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七十二艺_“官方册封方丈衔”历代方丈_“少林”要素考证

半剑飘东半剑西

       回头将朱载堉的计算过程，从“蕤宾倍律”到“南吕倍律”、再到“应钟倍律”，检查了一遍，发现朱载堉实际上，走了弯路，因为解决难题只要计算“应钟倍律”！

        p=“蕤宾倍律”=“200平方寸”值开平方=10*“2的平方根”（寸）.     （式1）
        q=“南吕倍律”=“句十寸乘之‘蕤宾倍律’”积值开平方（寸）.           （式2）
        r=“应钟倍律”=“句十寸*股十寸*‘南吕倍律’” 积值开立方（寸）.    （式3）

       q= (10*p) 开平方=(10*10*“2的平方根”) 开平方=10*“2的4次方根”；
       r=(10 *10 *q)积值开立方 = (10 *10 *10*“2的4次方根”)积值开立方
        =10*2的12次方根 （寸）。

      如果当年朱载堉当年，也检查一次计算过程，合并公式得到“应钟倍律”=10*2的12次方根 （寸），他不仅不用增加计算“蕤宾倍律”、“南吕倍律”带来的误差，而且可以改进“81档大算盘”，增加2的12次方根的精确度。

      实际上，编制C++程序，采用更高位的舍入误差限制，可得到r=2的12次方根的小数点后50位精确度有理数值为：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29494634170077920431749419。
      比较“81档大算盘”得到值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前面部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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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钟倍律”的艺术意义何在?
       采用最省略的说法，就是在M=1到N=2之间，插入11个数，y1,y2….y11，使得:
       M，y1,y2….y11，N成等比数列。

       设公比为Q,N=M*Q^12,2= Q^12,Q=2的12次方根。
       这正是音乐的十二平均律之数学基础。

       从明朝的朱载堉开始，一直到当代，音乐人（数学工作者）一直在提高Q=2的12次方根的准确度，以得到最佳的音乐效果。
       将值成等比数列的M，y1,y2….y11，N，乘以440倍，就是
       440M，440y1, 440y2…. 440y11，440N。值就是
       440,440Q，440*Q^2, 440*Q^3,……, 440*Q^11，880。
       Q近似取1.059463，则

       440Q=440*1.059463=446.16372, 440*Q^2=493.8832133，
       440*Q^3=523.2509908，440*Q^4=554.3650645…. 440*Q^12=880。

       换为标准的音乐记号，就是：
       A4, A#4/Bb4, B4, C5, C#5/Db5, D5, D#5/Eb5, E5, F5, F#5/Gb5, G5, G#5/Ab5, A5。
       其中A4是国际标准音高，频率为 440 Hz，是乐器调音的基准音。
       “A#4/Bb4”正是音乐里等音（Enharmonic）的概念，指的是音高相同但记谱和意义不同的音，其中A#4（升A4）和Bb4（降B4）在钢琴上就是同一个键，频率都是约466.16 Hz（以A4=440Hz为标准）。
       对比440Q=446.16372,是上述“466.16 Hz”更准确一点的值，完整值是：
       440*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29494634170077920431749419。

      B4指中央C（C4）上方的第二个白键，频率约为493.88 Hz（以A4=440Hz为标准）。
      对比440*Q^2=493.8832133，是上述“493.88 Hz”更准确一点的值。

      C5即中央C的高八度，频率约为523.25 Hz，是钢琴键盘上的一个关键参考点。
      对比440*Q^3=523.2509908，是上述“523.25 Hz”更准确一点的值。

      “C#5/Db5”也是音乐里等音的概念，C#5（升C5）与Db5（降D5）是等音——音高完全相同，仅记谱方式不同，其频率约为554.365 Hz。
      对比440*Q^4=554.3650645，是上述“554.365 Hz”更准确一点的值。
      ……
      A5是比A4高一个八度的音，频率为 880 Hz。
      对比440*Q^12=880，与上述“880 Hz”。

      这就是音乐的十二平均律之数学解释，也是明朝的朱载堉研究成果的数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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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载堉使用81档大算盘完成开方运算，精度达小数点后25位以上，但保留24位记法。
      按：如果仅仅是24位，在计算“蕤宾倍律”、“南吕倍律”引入的误差干扰下，精度无法达到24位准确性。
      50位精确度有理数值为：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29494634170077920431749419。
      与朱载堉得到的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相比，前24位是正确的，后面的“2949….”不到3000。

      笔者用C++程序作过模拟，大约朱载堉的81档大算盘，精度达到小数点后26位到27位，这样在计算“蕤宾倍律”、“南吕倍律”引入的误差干扰下，还有24位准确性。
      如果原始的81档大算盘，精度就是24位，那么在引入的误差干扰下，不可能有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那么准确。

      朱载堉将该理论命名为“新法密率”。书中设计“均准”验证律制，涉及律度量衡统一问题。
      这也是“无理数”近似计算当时全世界最高水平。
      朱载堉著有《乐律全书》47卷、《律吕精义》内外篇各10卷。

      朱载堉为少林寺的第二十四代方丈“背书”，某种意义是对明世宗沉迷道教的一种软性对抗。
      但朱载堉并不否定道教，而是提倡三教儒道释合一，他的私人印章是“三教九流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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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少林高明棍术溯源  

        少林寺第二十四代方丈小山宗书,在方丈任上，发生了一件对少林寺武术意义很大之事。

        参考《正气堂集-新建十方禅院碑》等碑文字，嘉靖辛酉（1561年），抗倭名将俞大猷奉命自云中（山西大同）赴沿海抗倭前线，路经少林寺，请寺僧为之演棍，大猷云少林之棍：“传久而讹，真诀皆失。”
       （这时候的少林寺，与“天下武功出少林”大相径庭）
        当时的少林寺住持小山（宗书）请大猷指正，大猷说“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
        于是小山从寺僧年少有勇者中选出宗擎、普从，随俞大猷赴抗倭前线。
        俞大猷谆谆教之实战棍法、剑法三年之久，二僧基本得到俞大猷真传。后二僧回归少林寺，由于剑法与佛教始终有冲突，最后将战场上学的棍法，作为自卫术传于少林寺，精者达近百人，普从归寺后不久圆寂。
       万历丁丑（1577年），宗擎在北京神机营遇到调兵马粮草的俞大猷，俞备感欣喜，临别题《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少林寺僧宗擎学成予剑法告归》两诗。
       注意有“学成予剑法”，许多相关文章仅提及棍法，未提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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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大猷《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诗云：
       学成伏虎剑，洞彻降龙禅。
       杯渡游南粤，锡飞入北燕。
       能行深海底，更陟高山巅。
       莫讶物难舍，回头是岸边。

       其中的“杯渡”，指杯渡禅师，系南朝高僧，传说他乘木杯渡江，象征僧人云游四方。
      “锡飞”指僧侣游方，源自唐僧隐峰掷锡杖飞空的典故。

       俞大猷《少林寺僧宗擎学成予剑法告归》，诗云：
       神机闻武再相逢，临别叮咛意思浓。
       剑诀有经当熟玩，遇蛟龙处斩蛟龙。

       蛟龙的双重象征,既有自然之龙——源自《续齐谐记》中蛟龙吞噬祭品的传说，暗喻修行路上的外魔与诱惑；
       又有权力之龙——李商隐诗中“蛟龙失水”喻指权势倾轧，呼应少林寺在明代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
      俞大猷之“剑诀有经当熟玩”，强调剑法需熟于心而化于行；“遇蛟龙处斩蛟龙”，昭示以武止戈、以智破局的修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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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大猷为何云少林之棍：“传久而讹，真诀皆失。”？
       因为，历史上少林寺武僧以棍术见长。俞大猷大失所望。

       参考少林寺《少林十戒》的规定：少林寺僧习武“仅可用于自卫”，棍作为钝器，杀伤力远逊于刀剑，更符合佛门弟子的身份。
       明朝时期统治者对民间武器严格管制，棍因非利刃，不在禁止之列，成为少林寺僧研习武艺的合法选择。

       1561年俞大猷入少林寺，程宗猷在少林寺习武的时间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他在寺中学习了近十年。
       程宗猷后来创作了《少林棍法阐宗》，因此，程宗猷的棍法很可能是宗擎、普从传自俞大猷、再在少林寺传播的俞氏棍法。

       据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载：宗猷曾学棍于洪纪，后洪纪于明末被流兵战死。广按乃法门高足，尽得转师之技而神之，对宗猷学棍耳提面示，开示神奇。
       转师是洪转，明代少林寺著名武僧，正德时出家少林寺，后随师叔、著名武僧周友和尚习武，尤精棍法，为一代棍法大师。
      《少林棍法阐宗》云洪转：“师年逾八十耆老，棍法神异，寺众推尊。”
       正德为中国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1506年启用至1521年，使用16年（该年号因与西夏崇宗年号重复引发争议，吏部尚书马文升遭排挤去职）。
       所以洪转在1506年至1521年在少林寺出家,当时未识武，后才随“师叔、著名武僧周友和尚习武，尤精棍法”
       洪转徒弟之一为广按，广按对程宗猷经常指点（1567年之后）。
      《手臂录》载洪纪为洪转昆弟，精于棍法。
      《陆桴亭文集·石敬岩传》上有棍术家洪信。推测洪信、洪纪、洪转为大家族兄弟。

       少林寺资料显示“洪纪、洪信、广按、宗想、宗岱均为明代著名武僧。”
       推测，周友传洪转，洪转指导族兄弟洪纪、洪信；洪转传广按。
       所以，当时少林寺的著名武僧（棍术见长），就是这几位。

       假设洪转跟随周友和尚习武30年（极限），1521年在少林寺出家（极限），那么极限是1551年洪转艺成。
       在1561年俞大猷入少林寺，“请寺僧为之演棍”，上台表演的，可能就是上述几位中的年青棍术高手。
       俞大猷评价“传久而讹，真诀皆失。”，推测原因在于“著名武僧周友和尚”得到的棍谱不地道，“真诀皆失”。
       所以无论几位年青棍术高手如何努力，均练不成一流的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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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擎，和普从1561年到1564年，跟随俞大猷学艺三年，带回精华、传于少林寺，时间约从1565年开始。
       程宗猷在少林寺习武的时间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
       据《少林棍法阐宗》，广按对程宗猷经常指点，宗想、宗岱与宗猷为友，常在一起习武。
       而这年头，少林寺已经得到俞大猷真正的棍谱，与棍法精华，广按这样的高手，看到真正的棍谱，学起来会如虎添翼。宗想、宗岱也如此。
       因此，虽然“洪纪、洪信、广按、宗想、宗岱均为明代著名武僧。”
       但广按、宗想、宗岱很有可能修习俞大猷棍谱，而成为著名武僧、棍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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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平江)不肖生注释的俞大猷武术书

       向少林寺弟子传授武功的俞大猷，曾经留下棍术秘籍《子母三十六棍》。
       以著作《江湖奇侠传》崛起开创武侠新时代的(平江)不肖生，本身是武术名家，一生都在练武、一生都在以武会友。
       (平江)不肖生曾经以本名向恺然，为《子母三十六棍》作注释。
       此武术著作，发表于1936年，由上海 国术统一月刊社出版，标识“俞大猷 原著   向恺然  注释”。
       更早是1923年由上海振民编辑社出版的《国技大观》，署“向恺然 、唐豪 、庐炜 著”，上面有向恺然安排武师表演俞大猷棍术的相片、以及向恺然对相片动作的注释。
       不同的是1923年是合著，1936年的唯一作者。

       俞大猷另有一部剑术秘籍《剑经》，未见正式出版物，但有抄本。(平江)不肖生等，均收集到。
       1936年上海市国术馆出版的《中国古佚剑法》，标识“唐豪  编”，上面包含了俞大猷的《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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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大猷本人正式出版的作品，能见到的是《洗海近事》，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味古书屋刊印（16册全）。
       这是一部古籍中罕见的海战兵书，其中记录了俞大猷参与的与倭寇近身搏斗的诸多实战经验。
       其一，陆战绝招：烽火台+捕兽坑。
       针对倭寇擅长登陆后流窜抢劫的特点，俞大猷在倭寇必经之路，事先挖深坑、插竹签，铺伪装网，再撒铁蒺藜。
       俞大猷沿海修烽火台，日夜把守，倭寇刚一冒头，白天放烟，晚上点火，消息迅速传边各处，陆地村庄乡丁马上带兵器集合，老弱也敲锣打鼓配合，专将倭寇往捕兽坑赶。
       倭寇路不熟悉，掉入坑中，不是中竹签，就是被带刺的小铁球，扎穿军靴。
       其二，海战绝招：大船围猎+小船突袭。
       倭寇原来的优势是“船小好调头”，俞大猷应以“集中优势兵力”的事先布局。
       为此提出“量地理以定先后，审风潮以分奇正，据要害以防逃遁”的三大策略，以及“器要齐备，粮要充足”的制度，根据海域地理、风潮变化，灵活部署船只，占据有利位置，对倭寇形成围猎。
       同时，俞大猷改装轻便快船，将诸葛亮的火攻战术用到极致，其快船装了喷油器、喷火筒和火药包，驶近倭寇船只时，喷油器喷油再喷火筒，再扔上火药包，经常将倭寇船只炸得“苦不堪言”。

       其三，近身搏斗绝招：俞家棍法。
       倭寇作为海上惯盗，以倭刀（日本武士刀）见长，俞大猷专门训练战士于俞家棍法，用长铁棍对付日本武士刀。
       包括少林寺弟子，也在俞大猷训练下，熟悉了俞家棍法。

       其四，官方优势：通敌罪威慑性。
       因为俞大猷是皇命在身、对付倭寇，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制定通敌罪制裁方案，断绝倭寇的外援——汉奸的暗中帮助。
       俞大猷制订了“禁通番以绝其粮道，严保甲以清其内应”的有效对策。
       渔船出海全部登记，抓到走私通倭船只，船货充公，举报人则领赏银且被保密。

       其五、主场优势：断敌给养。
       要打赢针对倭寇的长期战争，集团的给养是关键。
       由于具有主场优势，抗倭大军的给养能得到保证，关键的下一步是断敌给养，让进入中国客场的队伍，因为缺乏给养、无粮自乱。
       俞大猷在指定港口允许商船交易，但严格检查货物，让正经商人有钱赚，严厉处罚通倭、助倭行为。
       同时切断倭寇的补给线，加强内部管理，让倭寇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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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是抗日战争的开始，从1933年开始，民国的报刊中关于“抗倭名将”俞大猷的文章，越来也多，到1935年开始有系统研究俞大猷抗倭战书的长文章出现。
      在1934年的《绥靖旬刊》第39期 第96页，发表了当时的军政长官劉峙文章，显示当时蒋公介石印发了《俞大猷戚继光合传》等书籍，“以备各部队军事机构参考”。
      查到《俞大猷戚继光合传》一书，出版年未署，但出版机构标识了“委员长行营”，作者署“王扶生 编”。
      武昌的《中兴周刊》1935年开始刊登俞大猷的文章，多数是官方来往文书，例如第5卷第10期的《俞大猷:上大司马杨书》。
      大公報上海版于1936年12月1日报道《泉州各界發起 修建民族英雄墓 俞大猷鄭成功 閩省當局表示贊同》。

       注意当时习惯于将俞大猷与戚继光或鄭成功并列，表达了抗倭（抗日）、收复国土的意涵。
       由于俞大猷与戚继光均为诗人，因此，民国印刷了不少《俞大猷戚继光诗文钞》之类的诗集，也有单独的诗集，如俞大猷的《正气堂诗文钞》，戚继光的《止止堂诗文钞》。
       俞大猷相关于少林寺弟子的诗文，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