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轶事、佚作、逸闻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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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中非无琴，手慵不能弹。
定名为补录，是因为有前录。前录即百度还珠楼主吧8月3日所录《便从还珠楼主进入文坛开始慢慢说起……》，本站9月所收《还珠楼主轶事、佚作、逸闻》为前录精编。

补录同样写的是前人未述或疏漏、错误，又补前录所未及。大略也是轶事、佚作、轶闻，以时间为纲，涉及佚作也作部分节录，依次而论。本篇草稿版依然先发布于百度还珠楼主吧，完整版的前录和补录，收于个人博客网站。
大体上此次补录以楼主大事记分四个部分——饥驱北游，笔名初见，二次牢狱，再见文珠，这几个人生大事发生的时间，以及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间杂佚作、逸闻。

比如，笔者认定饥驱北游发生于1920年6月之后，楼主前期文章皆未发现源于笔名上的认定，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时间在1939年11月6日，远早于其他著述认定的时间，1944年8月沪上卖书，又是什么时候再见文珠，以及楼主的那些佚作（笔记文章、戏剧作品）。
注：若有引用转述他人记录，则会备注，否则引用来源则为原文。引证的插图，在完整版补全。因有规定，摘抄、复制的档案，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全文公布、转让或出版。除个人网站的完整版外，一般不会全部贴出，插图也会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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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饥躯北游

目前，楼主北上的时间被认定为1920年5月，《还珠楼主评传》对此有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主要依据是楼主自传体小说《轮蹄》所述“去今廿年以前，大约五月初光景……”和散文《京尘影事》中所述“民九余饥躯北游”、《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中“民九重游春明”（见《自家》一书，重游春明以前也曾到京一次，这里便不展开了）。其实还有一篇未收入《自家》的《西游·琐忆》“民九渡江而北”，也可证实为1920年北上。后三文为记实追述，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轮蹄》作为一部小说，人物有虚有实，故事半隐半现，并不能完全作为依据，而只能作为参考。比如《轮蹄》连载于1941年8月10日，“去今廿年以前”则为1921年5月初北上。这便与义赈奖券处初成立的时间上发生了冲突，于是这个“去今廿年”通常被作为概数解读，因而“1920年5月北游时间”便被定下来了。
然而，在事实上，“1920年5月北游”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楼主之父李光乾是殁于1919年11月这个基础上的（见2023《还珠楼主评传》第二章第二节）。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整个结论便有大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

据《轮蹄》所述，周元荪（楼主原型）在父亲病发后，不到两个月（且在六合县知事任上不到一年），便去世了。过后在苏州、南京做了二十几天道场，若算上在现实中需要扶灵回川，又回到苏州，期间差不多大半年，这便是评传中“1919年11月李光乾去世，1920年5月初北上”的完整过程。
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年表（2015年10月第9次修订）虽然将李光乾病故任上时间定在1920年5月，但依然是依据《轮蹄》1920年5月北上这个情节。固然5月可以作阴历解，然而连安排身后的时间都省却了，这就显得太仓促了。


查李光乾1920年3月18日代理六合县知事（见1920年江苏省长公署第12号令，原知事郑耀烈暂行代理因案撤任遗缺，由淮阴县知事刘橒寿接任，刘橒寿到任尚需时日，由李光乾暂行代理），1920年6月4日因病请假就医（见1920年江苏省长公署第44号令，由税务所所长张铸暂行代理），实际在任只有不到三个月。然后，发病不到2个月过世（此处参考《轮蹄》的叙述，不太可能是李光乾1920年3月18日代理知事，4月便发病，6月才请假便故去。）中间扶灵回籍，以大半年计，如此则可能需要到1920年12月才能北上。这样一看，去今廿年以前即1921年，便有些道理了。不过楼主《京尘影事》与《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西游·琐忆》关于“民九”记实之言，结合《轮蹄》中关于进入内务部初成立的奖券处（1920年10月17日开张）等详实叙述，可以确定楼主至迟在1920年的10月便在北京。而自李光乾1920年6月4日因病请假，接着参考轮蹄的叙述，不到2个月过世，又做了二十多天道场，回乡回苏等过程，也不必非要推测的大半年之久，因此北上这个时间范围甚至可以定于1920年9月至1920年10月期间。更甚者可以定为1920年9月中旬至9月底底期间，而绝非1920年的5月初。


笔者认为事件的过程是：6月4日父病请假，不到2个月，即7月底故去，在苏州南京20日法事，8月下旬至9月上旬扶灵回川又回到苏州。9月中旬北上天津探望伯父，接着是1920年9月17日义赈奖券处拟办提案，9月底到达北京楼主的姊夫便推荐楼主去内务部找差事，然而“奖券处还未筹备就绪，等了十来天没有信”（《轮啼》），便先去晨报作了校对，等稍微上手时（《轮啼》述只熬了四五夜），然后便到10月17日奖券处开张。而在开张前，楼主自然已通过应聘。如此，到了民九的冬杪（此时可能已经1921年初），才能完成《京尘影事》中救美的佳话了。
楼主必然是父故之后，即1920年6月4日之后，才得北游，“去今廿年”只是概数，具体的时间可以定在9月中旬至9月底之间。早半月与《轮啼》所述的时间便有抵触，晚半月则赶不上奖券处初成立。轮啼写旧人旧事时，大部分人当还在世，所以时间上稍微作了调整处理，人物情节上必然因为戏剧冲突的必要，或夸张、或演绎、或删减、或放大，而无关宏旨的部分，则如实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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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如实地记录了一些名人和掌故，楼主的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漫谈，流露出详实生动的笔触，都说明曾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比如在写周少章时，关于山西一段描述，其中所写缠足之害和政令歪曲时，便是作者的实地经验。

原文是这样写的：“因爲閻錫山，以六行新政，標榜吏治，其中有一項，是禁止婦女纏足，辦法是始而責成地方官吏，曉諭人民，勸導禁止，繼則着爲嚴罰，派出若干調查員，實行查驗，勒令解放，三晋民智閉塞，婦女以纏足爲美，成了千百年來陋習，女子生才數歲，便遭折筋碎骨之痛，父母家人，一任日夜哀哭，宛轉呼號，不生絲毫憐憫，反以爲這是愛他，不能稍爲放縱，以致大來受婆母挑剔，丈夫厭憎，流毒所及，弄得三晋婦女，十九成了殘廢，終年坐在臨窗炕頭上，不能躬親力作，那纏得好的，雖似弱柳輕風，搖搖欲倒，還能自由行走，有那摧殘太過的，直是終年膝行，不能舉步，這一行新政，辦得固是應該，不能說他不對，無如彼時民智未開，囿於舊習，多半陽奉陰違，主政的人，既稍操切了些，而所派出的員役，又是良莠不齊，好人太少，多以此爲敲詐勒索的工具，同時自身又多是具有愛蓮之癖的風人秀士，於是在嚴刑苛罰後盾之下，財色兩貪，不是誅求無厭，便是狐假虎威，藉着查驗為由，勒逼一些年青少婦，解去纏腳布，當眾查驗，侮弄調戲，無所不至，往往大家閨秀，亦所不免。比時婦女最重廉恥，講究授受不親，尤其這雙尊足，除丈夫可得品評把玩（大同渾源等地雖有賽腳會之設，良家婦女，往往參加，但亦具有種種限制，如只許眼看不許手摸之類），外人絕對不能染指，偶一睡鞋之微，爲無賴者竊去，即引爲終身之玷，奇恥大辱，甚且釀成命案，如何肯在光天化日，大庭廣眾之下，做那赤足大仙，任人盡情賞鑒狎謔，在這極度騷擾之下，也不知逼死多少人命，小民傾家蕩產的，更是不在少數，怨聲載道，自無庸說。”

（《轮蹄》天津励力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88-89页。）


这段经历源于1921年时楼主客居大同时所闻，后来被楼主收入还珠楼丛谈《晾脚会》一文中，今未被《自家》散文集收录。现摘录部分如下：“晋北以前民間盛行纒足，大同一帶，每届八月，有晾脚會之設，於廣場空地間，置長木板凳，層曡如階梯。婦女千百坐其上，裙下雙鈎，任人品評，良家閨秀，亦多入者。其履間綴明珠，製以羅繡，瘦小不盈一掬，窮極工巧。狂蕩之登徒子，乘時活動，傷風俗敗之事，數見不鮮。自閻百川秉政後，厲行六政，纒足之禁尤嚴。然奉行過切，流弊亦多。檢查員有時直入民家，逼令婦女解雙纏，驗其放否，無行者且藉此摸弄，假公濟私，供其娱賞。婦女不勝羞辱而自殺者甚眾。記者民十客大同，嚴禁之馀，其風漸殺，時見中年婦女，扶杖街行，隨風飘摇欲倒，不老而杖。頗以爲怪。後詢人始知此輩婦女，皆以纒足過小，不良於行。又終年盤膝炕上，不常运动。無杖則寸步難移，其害之烈如此。”


（题外：为了方便阅者原汁原味欣赏，特地用当时的繁体异体字。但因为系统字库的原因，编辑了多次，总显示乱码。百度原文则无此弊。文末“运动”二字遂改为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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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楼主在内务部中派往奖券处的时间也没有太久，过后便被派往山西（如，内务部礼俗司第一科职权就有：整饬风俗事项；内务部派员出差考察地方经济、行政、疆域、交通河道也属常例），因此才有上文，楼主“民十客大同”之语。比如，《晋北生活》（还珠楼主《新闻报》1946年12月5日第16版）一文写道：“晋北地瘠民貧，富庶遠遜晋南河東一帶，現爲傅宜生將軍收復之天鎭陽高兩縣，雖爲張家口至大同綏遠要道，火車所經，軍事必爭之地，然其民間生活，至爲儉苦。二十年前，筆者會（按：疑曾字之误）筦此兩縣□務（按：□字不清，只能依稀辨别为木部或扌部），长城密道，蒙旗相接，販蒙鹽之私梟，時有大隊往来，是本瘠差，歷任局長，除日向升斗小販，窮搜苦罸外，幷城門亦不敢輕出一步，緝私更無論矣。兩縣相去，祇六十里，余甫弱冠，少年氣盛，時懸家藏長劍，佩槍馳馬，衝風冒雪，隻身往來兩縣間，日恒兩次，老友陳君贈詩，且有『霜騰龍股劍，雪艶馬蹄塵』之句，實則因値淡月，大帮鹽梟，幷未遇見，偶遇小販亦装不見，祇是每日閒得無事，騎上一匹馬，往長城邊上一站，喝點西北風，掙一身冷汗，以此自豪而已……”


这里陈君的赠诗——“霜騰龍股劍，雪艶馬蹄塵”为边塞英雄谱第一回回目。上面节录的文中提到两个时间点，一是“二十年前”，二是“余甫弱冠”。所谓“二十年前”，若以精确而论，则为1926年了，然而楼主所述多少年前，或者说很多人也有这个习惯，是将概数作整。只有当这个时间比较重要时，才会明写是二十三年前或二十四年前等确数。“去今廿年”也好，前录“三十年苔岑之谊”也好，都确实是概数。


比如与《晋北生活》同时期同报的《西游·琐忆》一文（还珠楼主《新闻报》1946年12月23日第20版）中所述：“西北各地，貨來於野，人民生活，至爲窮苦。不佞少年嗜遊，𡁳（此字无法显示，百度贴吧的文可正常显示）涉關河，興會所至，期於必赴，二十年前，偶因暇日，欲窮河源，遠涉崑崙，間道一覧北天山雄勝，値知好赵君在甘，可爲東道，遂爾西征，此行歷時經年，往返萬里，除靑海（時未設省），係以一時好奇，遍訪玉樹二十五族，（實際不止此數），曾有圖説記載（曾載民十九年天津商報）外，其他沿途所見所紀，均以兵焚遺失，茲篇雖係偶然憶及，然碎鳞斷爪，均属實事，或亦爲關心西北者所樂知歟？”后文则提到“民九渡江而北”，又略述西北所经之地，以及当地住宿之事。（按：篇幅较长，为了不破坏本文结构，便不全部誊录。嗣后在完整版的《轶事、佚作、逸闻》中收录，下同。）

这篇文章的二十年前会是精确的1926年吗？若是还珠楼主的爱好者，一眼便能看出这段经历是在何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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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一文提到的“二十年前”自然不会是1926年。文中所述的西游，实际就是《征求<青藏番族志>》所说：“挚友名律师赵星缘，曾旅甘多年，知是图并无副本……连夜摘抄一份，以备异日有志西北者采用。迨战事平定……辞职携图入青，实地考察……足迹数千里，阅时年半”，时间可从《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的“及民十一……概然发西北之狂想”知晓。楼主自1922年辞职之后，从好友赵从轺（星缘）得图，“歷時經年”说明超过一年，“阅时年半”则至少要到1923年下半年才回到北京。1929年至1930年天津商报所载的《青藏边界番族志》（见下图），指的便是《西游》提到的图说记载。当时内务部还主管律师公会，所以楼主与赵从轺、朱鸿儒、凌昌炎这些律师都是在内务部时就认识了。

既然“二十年前”确证为1922年，“二十年前”为概数便有了一个明证。于是“余甫弱冠”这个时间点，便很关键了。查汉典，“甫”字大略可归为4个含义，其中唯一符合的是第2个。汉典原文是：“2.刚刚，才：年～弱冠。惊魂～定。”
汉典以“年甫弱冠”为例，说明楼主的年纪刚刚到弱冠。若在其他文中，弱冠也可概指年龄，但一旦用了“甫”作状语，时间属性便被强化了，就是指刚过二十岁。而楼主于1902年阴历二月二十八日生，古人弱冠言虚岁，则刚过弱冠便是1921年，正合上文《晾脚会》中所称的“民十客大同”。倘若按周岁解，则是1922年，一来不符《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自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2月，99页。）中所述“及民十一，旧营公债，积数万金，于数月间，折损悉尽……遂只身出走，遍游鲁、豫、秦、陇无所遇”。二来楼主不太可能在内务部任职短短期间外派了一年那么久，辞职后返聘就更不可能了。到了时间1923年下半年，西北回来之后，一来居京奉养老母，不大可能又到处跑，二来说才弱冠就有些超年纪。越往后的年份越与“余甫弱冠”无关了。

上图为青藏边界番族志的记录情况。出版时间为“？”。


因故，笔者认为《晋北生活》中的“二十年前、余甫弱冠”，发生的时间就是《晾脚会》中客大同的民十，即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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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这次西北之行，在小说《青门十四侠》第一回中也曾提及：
岷州全境多山，西南边境更是山重岭复，涧谷回环，有的地方并有那原始的森林，往往荫蔽数百里，黑压压不见天日，林谷之中时有珍禽奇兽栖息游衍，野生的药材也很多，加以地临洮水，土地肥厚，物产众多，居民大半殷富，只是种族庞杂，汉人以外，回族、藏族连同青海玉树二十五族的子民（青海人习称玉树二十五族，不佞民十一二年，曾往青济，遍历穷荒，实地访查，竟有六十余种之多），亦常往来寄住。因为各种族间习尚不同，大都集众聚族而居，又多强悍，习于武勇。（按：摘自网络，尚未校对文字）


此也可以作为1922、1923年楼主曾往青海之行的又一明证。《还珠楼主评传》121页，认为此段经历只有半年，时间在1922年8月-1923年1月，而未见《西游·琐忆》的“此行历时经年”和忽略了《征求<青藏番族志>》的“阅时年半”。其实若算上“鲁、豫、秦、陇”等地，加上回程所游，这次行动统称为“西北之行”确有年余之久。


1923年春，当在回程途中，楼主经过黄山，在《黄山纪异》一文中写到此事：“民十二春，偕友天行，至黃山，時杭徽路未成，遊人甚少，山中廟宇狹陋，鹽米恆不能供，余二人均年少健啖，又擬作竟月遊，所携食物至夥，從僕外，復雇二山民挑之，自湯口入山，在山中方十七日，祇先後在二隱人家中，住三四日，餘則無日不在搜奇選勝之中，雨雲無阻，頗多人跡不到之區，黃山全貌雖未悉窺，經歷則殊多奇趣，長夏無俚，偶然憶及，寫付本刊補白，以知天地間固有奇人奇事也。”


楼主每至一处，动辄旬月，对于吃更是讲究。比如楼主曾在《小吃》一则笔记中写到：“余愴俗甚，每以飲食爲人生較實惠之享受，昔年癖嗜山水，雖遠涉窮荒，口腹之事亦必爲道地，必優必裕。而入山必深，動淹旬月，囊篋不能盡携。輙雇人肩挑以往，故漫游半生，未嘗一口虧我口腹……”后文还又点评西餐俄罗斯菜，与好友岳君戏成家常小吃数十节，公诸同好。
对于“昔年癖嗜山水”的楼主，返程时就没有走原路了，可能取道湖北、安徽、到达南京等地之后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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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1923年下半年回京的这个时间，就必须先了解楼主究竟是1922年的哪月辞职。这跟顾臻推测的楼主陷入“九六公债”风波有关，但是追根究底又不是很大。
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源枯竭，不仅要还外债本息，财政收入还被各地截留，到了1920年底，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至少到了11种，而且期限越来越长，延期付息更是常有的事，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外债已经借不到钱了，就连内务部自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只能向奖券处借2万块钱来度年关。到了1922年初，盐余团与财政部计划发行债券，尽管金额一压再压，终于压到了9600万元，所以就被叫做九六公债。尽管发行前已受社会各界反对，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错的。


九六公债虽然发行于1922年2月，但想要在市面上买到它还不甚容易。1922年3月，北京大中银行因借款给财政部500余万，受到挤兑“破产”，但是很快3月19日便恢复正常，重庆总行也插手了此事，算是安全度过危机。至于大中银行的印花税事件，则是发生于1923年，跟楼主民十一的“于数月间，折损悉尽”就毫无关系了。因此，顾臻认为是孙仲山等人“坑”了楼主，就太冤枉人了。1922年九六公债的偿还期限为七年，每年付息两次，尽管第一次付息便延期了，但是到了9月21日，银行还是勉强付息了。所以“于数月间，折损悉尽”是不可能的。


那么，楼主是怎么操作的，可以从少数短期债券和多数长期债券之中，“积数万金”而又迅速“折损悉尽”呢？其实，楼主玩的是债券市场。比如1924年8月18日，民国日报一篇《北京之公债战争》就把这些买卖比作战争，文中写道：“今日市上又盛传有解散伪国会说，闻皆系抛空者之公债政策也，据闻轧公债行市者为某易公司，彼中人多做亏货，故利用外围空气紧张，低落其价，借以补货，有时亦以巨款收买现货，故意提高市价，而为抛出卖盘之举，其操纵市面，殊为可畏……银行界向亦作亏者多，但九六既大赚而特赚，近复欲从长货方面做……于是一般做长货者，颇又瞩目于九六，而对六厘金融，近虽赔累甚矩，究亦未曾冷淡……”


如此，楼主若只是买公债，虽然付息延期，还本遥遥，倒还不至于数月折损悉尽。但投入了证券市场，遇上暴涨暴跌的事，稍有不慎，便满盘皆输。这里转引复旦大学张启祥《北洋政府时期的九六公债述评》的一些情况：“根据《申报》、《银行周报》的记载，九六公债的价格在1926年11月、12月暴涨暴跌。以北京为例，九六公债在市场上1926年11月8日最低收盘价格57.8元，11月20日回涨，11月21日暴跌十余元，11月23日最低到44.4元，与最高时70多元相去甚远。”便可知时评为什么说操纵市面，殊为可畏了。


楼主必然是在1922年上半年的数月间，因此类情况折损悉尽。到了1922年4月，内务部再一次向奖券处借款2万支付工资，此时的楼主便应能感到收入已很不稳定了，但因为还有数万金，倒也不必急于辞职。不久后数万折损悉尽，收入也时有时无，而且按照当初成立奖券处的方案，原定7月奖券处便要关门（义赈奖券处最后于1922年8月通告关闭），要是闲时外派，连旅费都成问题，索性干脆于此7、8月间辞职。就算不辞职，也会被辞退，因为财政紧张，各部门都有裁员之举，如何能留？如此大约年半后，自西北而回，当然足迹并不只是西北，这里只是统称省略为西北，实际是“鲁、豫、秦、陇”，又深入青藏，折返后到达黄山时正是1923年春，过后可能又有游历，回到北京便是1923年下半年时间了。此时“老母家粮垂尽，不能无返，碌碌依人，羌无好怀。”


到了1924年，“值冯师反斾……适梁园之行”之前，楼主的行踪如何？是在京奉养老母？此时年已二十二周岁，距离“余甫弱冠”不远，有没有可能又去了山西呢？
这个可能，有，但不多。一来22周岁确实与“余甫弱冠”不远，二是笔者还有个近似猜测的理由。前文所述，都有各条“文字信息”重要佐证，可以界定时间，因为是猜测的理由，笔者便不言之凿凿了，毕竟“有可能是”，也可以代表着“更有可能不是”。但是这个猜测，虽然难以证实，却易于反驳。反驳的理由很简单，只要找出一处破绽来，余者便可一并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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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笔名初见

楼主本名李善基，别号寿民（1927财政部职员录登记），笔名还珠，后面还有阿七、老&#17274;（左羊右患）等等。但是在北游的前期，要么以本名或省写为文，要么以别号或省写为文，至于“还珠”，必然是在得知文珠陷落平康之后才取的，以作“珠还有日”之期待。而后缀的“楼主”只是随附时人风雅，诸如在“还珠楼主”之前还有“忆珠楼主”、“韫珠楼主”，“楼主”并无实指，更非有一栋“楼”。因此，在1922、1923年的早期创作，楼主会取什么笔名？


笔者猜测，最有可能的笔名是“珠”，1930年楼主赠刊北洋画报便曾用“珠”字，便是在连载《蜀山剑侠传》之后，楼主的一些文章，依然署名为“珠”，便可佐证此项猜测。


按照这个思路去寻找线索，剔除“北游”之前、以及活动在外地而非平津周围的“珠”（实际也只寥寥几篇，主要为上海、江苏等地），在1920-1926年之间，结果有四个报纸上的“珠”较为符合。（数目并不太多，可见以“珠”为笔名的人较少，除能确定为楼主本人外，单署名“还珠”的在四十年代以前更是少至仅有1篇。这一篇便是1926年7月20日的《参木樨禅》，已载前录 ）
这四报分别如右：一是天津《大公报》1922年8月10日一篇。二是《时言报》1923年1-10月多篇。三是《京报》1923年11月23日、25日、12月5日三篇；四是天津《益世报》1923年12月23日起至1924年8月，连续多篇。乍一看，除了第一项外，后三项的时间具有连续性，但没有证据支撑，并不能将三报的“珠”等同一个人。


因此，在本篇的猜测中，《时言报》1923年1-10月与楼主西北之游（包括返程经过黄山）的时间冲突，可以单独剔除。符合的有：第一条、天津《大公报》1922年8月10日的《求雨趣闻·断屠布告用骈文·县知事向草龙三鞠躬》。时间恰在奖券处关闭之前，即楼主最可能辞职的时间范围内，且未见后续笔名为“珠”的文章，文章风格相似。第三条、《京报》1923年11月23日、25日、12月5日三篇《法兵收买骡马》、《侦探快去领赏》、《求婚趣史》的后篇，这三篇看起来也没有硬伤，时间也在西北之行结束期间。第四条、天津《益世报》1923年12月23日起至1924年8月，连续多篇，恰在楼主西北之行结束之后，又在加入胡景翼戎幕之前。其中一、二、三，内容为时事趣闻，读来让人会心一笑，只不过第二项与“西北之行”冲突。第四项实际是天津《益世报》太原特约通信员，专写山西新闻了，风格与“还珠”不符，只是恰在山西而已。而且一在山西太原，一在山西大同，不能视为“余甫弱冠的晋北生活”的证据，硬伤也较大。因此笔者只是认为有可能，但更多的是“不太可能”。


反证的方法也简单，只要稍能证实一篇太原特约通信的此珠非彼珠，则可推翻全部《益世报》的“珠”。只不过证实的方法更难。所以笔者倾向于1924年时，楼主并未在山西，而1925年以后，就更非弱冠了。但这并不能排除第一、三项的“趣闻”有楼主手笔的可能。在1920年以前，以“珠”为笔名的还有《无锡报》，此处便不作深入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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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1923年的下半年，楼主终于回到北京了，他得到了文珠身落平康，后又被人赎出的消息，意志消沉了许久，这段时间（至1924年11月）“碌碌依人，羌无好怀”。此期间天津《大公报》1924年3月的《奉酬太夷先生見示夜直之作》署名“寿民”，但实际上不大可能是楼主之作，彼时太夷先生郑孝胥被任命为内务府重臣，热衷复辟，晚节不保，有志之士，避之莫及。


在《国民第三军始末述略》提到隔一年，值冯师反斾，也就是1924年11月后（年表作12月，大概是此左右），楼主谒胡（景翼）公于梁园……遂入戎幕。此事的背景是，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召开了善后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重新分配权力，但也是“和平统一”的一次机会。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病逝，岳维峻继之，这前后期间，寇遐（即还珠小说中的寇公瑕）还在国民第二军，常代表胡、岳出席各种活动。


比如这次的善后会议，不仅岳、寇一同出席参加，还有赵从轺星缘也在其列。1925年8月岳维峻曾推荐寇遐为司法次长，二人同处一阵营，关系尚好。楼主虽然知道胡景翼对己有知遇之恩，但对岳维峻却评价不高，观还珠楼丛谈《前清西安外宫之狐》一文便可知端倪，但因楼主与寇遐却私交甚笃，始终未曾离去。1925年末，许世英组阁，初始拟定财政、交通两席属于国民一军，国民二军得到了农商、司法两席，嗣后1926年1月7日寇遐就职农商总长，帮办秘书李善基赫然在其列（《益世报》，1926年1月8日第二版）。不过，不到2个月，也就是当年的3月5日，许世英内阁包括寇遐就全部辞职了（《财政月刊》，1926 年第13卷第148期），作为旧秘书自然也要照例辞职。楼主的这次短暂从政也告一段落，此后国民二军也不久终结。


1926年3月后楼主的行踪，可以从报上的文章来推论。比如今年8月在百度贴吧前录以及9月在本站中已提及的三篇：一是1926年4月2日北京《晨报》署名“善基”的《中国乱因豪俊太多》，二是1926年7月1日北京《黄报》署名“寿民”的《滑稽联语》，三是1926年7月20日上海的《海报》刊出了以“还珠”为笔名的《参木樨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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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严谨的角度来讲，在未确切地考证前，这三篇并不能百分百确定是楼主的文章，只是“更大的可能是”比“可能不是”要大得多而已，它们从文法风格上来讲，与楼主无异，便是所载内容关于所能接触熟悉的行业而言，亦可谓毫无破绽。


现在就拿古龙论坛已收录的《还珠楼主续补散文集》几篇为例，在民国的故纸堆中，善基、寿民，并不全是楼主本人，如上海《大世界》1923年署名“善基”的《胥江旧庐随笔·阿凤》和《鬼语一则》实际是朱善基的文，《铁报》1937年5月20日署名“善基”的《沈兼巢太史重游泮水》也不是楼主之作，当时楼主远在北京，不可能知道四天前（5月16日）发生在嘉兴的事，况且寄稿得发好几天，排印至少还得一天时间。于是《上海趣报》1927年3月23日署名“善基”的《床橙上讨便宜》一文，笔者也只当在存疑之列。虽然这则趣闻的时间处在楼主的“旅游年”里，但风格上还是有区别的。署名为“寿民”的关于医学和教育的文章当然也不可能是，因此本着慎重起见，笔者在8月所写的前录，将署名为“寿民”的《宋嫂鱼》、《吊今战场文》列在疑似当中，《宋嫂鱼》像是介绍食谱，实在太像楼主的作品了，但直觉上还是将之列为疑似了，发文地也不对。笔名为木鸡的文章就更多了，尤其是长期活动在上海的木鸡多不胜数，相对“木鸡老人”这类省称“木鸡”比较好认之外，“胡木鸡”诸文就迷惑性很大了。就拿《谈谈吴子玉和他的两句诗》为例，文言兼白，风格已不类，实际是胡木鸡所作。


至于，署名李寿民、李善基的文虽不如上述多，但还是要比单署名“还珠”要多得多，而且大多数不是楼主。以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在1930年代以前，只有这一个“还珠”，直到楼主成名以后，《金钢钻》收录的丛谈便一直以省称“还珠”为名，此“还珠”很难割断与楼主的联系。这篇《参木樨禅》一文，讲的是铁路货栈职员的一桩趣事（已在前录贴出）。


从“珠”到“还珠”的变化，既是楼主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记忆，也寄托着“还珠有日，再续前缘”的相思，因此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