射”、“神”的江湖全烟消云散了，完全沉寂下来了，有一种晌午闻国乐在远处人家传来的感觉，彷佛自己的魂魄在悠远的岁月也跟看余音消逝。没想到三读“倚天”，那种心如槁灰的感觉，此第一次还要早发生了一大截。

　　大学时候，到了台湾，有段期间，狂读金庸小说。当时，我完全不认识金庸这个人，只知道他在香港办了一份很有意义的刊物：“明报月刊”及创办“明报”，他是什么身分在我而言，全不重要，我屡向人推荐他纯粹因为他的小说写得好，要是写得不好就算天王老子我也不卖他的账。

　　金庸笔下的世界太精采浩瀚了，而人物孤寂得像高峰上的雪，孤傲得像雪地上的梅，然而又情深得像一卷宋词，义烈得像一页史记。

　　有些文化界的朋友以为金庸很推重我的作品，想必常加赞许，其实不然。他在我面前，倒是常批评我的作品，譬如他就指出，在我的武侠小说，常另辟段落写山川风景，便不够自然；文章写得像倪匡这样快，疏漏必多，未必是好事；兄弟背弃出卖的情节重复，不宜写得太多……许多善意的批评，我大都能接受，当然，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文风，凡是大艺术家都有他独一无二的风格，我不一定都改，他也向我说过：“你不一定都要接受。”但我会在下一部小说避免重犯。

　　　我曾情怀激动的写一封好长的信给金庸，之后我们来往了几封信，我知道他极忙，处理的事务很多，去信时常说明请他不必回信，我宁可他多写几篇文章，万一有意外之喜，可以多诞生一部武侠小说。其中有一封信，是他赴美前夕写的，我特别感动，他针对我文章对朋友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意见，用很温和的语气说出来，可是，他的用心良苦，除非是极爱我、关心我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劝谕我这些：“……你辨‘神州社’，那是很难长期支持的一种友情理想，你必定极爱朋友，满腔热诚的待人，从你最近的文章中，得知有些兄弟姊妹离开了你。瑞安，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的人厌倦了，转变了，心情不同了，那是必然的事。已经有过几年，几个月，几天的相聚，还有甚么不知足的？‘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样深’，朋友之道亦当如是观。不要认为他们是‘背叛’，那是太重的字眼。人生聚散匆匆，不必过分执者，千万不要把你的朋友当作敌人，那么你心不会难过，朋友也不会难过。夫妻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要白头偕老也是极难，何况数十人的结社？如果有人离开，最好是设法当他是‘神州社’的支部，如此不断扩充，亦美事也。我明晨赴美，约十日后回港……”

　　其实在那时候，我也正设法导引看我的心灵，往更豁达包容的方向走，金庸的相劝，我是完全能接受的。事实上，我仍喜爱我的朋友，纵使他们离开，令我伤感，仍无损于我对这些朋友的肯定。不料，日后却发生了些几乎“置人于死地”的事。后来在香港金庸家谈话，金庸问起，我提出被人诬陷的事，他也一震，哀叹道：“那太过分了！”

　　我心中始终待金庸亦师亦友。我曾在很多孤独寂寞、辉煌灿烂的日子，跟朋友谈起他的人、他的小说、他的机构，都充满了敬意和诚意。有时候心跟这位大我近三十岁的长者很亲近（金庸在卅多岁动笔写的第一部小说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温瑞安”这个人），就像我父亲一样，在苦难的岁月中我会在心低诉，就像书的作者跟自己早就相知一般，但有时候又却不怎么服他，觉得他太多的约制与距离，忍不住要跟他冲撞、顶撞一下。在同一封信，他还劝我在作品需要注意的是“节制”：“文学上，节制是很重要的，要将奔腾的感情约束在含蓄的文句之中。你的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往往放而不能收，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四大名捕’很好，‘今之仗者’中前几篇也很好。‘神州’与‘血河车’似乎写得太仓卒、太快，自己特有的风格反而少了……”这是一针见血的指陈出我早期的弊病，有时也会写信来谈他读我小说的感受：“…‘寂寞高手’已读过，唐门谋杀手沉舟一节写得变幻百出，颇有可观。柳随风的心情是写得好的。不过易容等情节一般小说中用得滥了，太多出现恐不很适宜。”

　　我在香港初期，曾写了一篇<结局>（即“杀人者唐斩”），用了许多现代文学的技巧与手法尝试。他很快便读完了，有一次，邀我和娥真去“听涛馆”吃饭，约我们在东亚酒楼门前等，他驾车来载我们。当天，倪匡夫妇也在场，吃饭的时候，查太太还特别为我和娥买点了道法国生蚝，十分美味。金庸手拿著我的小说，笑道：“‘结局’写得很精彩、很好，明报要用，不过有些错漏，不妨拿回去再改一下，要是不改，明报也会用。”这方面他是十分民主的。后来我居然把这份小说原稿漏在椅子上，侍者追了出来，交给金庸，金庸还替我给了小账，笑看跟我道：“这么好的作品，别丢了哦！”我双手接过这份稿，心情十分沉重，我不知道古人传递衣钵的情形是怎样，但我要记住这份感情。没有道谢，也没多说什么，我和娥真与他坐在车后座，车行很快，外面是夏，山的弯道有浓荫绿树，我要记住这天。

　　后来这篇稿一直没有交回给金庸，因为我有意要改动，可惜往后一段时间，我的局面很有些变化，只有功夫写，没有时间改。一向不喜欢改动文章的倪匡劝我：“不必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金庸就是不该给你太多意见。”但对于意见是否采纳方面，我一向有自己的判断和原则，我是我自己，金庸也好、倪匡也好、余光中也好我很喜欢他们，但我决不会成为他们。我是温瑞安。

　　第一次跟金庸见面，说来十分传奇，在我心中也极为重要。那一次返马，我先回家（大马）探亲，再赴香港。黄昏星及廖雁平两位兄弟与我同往，我也特别设法让这两位一向比较“刻苦耐劳”的老朋友来香港轻松一下。岂料这一次不但不轻松，还十分“紧张”，在短短数天的行程中，跟蒋芸、吴水利、叶凤娟在“清秀杂志社”相处甚欢，蒋芸还载我们二度赴中文大学，旋在北大酒楼与“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吴颐舌辩，又拜访新系机构的朋友，还有好一些想见但未见的朋友，全一并见上了，有些人对台湾存有一些误解，我们都一一予以澄清，几天来忙看赴约吃饭，并强迫“精神不太对路”的黄昏星多吃补剂（结果他一吃就泻，回台湾才知他有肝病，忙与一干朋友筹钱逼他住院），最后终于见上了我最想见的人--金庸。

　　金庸在电话知道我来了，很高兴，约我们在香港大会堂门囗见面。那天，我和黄昏星、廖雁平穿著相当中国风貌的服饰，在天星码头候他。我们的心都十分忐忑，彷佛书破纸而出的一个人物，要和我见面，就跟苗人凤、胡一刀、风清扬、黄药师、张三丰就要“活”在跟前一般，谁会不紧张的？何况我对金庸一直有一种孺慕之情，多年来在他小说浸淫，彷佛见看了面就要执弟子之礼。他亲切、熟悉、温和、敦厚，但从容淡定俨然一派写师之风，而且脑筋十分快速，精明而锋利，在言谈间偶尔流露，但大部分时候都很平实，有一种人，完全没有摆什么姿态，但自有气派，这种武学境界就叫做：“以无招破有招”，已臻化境，在监剑中可列为“大巧不工”。

　　金庸带我们上了他的游艇，我们就在游艇谈了起来。我笑问金庸：“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做‘金庸号’龙。”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当时，我却没有多想，我跟前只有他这个人。我们在船舱谈了许多话，艇上的服务人员还替我们冲了咖啡，金庸一面抽烟，一面谈。阳光穿过塑胶透明窗，照了进来，一切都窗明几净的，然而外面四周都是碧蓝的天，碧蓝的海。我们在海上。金庸小说常有在海上发生事故的情节，譬如“北丐”洪七公与“西毒”欧阳锋在海上作殊死战、“令狐仲在船上初遇蓝凤凰、殷素素和“金毛狮王”谢逊在勾心闹角，而我与金庸初逢，亦在海上。我们的艇在海上，很舒适安详。武林毕竟是笔下的世界，江湖远在天之外、海之外。

　　金庸问我：“你小说的人物跟现实的人有没有关系？”我答：“有。”金庸笑了：“是那些人？我说：“有的是我喜欢的人，有的我不喜欢，改头换面，写在书中，有时冲动起来，一刀杀了。”他问：“权力帮（“神州奇侠”的第一大帮会）也有象徵？”我点头：“有一点啦。”他眯眯笑道：“萧秋水是你？”我也笑了。金庸又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兴趣？”我这个人苦于“周身有瘾”，动的静的拣来也有十七、八件，只好选二、三样说了，其中一项是“电影”。他温和地说：“我以前也导演过几部片。”我知道其中一部是长城的“王老虎抢亲”，他谦虚的说：“拍得不好。”谜看眼睛看我，说：“你的样子可以去拍电影。”我倒没想到有这一句，哦了一声接不下去。

　　这时已近下午，金庸邀我们到甲板上坐坐，晒晒太阳，他的太太和女儿却下去游泳，这时凉风送爽，海水很平静，连山也像画出来一样，静得像一棵没有风吹的树顶，树干都泡在海清凉。我跟他坐在一起，孺慕之情又升起来了，忽然很崇拜跟前这个人，觉得很亲近，但却不很了解他，也不想去了解他。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可能受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礼教太深刻之故，平常的机智、冷静、巧辩、敏锐，一旦到了自己所尊重或崇拜的人面前，便不允许自己发挥或不敢挥洒，这本来并不是件坏事，奈何香港这尖刻竞争的社会却不允许有太多的谦恭自抑，这使到我曾有一段时期吃尽暗亏，到八三年开始，我痛定思痛，作出了“因人而异”、“因事而定”的修正：“人对我好，我对人更好；人对我坏我反击”的方式，反而回复我平素一股豪杰意态，至少落得个痛快。在金庸面前，当然不会有这种感觉，只觉得他悠闲从容、温和可亲，雁平不禁问他：“查先生，你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金庸听了觉得好玩，笑说：“有啊。”雁平说：“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金庸和蔼地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那天风和日丽，风平浪静，一如查先生的气定神闲。

　　后来日薄西山，把海水染成橙色，总是觉得蓝澄澄的海水始终染不完，海底下还有很多厚重的蓝意，像暮色一般逼人，顿感觉到时间如斯迅速消逝，心很是怅然。金庸在“下令”回航之前，我道出了对他的感觉，是“有容乃大”四个字，他告诉我这句话下面本来还有四个字，是“无欲则刚”，而“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明报的宗旨。我想，“有容”是一种开放的度量，“无欲”是一程自抑的心态，有容甚不易为，因要有识见胸襟，不是什么都容忍的意思，至于“无欲”，更不易达到这一境界，至少，在生存的基本欲求不匮缺的情形下，才比较可能坚持“无欲”的原则，不然很容易为世所弃，或成烈士，不过，年轻人纵不能“无欲”，至少也可以收　一些过分的野心，那也是好的。

　　回航之后，司机驾车来接我们一道去怡东村吃饭。酒楼的侍者、部长对这位文化界巨人查先生自然十分熟悉，他就叫了一壶绍兴，温热看喝。他曾问起神州诗社在台湾有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我很直接的回答：没有。当时的确没有，万未料到……世事常意外，变幻是永。吃完晚餐之后，他付了账，起身要走，忽然，桌上的餐巾掉下地来，我见了，侍应生见了，都想去拾，金庸却敏捷地俯下身去，自桌子底下拾起了餐巾，摆回桌上。金庸当然不瘦，而且是略为发福，以他的身分和给的小费，掉了餐巾仍不惜亲自弯下身去拾起来，态度温和，我顿想起“天龙八部”用来形容身在高位但和气可亲的殷正淳的一句话：“大富大贵而不骄。”常有朋友问起金庸是怎么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常引用这一句话。

　　第二天晚上金庸邀我们到他家去。他的住家座落在云景道，属半山区，风景优表，环境幽静，进门后有三个特别印象，殊为难忘：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作什么举动，把金庸著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前面提到倪匡，去到金庸家，谈了个多小时，他提起倪匡，问我见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去电约倪匡来。这件事情，部分曾纪录在我写倪匡的王牌稿。那晚外面下看淅沥的雨，金庸家却非常热闹，有我们的歌声、论声和骂架声。后来金庸请司机送倪匡和我们回去，第二天，约我们到明报社去，他见到我们后，请来了在明报机构管理出版社事务的许国先生（即是名政论家哈公），当场跟我谈妥出版我十五部作品的事，条件是我把十五部书的版权授予“明窗社”，宣传发行，以及由明报、明晚发表连载，稿费另发，版税则以一成计算，出版时先付一半，一年内付清。哈公精打细算，抽著烟斗，很有名士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日后倒是成了好朋友。

　　谈到明报，恐怕大马和台湾的读者不甚了解这份报纸的分量和这家机构的特性。明报的销路在香港相当好，但不是最好的，可是它却是香港第一大文化报刊，金庸是明报的社长。报纸的宗旨相当中立、客观，尤其在文革时期，金庸的社论立论公正，观点独到，分析正确，作风持正，使得一这份报纸销路与声望与日俱增。金庸原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浙江省人，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由于他中英文底子修养俱高，在数千人中轻易夺取了大公报记者的职位，一九四八年转职香港大公报任电讯翻译，数年后，因为香港新晚报的总编辑罗孚（此人在两年前被中共羁禁）约稿，他开始写武侠小说：才华洋溢，风行一时，令多少读者如疯如醉。

　　1959年他脱离左派报纸，自创明报，当时受左派文人撰文“围剿”，他单笔应战，力抗群雄，很有胆包豪气。但明报的事业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从老板到职员，都“勒紧裤带”，“握义气”式的奋斗，据说开始印报的只有一张半纸，曾有过七、八个月没有“出粮”的纪录。当时香港时局甚乱，骚动不时发生，出去采访常会遇到意外，金庸总关照员工：新闻采访不到不要紧，小心保重为要。有一段时间遇到经济危机，还是金庸的太太变卖首饰，才应付过去，日后明报终于站稳住脚步，还赚了大钱，比照过去，世事变幻无常，金庸心也难免会有所感慨。

　　这位查先生眼光奇准，在六十年代初期，他为了扩充明报，购下座落在北角的南康大厦，现在恐怕已十数倍于当年的时值。他当然还有别的物业，不止在香港，在美国、新加坡也有，而且也承认手上有一些股票。艺术家多是性情中人，经商是需要冷静的判断力及手腕的，对文人而言，是不易调整的负荷，古龙搞电影，据倪匡说他“退票退到头大”，李翰祥、胡金铨、李行等搞“国联”，也吃亏在能抽出好电影却做不好生意上，金庸却似是个例外。

　　金庸除了能赚钱，也能容人（还能用人）。我曾经向外面的朋友介绍“明报”是香港文化界的“少林寺”，也许言重了，但大致不会太离谱。当然，整个“江湖”，也有别门别派，系出武当，或系出昆仑，甚至杂家僻派都有，不过“明报”的分量，依然非同等闲，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报过去的和现在的部分阵容：明报旗下有好几份刊物及附属机构，譬如明报晚报、明报周刊、明报月刊、武侠与历史，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创办的新明日报，还有明窗、明河、明远三个不同名字的出版社。明报晚报以前因刊有金庸武侠小说，销售量也不低，但有人形容这是金庸认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报纸，最近金庸请动了原本主持“今夜报”的名报人王世瑜入掌晚报事务，作出了许多有力的革新，当年创“浪花周刊”的刘一波，新一代影评人石琪，影视版的李小珍，显然要力图振作一番。

　　明报日报自然“高手如云”，首先三位老板：查良镛、沈宝新、潘粤生都非同等闲，其中潘粤生就是“余过”，他写的“四人夜话”一向为读者所熟悉。明报副刊自然网罗了不少名家好手：包括张彻、黄沾、哈公、倪匡、林燕妮、亦舒、严沁、王亭之、石瑛、项庄（即董千里）、张君默、何紫等，在的小说也在那儿厚颜作个点缀。至于明报日报的编辑阵容，也不简单，采访主任龙国云（即写食经的陈非）、副刊编辑现代诗人蔡炎培、投园版的李翠丽、把影视版搞得别开生面的孔昭，全都网罗其中，且不管他们做得是否开心如意，但都为这份报纸携手共进，增添光采。

　　“武侠与历史”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因为武侠与历史往往脱离不了关系，而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拥有一定的读者，倪匡、董千里有一段时期曾主编过这本刊物，也曾发表过一些重要的作品如金庸的“鸳鸯刀”等，可惜终于无法维持。明河、明窗、明远三家出版社，主要负责人是前面提到的许国（又名许八公），他原是邵逸夫手下红人，在台湾拍过一部布袋戏的电影。三家出版社除了出版脍炙人囗的金庸作品集之外，还有卫斯理的科幻小说、克丽斯蒂的侦探小说，以及各种各类的诗、散文、小说、评论，譬如农妇的杂文、张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诗、林太乙的小说等。我的十五部小说，香港和海外版亦由明窗社印行。明报周刊可能是明报系统中除了日报之外最赚钱的一份刊物。以“明周”每期出纸之厚，只有卖一本、赔一本的份，但“明周”仍然大赚，为什么呢？因为“明周”的广告客户委实太多，单只广告费，已赚够了。“明周”一直是在香港历史最久，销量最好，走较为客观、稳重路线的周刊，八二年起香港“八卦周刊”满街是的风潮，完全不能威胁这份周刊的站立。这份周刊的总编辑是雷炜坡，被人称为“遥控编辑”，反应快、能用人，而且有一定的声誉。“明周”历来也出来不少人才，譬如李文庸（即慕容公子）、董梦妮，离开明周之后，创“香港周刊”在先，又办“城市周刊”在后，也有声有色。在编辑采访人选方面，擅写散文的钟玲玲是其中一位，农妇（即孙淡宁）也有专栏文章，连被大马“文道”月刊主编人商晚筠认为是“行吟的才女”，力邀她再执笔，台湾美国研究所所长朱炎形容她的小说为“表现出艺术的深度、生的律动，和美的震颤、的方娥真，也是在这份周刊中服务。

　　有次倪匡跟我说：“其实查先生对你真是不错！”我静了半晌，一字一句的说：“我觉得查先生一直在训练我。”不过有时候倪匡对金庸也“忍无可忍”，最近一段时候金庸醉心于围棋，倪匡呱呱叫的说：“足拿了段级呢？（按：围棋跟练空手道、跆拳道、合气道的等级近似，初学者分级，精深者上段）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的棋艺也不怎么！”倪团支持自创的出版社，搞得声势“空前”，在一向被人诟病的台湾出版界打下一记重磅的掌印，既为文化界增添一份坚固的堡垒，也使他的“远景”成为不可抹煞的存在。沈登恩是在台第一位把金庸作品集正式印行，隆定推出的人，也是金庸的好朋友。沈登恩人很年轻，个子并不高大，故台北文化界朋友称他为“小巨人”。那时港台正盛传远景周转不灵，有些出版人便开始打金庸作品版权的主意。我拿这件事请问于金庸，也想知道他的看法，他一听就截然地道：“我跟沈先生是好朋友，除了出版我的书外还有一份情感，我不想在这时候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我放下电话后，刚好娥真在，我跟她说：“好个金庸。”娥真展颜一笑：“便是金庸。”

　　金庸也不是常常板起脸孔，作严肃状的（除非他有意挫挫对方，给他一些心理压力），有次我在倪匡家裹小坐，便致电给金庸，金庸写完社论后便赶来倪家，抽著烟跟倪家的倪震、倪穗闲聊，十分的温和，孩子都很喜欢他。金庸的样子诚如倪匡所言，有点像弥勒佛，挺和气的，严肃起来不怒而威，他并不是有意把架子，不过我每次看见，抑制不住的脸上也绷紧起来，心很想跟他冲撞，但如果有人在外面说他些胡猜乱度的谬论，便禁不住要挺身而出，争辩到底，有次有位老朋友冷眼旁观，说：“你倒有他的心啊！”我登时拉长了脸，道：“就算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时后，我也这样说。”

　　某次我跟杜南发赴金庸和倪匡的晚饭。杜南发是新加坡报刊的重要编辑人之一，非常能干，在我落难时期，他是仗义援手的新相知。那次我们一齐吃过饭后，倪大嫂载南发、娥真和我回北角，金庸和他太太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那时候，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洋灰地太滑，查先生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一刹那间，我想他很多部小说的恋爱情怀，看到这一幕，心很高兴，在车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我的笑会不会太过莽忽？但我是不理的。这样写出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冒犯？但我也是不管的。因为凭我写过将近四年诗集三百多首诗的经验，这一刻是美的，这一刻是真的，这么好玩的事，就算被人怨责也要写出来。

　　金庸已经停笔不写武侠小说多年了，可能真的写不出来了，也可能不想交出一些不能超越前面水准的作品，以他今天的声望地位，实在是非常明智的，但作为他的痴心读者而言，肯定是件遗憾的事。金庸虽然不写武侠小说了，但还是常执笔撰写明报社论。明报的社论无疑是香港报界最被重视的社论之一，金庸的眼光一向都看得准、看得远，主要来自他根据事实的真相历史的脉络理性而逻辑地分析演绎。最近有很多人认为明报的社论不像以前敢大胆执言，勇于维护真理，不过，相信这只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当事情可能并不那么悲观剧烈的时候，而香港需要的是安定与法治，在论言方面似乎也无需太过危言耸听。明报不再是当日的艰苦奋斗时期，现在似乎洋溢著一股守成的气氛，其实，明报系统有很多部门，似乎都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办得更好一些的。金庸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报刊连载，拍成电影电视剧，都不在话下，其中也有被改编成“武侠话剧”，由卢景文先生执导，名叫“乔峰”金庸有一篇短文，题名“深挚热烈的演出”，一开始便是这么写：“最近在一次友人的聚会中，大家玩一个游戏，各人述说“今年最开心的一分钟是什么时候”，必须诚实坦白，不准说谎。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十月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在大会堂剧院，演完了话剧‘乔峰’，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观众热烈豉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

　　金庸说得不错，一个作家，能够受到这么多人这么热烈的爱戴，还有什么遗憾？我在大马、在新加坡，看到很多不是十分关心文学创作的朋友，都知道金庸。我在香港、澳门的地铁、渡轮上、巴士车、电车中，留意到很多年轻朋友，手都有一部金庸小说，在细细的看。我在台湾，看到不管金庸这名字是不是放在封面上，仍是有人在找他的作品来看。甚至在日本、韩国，也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想来其他的地方也一样。“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应该觉得满足自豪，这些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同胞，也为他满足自豪。我跟金庸之间有很多因缘，也有很多错过，我也一样为他感到满足自豪。

客心

温瑞安评金庸，这段话写的是极好，知是不知温宗主此时的心境又是如何

又闻兔死

温瑞安也能写书？写的最好的大侠萧秋水系列，有多罗嗦？其他的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