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开始正式上课,尽管老头一再强调收心的重要性:“不要还想着过年的事,啊,年都过完了嘛,要安住心学习。”不过老头说他的,我们想我们的──初八过后一个星期就是十五了,不过十五就意味着“年”尚未终了,所以还要趁这个时间好好再放松一下,好从“年”中间摆脱出来。再者不放松也是不行的,因为大学开学都比较晚的原因,许多同学都到学校来看看昔日在一起战斗过的兄弟。不过胖子却并不领情:“都他妈的是来炫耀,不让是上了个破自费吗?有什么好牛B的。”胖子这是对杆子说的,杆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看你说的,连来看看你也不兴?”胖子轻蔑的说:“你娃子不是到这里来露个能那是干啥?”杆子急忙掏出盒云烟递给胖子一支:“吸一个。”胖子这才不再说话,美美的深抽一口:“是比红双龙好吸些。”杆子说:“看你说的,五毛钱一支呢。”
当时我们是在教室的东山边站着说话,老头正好准时的到教室里监督我们学习,看见我们几个人立在外边,满脸不高兴:“谢占玉你回来了?”杆子慌不迭的给老头让烟。老头拿过来看了看:“啊,还是好烟呢。”杆子讨好的给老头点着火。老头于是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就说:“谢占宇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现在整天玩都行,他们可不中。别说那么长时间,啊?”我们几个连连点头。看着老头进了教室,杆子对胖子说:“明天你们到我家,咱们好好聚聚,我现在走了,看见老头就不得劲。这个老头,还是那个样。”
第二天我和胖子、老鸨、包子、老马开到了杆子家,我们到时,乌鸦和大头、钉已经在了。杆子的老爹老妈回老家养老去了,他和哥、嫂住在一起。杆子的嫂子非常热情,没有一点阔人的架子,我们几个人在杆子的房间里打牌,杆子先是大喊:“嫂子,拿开水。”于是嫂子就拎两个热水瓶送到楼上他的房间。一会儿杆子又喊:“嫂子,茶杯!”于是嫂子又送茶杯。没过一会儿杆子再喊:“嫂子,茶叶!”老鸨这时看不下去了:“算了吧杆子,我去拿,别麻烦嫂子了。”杆子说:“没事没事。”嫂子很快又把茶叶送来了,笑着说:“占宇看看还少啥?”杆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不少什么了,你去做菜吧。”老鸨感慨的说:”杆子你嫂子的人挺好啊。”杆子说:“她就是那样的人。”仿佛那是天经地义一般。
胖子、杆子、包子、老马在打牌,我们几个人无事可做,就认真的审视杆子的房间。乌鸦突然发现了什么,用脚踢我一下:“我靠,一整箱剑南春!”钉也看到了:“不知道真不真?”乌鸦说:“球,打开尝尝不就知道了?”大头说:“不跟杆子说一声就开?”乌鸦说“给他说,他就不让开了。”说着眼疾手快的撕开上面的胶带,抽出来一瓶,当杆子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把盖子拧开了。
杆子手里捏着一把牌,蹦了过来,象乌鸦闯了滔天大祸一样:“你怎么拆开了?”乌鸦说:“酒不是让喝的,是让看的?”杆子甩着手,咂着嘴说:“这是送礼的,你看你,这咋办?”乌鸦把酒递给他:“那你看着办吧。”杆子想了半天,倒了一瓶盖,先喝了一口:“既然打开了,那就喝了吧,别的可不能动了。”胖子眉开眼笑,夺过瓶子,也抿了一口:“还是第一次喝剑南春呢。”杆子说:“就这一瓶,不准再拿了。”又说:“这真是给别人送礼的,等我哥回来咋交待?”
其实杆子的哥并不象杆子那样把区区一瓶剑南春看得多么重要。中午开始吃饭时,杆子的哥回来了,他长得倒与杆子极为相似,一进门就热情的招呼:“坐!都快坐下。我给你们倒个酒!”杆子有点发怯的说:“都想尝尝剑南春,所以开了一瓶……。”这时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都尴尬的站在那里不动。他哥摆摆手:“喝!酒就是让喝的,能放那里看?”这时我发现他的思路和乌鸦倒有几分相象。他哥掏出一包玉溪来每人发上一支:“我一会儿还有事,先给你们倒个酒。”说着拿过个玻璃杯,把烟盒横着放在杯子边:“咱们也不立正,也不卧倒,就来个中间数。”掂起酒瓶咚咚的倒得与烟盒相平,自已先端起来一口喝干,皱着眉急忙喝了几大口茶,又拿起筷子夹了几口菜,对胖子说:“应当是过去倒的,隔着桌子失礼些,地方小,兄弟你包涵着。”胖子急忙站起来:“哥你说那里了。”杆子的哥还是倒得和烟盒相平,又略添了一些,说:“这点算是哥敬你的。”胖子接过来,学着杆子的哥那样一饮而尽,紧闭着嘴,连话也不说,举着个空杯子向杆子的哥点点头表示感谢,杆子的哥说:“兄弟爽快,坐,快坐。”胖子坐下后憋了半天,才能说出话来,低声对我说:“*,刚才差一点就吐出来了,喝得太猛了。”
杆子的哥倒完了酒,对杆子的嫂子说:“给我取三千块钱。”又对我们说:“你们慢慢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们了,下次再来了咱们一起好好喝。”于是大家都站起来表示挽留,仿佛自已家里的客人要走了一样。杆子的哥说:”我真的还有事,不能陪了。”又对杆子说:“酒不够了楼上你那屋里还有。”杆子的嫂子笑着说:“有啥关紧事?无非是来个牌,慌得跟个小三一样。”
杆子的哥走了以后,气氛就活跃多了。乌鸦说:“杆子,开你瓶剑南春你哥都不说啥,你有球不愿意的?”杆子说:“你们不知道,看你们都在这里,他能怎么说?能好说不让喝这个?”胖子拿起杆子的哥放在桌上的烟:“杆子,这烟多少钱一盒?”杆子说:“恐怕四十多吧。”顿时大家都很惊讶。老马说:“靠,那一根不顶两块多钱?”杆子很NB的说:“我哥他们来一回牌输赢都得好几千,人家比咱NB。”胖子说:“你们家可真是NB,那你说到你家喝个剑南春也属于最低档次了?”杆子说:“看你说的。”急忙转移话题:“酒怎么喝?”
那时我还不会划枚,我是读大学后才向胖子学的划枚(也就是猜拳),因为基础差,所以到现在还一直是老五魁(也叫作五字枚)。酒怎么来自然是按约定俗成的打通关了,问题在于一枚几个酒。为这个胖子和杆子争执了五分钟。最后钉说:“倒两杯酒,谁喝了谁说的算数。”胖子捏起两杯酒,很响亮的喝完,伸手对杆子说:“一枚双响,六枚过。”杆子悻悻的说:“你一看是剑南春就喝的快。”说着两个人就开始猜拳。没轮上的人于是开始吃菜、喝水、抽烟、闲聊。没过一会儿胖子就不满意了:“你们都观战,观战。”好象那是两大高手的对决。
那次我和钉是第一次见面,那家伙当时在某个工科大学就读,很豪爽很义气的样子,这使我们一见如故,也为四年以后钉的一个不幸事件奠定了基础。
1998年我大学毕业,在家闲极无聊,正好某一日得知香港快译通要来河南和建业队踢球,于是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杆子。杆子当时也还没有上班,隐于卧龙先生曾居之地专心炒股。他得知这个消息自然喜出望外,决定到平顶山市去看球。我说:“那不行,我没钱。”杆子慷慨的说:“没事,我去取点,喊上胖子。你们只负责到了以后的打的的钱就行了,其他我管。”于是我们三人临时起意,坐上了去平顶山的巴士。在车上杆子兴奋异常,说已经给钉打过电话了,去了就找他安排食宿。我说那个钉?杆子说你不记得了,就是那年在我家喝剑南春最后吐到鸡槽里的那个。听到这个消息,我和胖子分外高兴,因为钉是那样的豪爽大方,去了以后一定能安置得舒舒服服。杆子坐在车上已经想着晚上到了以后怎样点菜了,我记得杆子最想吃的是醋焖鸡。
到了平顶山以后,钉早就在他单位的门口等我们了,见后先是埋怨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他,又说一起去吃饭。饭局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奢侈豪华,他们单位旁边有很多的饭店,因为是夏天,都把桌子摆在门口。钉说这里的菜做得很好,我们三个自然不能提出别的要求,胖子说:“看那个老板长得象潘长江不象?”我们看去,都忍不住笑:矮胖,头发不长,中间可笑的留了很长的一绺,而且是趴在额头上。杆子说,那就在潘长江这里吧。于是我们五个人(还有钉的一个同事)就过去挑了一个地方坐下。旁边桌子上坐了两个人,点了几个菜,在慢慢的喝着啤酒。
我们喝的是度数很低的宝丰老窖,五个人喝了四瓶以后意犹未足,于是钉又要拿酒,杆子和胖子都拉着他不让去,钉的力气很大,挣脱后踉踉跄跄的走了。我和杆子一起到阴暗之处方便,回来的时候就出事了。 我记得只看到钉吼了一声就将邻桌的一个人放倒在地上,他的同事扑上去用脚猛跺。胖子歪歪斜斜的上去想拉开他们,钉卡住胖子的脖子猛推,胖子仰面倒地,钉抬脚欲跺,杆子上去拉住钉,第一次叫了胖子的名字:“钉,这是**啊,是**!”钉迟疑了一下,幸好还认出是杆子:“是**?”转过身去继续痛殴躺在地上那厮。和被钉和他的同事猛揍那人一起来的朋友这时看不过去,想上前拉架,钉抱拄他,两个人同时倒在地上,几个翻滚下来,共同跌入了路边的水沟里。
旁边吃饭的人早都吓得远远的躲开,潘长江急匆匆的跑过来:“别打了,都别打了。”我和胖子、杆子也上前拉架,总算把他们分了开来。钉被冷水一浸,好象也清醒了些,赤着一只脚,湿淋淋的从水沟里看爬上来。胖子看到潘长江进店里拨电话,低声对杆子说:“快走!”围观的人们很自觉的让开一条路,我们五人昂着头,钉赤着一只脚,大摇大摆的走了。
如果是真的走了也就好了,走出很远之后,胖子说:“糟了。”钉问:“怎么了?”胖子说:“我的包忘在吃饭的地方了。”这时我们才记得胖子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公文包。钉说:“走,回去拿。”钉的同事说算了,别回去了,万一对方再找人来吃亏了不划算。杆子也说算了,一个包值不了几个钱。胖子忧虑的是他的身份证在包里面放。钉说:“怕球,回去拿。”说着转身就往回走。我们不放心,都陪着钉回去。
走到饭店后,钉对潘长江说:“我们的包呢?”潘长江说:“在这里,给你。”胖子过去接过来。钉说:“饭钱明天给你。”潘长江的眼睛往别处瞟着:“中,中,都是熟人了。没事的。”这时过来两个警察,对钉说:“你先别走,跟我们到所里去一下。”我们几个都愣住了,都是第一次跟制服动物打交道,不知如何是好。我对警察说:“没有证据你们怎么能抓人?”后来听胖子说我醉得厉害,嘶喊的声音很大。警察说:“那你是证人了?要不你也到所里做个证?”杆子从后面拉了我一把。我虽然醉也知道决计不能和他们一起走,于是就不再吱声,警察对被钉和他的同事揍得鼻青脸肿那位说:“你看看还有谁动手打人了?”钉的同事看到警察早不知窜到那里去了,那厮倒也也能分出个青红皂白,老老实实的说:“还有一个人,不是他们仨,他们仨没动手,只是拉架的。”警察说:“你明天也到所里来。”然后带着钉上了车,一溜烟的走了。
我们三个人不知往何处去,看球虽然是第二天晚上的事,这时也被抛在脑后,只是拼命的想怎样才能解决这件事。胖子埋怨杆子不该来看什么鸟球赛,杆子抱怨我给他的信息,我埋怨胖子不该回来拿什么烂包,至多值十块钱,现在钉被抓进去,十块钱肯定是不行了。我们相互抱怨了一通,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钉被抓进去了,钉的同事跑路了。我们在这里举目无亲,除了我们三个,连可以诉苦的人也没有。杆子说,钉被那个派出所抓去也不知道,怎么办?胖子说,不然我去打听一下,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和杆子坐在昏黄的路灯下,眼皮涩得要死。等了半个多小时,胖子慌慌张张的跑着回来了,我和杆子急忙问:“打听出来没有?”胖子面有余悸:“我靠,差点我也回不来了。”
原来胖子问出了这一带的派出所在那里,并乘着酒意,胳膊下夹着包,象李玉和一样走了进去。所里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里面坐一个警察,地上蹲一个人戴着铐被问笔录。胖子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一下,警察抬起头,胖子镇定自若的说:“我是**集团保卫科的,听说我们有一个同志打架被你们带过来了,过来看看是怎么会事。”警察急忙放下笔,站起来和胖子握手寒暄,听胖子说了打架的地方,说:“你说那个地方不属我们这里管,那是***派出所的辖区。”胖子连声道谢,说完就往外走。走到门口时,警察说:“你站住!”胖子回过头,并没有慌乱:“还有什么事?”警察说:“你身上的血是那里的来?”胖子被钉放倒在地上时背后沾了不少泥水,在灯光下看来有点象是血水,终于在火眼金睛的警察同志面前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胖子乱了方寸,说:“那不是血,不是血,是泥。”警察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科的?科长叫什么?”说着拿起电话:“电话是多少?”胖子结结巴巴的说:“我……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是NY市的,来这里找同学,同学和别人打架了。”警察说:“你的身份证呢?”胖子拉开包,从一个大裤头和一个小裤头中间取出身份证,恭恭敬敬的双手递给警察。警察看了看,说:“什么你是NY市的,你身份证上明明是郑州!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胖子说:我是学生,今年刚毕业,户籍刚转回来,还没有换身份证。”警察打量了他一番,谅他也不是杀人放火之徒,把身份证摔给他:“走吧!”胖子深恐警察反悔,三步并两两步走出了派出所,出了大门不远,立即狂奔起来。
我和杆子先是大笑了一番,胖子很不情愿的说:“我靠,要是你们,连个办法也生不出来。”于是我与杆子急忙又夸胖子机智勇敢。胖子说:“有烟没?”我摸摸身上,没了。杆子急忙跑去买了包许昌,每人点上一支,继续想办法。
胖子打了个呵欠:“再大的事现在也没办法了,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说吧。”于是就开始找饭店,第一次找的是**大酒店,杆子问了一下,三人间居然要二百多块钱。杆子说:“算了,再找一家看看,这太贵。”出来后,胖子说:“这个时候了上那里找?”杆子说:“明天为钉的事还得花钱,我来的时候拿的也不多,住一晚上花几百不值得。”因为这个还算可以成立的理由,我们最后找了一个小旅社,每个人五元钱。进了门,已经有两个人睡下了。我们拉开电灯,躺在床上,那两个人醒了,揉着眼不情愿的想发牢骚,一看我们三个人,还都是年轻力壮的,只好忍气吞声的用床单子蒙住头。我们三个开始谈论钉如何的勇猛,又商量明天如何解救钉,一直到三点多才睡着。那两个人敢怒不敢言,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忙退房走人。我们一直到快十点才醒,杆子摇着我们快起来,说要去跑钉的事情。我睁开眼:“这是那里?”杆子说:“那里?平顶山!”我这才对昨天的事情有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印象。
一路打听着到了***派出所,这时钉的同事不知从那里冒了出来。胖子一见到他就不高兴:“昨天你怎么跑了?”那厮吱唔着说:“不是的,我以前打过架,在所里有前科。”又说:“你们去看看,看现在什么情况?”我们三个人走到了派出所门口,商量着由谁进去。杆子说:“六斤你昨天就很有经验,我看还是你去好。”胖子说:“那不行,昨天是我,今天轮你打头阵了。”杆子说:“我肚子疼,想拉肚子。”胖子说:“那你去拉吧,拉完了再去。”杆子向一片高秆作物中走去,胖子轻蔑的说:“这家伙就是胆小,今天非让他去不可。”过不了多长时间,杆子回来了。胖子问:“拉完了?”杆子说:“找不到地方,先忍一会儿。”又说:“我去买点烟拿上。”杆子去买烟时,胖子不屑的说:“我就知道这家伙是装的。”
杆子用一个袋子装着两条帝豪回来了,仿佛生离死别一样对我们说:“你们等着。”然后义无反顾的走进了派出所的大门。没过多长时间,杆子依然提着烟出来了。我问:“怎么样?”杆子说:“人家说不让见,给烟也不要。”我们三人走到路边,和钉的同事一共四个人一起商量,钉的同事说:“我们厂里保卫科有一个人和这里派出所熟,不如去找他。”胖子说:“那你去叫他来帮个忙,我们又不认识。”
没过多长时间,钉的同事带着一个高而且黑瘦的人来了,杆子急忙拆开一条烟,取出一盒递给他。那人也不谦让,对杆子说:“你和我一起去。”
他们两个去了,我们三个人在路边等。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他们出来,钉的同事说:“你们去看看情况?”胖子很不情愿:“再等一会儿。”又过了十几分钟,钉的同事又在催。我说:“我去看一下。” 我进了派出所的门,看见杆子和保卫科那人在所长室正谈话,杆子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进去。于是我退了出来。
钉的同事迫不急待的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他们还在说。”又对钉的同事说:“昨天和你们打架的两个人也在,你还是走远点,别让他们认出来了麻烦。”那厮连连称是,一会儿就躲得踪影不见。胖子说:“那两个人真去派出所了?”我笑笑说:“假的。这家伙在这里碍事,一会儿就让去看看,想个法把他支走,不然吸烟还得给他让。”胖子也挤着眼暗笑。
十一点半左右,杆子和保卫科那人出来了。我们问:“说好了没有?”保卫科那人说:“事情也不算大,我和所里说了,不作治安处罚,只是对方说丢了一个传呼机,得两千多块赔。”胖子说:“那是不是讹诈?”那人不满意的看了胖子一眼:“我看不象,人家说钱包丢了,后来又找到了,真是要讹人不也连钱包说上了?”我们急忙称是,然后就担心这两千多块钱怎么弄的事。杆子说:“钉说了,他的房间里有钱,你们两个去找找,我和这个大哥在这里等你们,尽量上午就让钉出来,别让在里边受罪。”我和胖子赶回钉的住处,一阵翻箱倒柜,钉的钱什么地方都放,连一本《鹿鼎记》里都夹了五百块钱。我们搜集了大约有2000多块钱,急急忙忙赶回去,和杆子们一起去赎钉。
钉坐在一张木椅上,右手被铐在椅子上,杆子和保卫科那人去付钱,我和胖子去看钉,钉隔着窗户对我们坚强的笑,挥挥手,说:“没事的。”这时潘长江也跑来了,手里举着钉昨晚掉进水沟里的那支皮鞋,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鞋,钉的饭钱还没有付给他,这才是他关心的。杆子赔了人家的传呼,又给潘长江缴了饭钱。钉的铐也打开了,穿上鞋,依然精神焕发。
这件事现在依然是我们的谈资,问起钉为什么要和人家干架时,他也说不清楚,只好说是可能喝太多了。只不过再议起来的时候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其中狼狈不堪的成份,夸大了自已勇敢机智的一面罢了,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能放到阳光下的劣根性。
自然,当时我不会知道五年以后会发生这么多故事,只是认为钉是个很豪爽很义气的人,和他猜拳,他输了很自觉的举杯就干,赢了也会主动替你喝酒,绝不会象胖子与杆子一样,为了杯酒之争嚎得声嘶力竭。当然太豪爽的人下场都很悲惨,钉也不会例外,所以最后他对着鸡槽连连哽咽着喷吐未充分消化的食物和酒水时,胖子、乌鸦都充分表现出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虽说不是落井下石,但他们幸灾乐祸的笑让人感到了兔死狐悲的凄凉。杆子搀扶着钉洗脸嗽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家里发生的,杆子的嫂子忙不迭的过来问:“占宇,怎么让你同学喝这么多?”杆子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心情太高了,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