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最早武侠作家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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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偷袭珍珠港的次年，日本面临多重困难，体现为资源短缺、经济压力、军事扩张过度、国际孤立和国内民生恶化四大困难等方面。
       以资源极度匮乏为论。
       第一是战略物资依赖进口；日本本土缺乏石油、橡胶、铁矿石等关键战略资源，严重依赖美、英、荷等国的海外殖民地供应。
       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实施全面石油禁运，导致日本军工和海军运转受阻。
       第二是纺织原料断供；棉、毛、麻等民用纺织原料主要依赖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侵华战争后外汇优先用于军需，民用纺织业被压缩，1942年2月起实行“衣料切符”（凭票购买衣服制度）。
       以经济与工业承压为论。
       第三是军民资源分配失衡；工业产能向军事倾斜，民用生产萎缩。早在1938年起禁止新棉织品制造，1942年市场上仅剩人造纤维混纺品，但性能差、易破损。
       第四是外汇枯竭；为维持战争机器，日本将有限外汇用于进口废钢铁、石油等军需品，民用物资进口大幅削减。

       而当时台湾已经没有太多资源科供日据当局搜刮了。
       台湾某些文人，也处于“杨志也曾卖宝刀”的时艰。
       这可能是“湖边客”改写姚民哀《江湖豪侠传》成《南方》半月刊自己的小说《三凤争巢》之原因。
       姚民哀1938年10月19日非正常死亡，1942年6月15日《三凤争巢》在《南方》发表时，姚民哀去世已近4年。

       一个文人、一个武侠小说著作人，在动乱之势，不仅失去躯体，也是冠名权，李逸涛小说是第一例，姚民哀小说是第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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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李逸涛对联，有一定可能是第三例。
       据内地一些旅游点对联集萃的记录，在第30楼述“李逸涛为指南宫吕祖殿创造了一首对联：“屈指神仙谁进士？ 终南山水属先生！”撰联当时李逸涛任《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专栏《菊部阳秋》的主笔。”
       但helloworld666查后的结果是“此对联的确还在台北指南宫正殿，但当年提供者记录的是黄金印，而非李逸涛。”

       一种可能是第三例，李逸涛去世得早，对联的冠名权失去，改为他人的记录。
       另一种，小概率是，李逸涛负责的版面，刊载了“黄金印”的对联，李逸涛可能是润色者或责任编辑。
       总之，对联应是与李逸涛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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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台湾奇侠传》的紫珊室主，以前的记录是“生平不详”，由于热心坛友提出了“武侠难题”。笔者觉得有趣，坦然接受。
       写了一份考证帖<《台湾奇侠传》作者林朝钧重要生平考证>。
       在《台湾奇侠传》发表的仅一年半之前，紫珊室主自1939年6月（第88期）起于《风月报》开始连载《花情月意》。
       连载半年刚过，台南人王慧卿在《诗报》发表文章，批评《花情月意》的作者紫珊室主。
       王慧卿的主要观点是，紫珊室主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知错抱愧，反而不知反省，最不该就是将自身的经历，写成《花情月意》，误导其他青年男女。
       耐人寻味的是，1940年2月，紫珊室主在《风月报》第102 期发表《桀犬无端而吠尧》的反击文章，其中有“……花情月意自有花情月意的价值，越轨自有越轨的制裁，绝无丝毫影响花情月意之著作。”
      室主自争辩的观点是，作者的人格与小说的价值是分开的，“越轨”自有法律法规“制裁”，文学创作只要满足文学规律、得到读者承认，自然有其文学价值。

       不过因为紫珊室主在《风月报》第102 期发表的反击文章，在标题中自比为尧、视对方为桀犬，引发更强烈的反驳，没有在《诗报》发表，文字直接投到《风月报》在第103期强行发表，可见后台之硬，文章大大批驳一番后称“如贵作之花情月意，可说是下流的作品了。”
       从此论战在本媒体《风月报》上展开。
       连载小说被评为“下流”，不禁令人想起武侠小说也曾被胡适评为“下流”
       ——1959年12月8日（部分资料误记为1958年），胡适在台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世新大学）发表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时，明确表示：“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
      并引起一场关于武侠小说命运的文学论战。

      因此，继续追踪论战，看看当时媒体如何对付关于“下流”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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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等到《花情月意》连载完成，《风月报》第114期上刊出绮君为《花情月意》所作序，起到替紫珊室主开脱作用，因为是序，以赞美为主，至多是“言情而不淫”的评论，未明显的反驳。
      （绮君文章被收录到林荆南全集，如果是林荆南仅代表其本人，后面是代表编辑部）

        到第116 期上的《为<花情月意>喊冤》，显然是有备而来，文学欣赏六大要素（性情、经验、年龄、身世、环境、文学见地）等文学理论，赞美声使用了“可歌！可泣！可惊！可叹！”，并并指责“批评者未读过《红楼梦》，才会有如此‘盲目式的批评’”。
       该文署名“文艺兴趣生”，第三方观察者认为该文或有室主加料部分，但室主没有好好把关，作者批评别人未读过《红楼梦》比之前批评人“桀犬”更伤文人的心。
       第117 期上署名蝶庵的回驳比较高明，没有陷入“对骂”的俗套，反而上升到高层次。
       至此，已经不是单纯对室主文章，而是针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永恒价值”的深层讨论。蝶庵开宗明义，撰文目是“为台湾文学前途革新起见”。
       第119期、120期“文艺兴趣生”未能站在同样高度辨驳，反而用词愤激。
       第121期蝶庵继续“语重心长”地说他是为了“矫正、扶植、完成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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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负已分，紫珊室主也忙于其他著述（后发表《台湾奇侠传》），此事本该告段落。
       不料“旧隙方平，新争复起”。
      《风月报》第131期上，台湾著名“谜学专家”署名“元园客”发表《台湾诗人的毛病》一文，痛陈“台湾诗人七大毛病”，当时台湾文人团体最多就是“诗人团体”（诗社等）。
       古人称，最不该“指着和尚骂贼秃”！
       虽然“元园客”称其以前也经常患同样毛笔，但诗人们无法原谅。第132到134期均有批驳文章。第135期“元园客”再自辨该文本为“忏悔”之作，希望与己患同病者“改弦更张而已”，同时也有附和“元园客”文章，增加其他毛病的叙述。
       隔靴抓痒的批评无法对付“元园客”所骂，“诗人团体”终于推出素有辩才的郑坤五出阵。
       从第137期开始，郑坤五对“七大毛病”逐条辩白、洗白、反击。
       以第三方旁观，“七大毛病”最严重一条是“五则揣摩词宗意思，以求有权者垂青”。但郑坤五辨语滔滔、从第一到第七的反驳言辞犀利、思维敏捷，偏偏对第五条避轻就重。
       而在反驳第二毛病：“摹仿古人不已”失却自己“天真浪漫性灵”使用了“摹仿性是吾东洋人特色”的“漏句”？
      （40岁前的郑坤五曾因写诗批判日本政府欺压台湾百姓而被日据当局革职。而50多岁的郑坤五思想似乎已发生变化，“看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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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林荆南代表《风月报》的编辑团队出场了，在第138期以笔名“岚映”发表《谁是谁非》，对原辩论的正反方互不偏袒，但文章中隐隐有对“摹仿性是吾东洋人特色”的不满;
       认为中国的三大发明，东亚固有的文化和道德观念，属于原创并没摹仿了任何主体。等于批评了郑坤五（然而对关键的“第五毛病”仍不甚了了）。

       从第139期开始，更多文章加入战团，其中直接戮中之前被故意左右其词的“第五毛病”。
       有些文章直接指出诗人是有气节的，不能曲意逢迎，“更不能接受任何人所左右”。
       论争已经上升到“文学为谁服务”、“文学的思想性”以及“诗人的气节”之高度。
       也有比较客观的文章、不涉及论争，表达出文坛需要“改革”之意涵。

       由于“战团”越来越庞大，《风月报》不得不在第145、147 期先后刊出的两次《文艺讨论特辑》，辩论文章均20篇左右。
       第147 期上终于发出《编辑室谨启》——在“终战启事”。
       据统计，参与争辩的有数十人之多。正方“元园客”一方有22人；反方郑坤五一方有20人。
       令人想起三十年代内地有近百人参与的“京派与海派”之争。

      （此论争实际余波未了，在第150期又被人老话重提，第151期有回应，但新的论战被编辑部巧妙地转移到文学改革的讨论，正反的观点转移为“新旧文学”之争。）
       论战是有益的，但必须在时代背景之下看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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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据时代还有一部《江湖侠义传》，有人认为是魏清德所撰，但没有直接证据。
      魏清德早在1910年，曾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过武侠小说，但却是翻译小说、日本武侠题材。
      魏清德是日据时代的小说家，擅长撰写侦探小说，当然顺手撰写武侠小说也有可能。
      因此，略为补充一下魏清德的生平与主要作品。

      魏清德出生于1986年，新竹人，号润菴，发表文章的笔名包括润庵生、云林生（其父亲笔名邑庠生）、佁儗子、云、庵。
      还有一个笔名异史氏，与蒲松龄的笔名“异史氏”相同，不知是否因为羡慕蒲松龄而得名。
      魏清德使用“异史氏”发表的作品，可追溯到1910年其于《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小说《阿环》。
      也可能考虑到于蒲松龄撞名，后改署“异史”，如1910年三月十二、十三连载的小说《西陵杨百万》笔名便改“异史”。
      以前看到研究日据时期的（侦探）小说的文献，经常称“署名异史，作者不详”，其实就是魏清德作品。
      但魏清德晚年移居台北万华，也以本名发表诗作，这与不少日据期成名作家不同。

     （笔名润庵生主要用于发表艺术类文章，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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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清德早年的教育经历是：
      1898年在新竹公学就读，魏清德还是首届学生，1903年从新竹公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所办高校——总督府国语学校就读，与谢雪渔成为校友。
      由于在校期间得到日本铃江团吉教授的栽培，1906年毕业后，也得到铃江教授的推荐，因此魏清德职业起步早，也比多数人幸运。
      1907 年魏清德参加第二回普通文官考试合格，并担任五年中港公学训导（一说为四年“新竹學校訓導”）。

      1910 年1 月，魏清德辞去训导之教职，应聘为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推测其农历正月初一发表的小说《阿环》，对应聘成功有帮助（或以文稿自推荐）。
      魏清德从记者做起，先为新闻记者，后为纯汉文记者，继而任编辑；
      1921年魏清德参与创立台湾文化协会。
      1927年再晋升为汉文部主任，从此主持报社汉文、汉诗的编审工作。
      1937年4月1日，《台湾日日新报》将汉文版停刊，相当于“汉文部主任”手头工作停顿。而至此魏清德在《台湾日日新报》已任职了27年满。
      由于魏清德的身份认同感，故继续在《台湾日日新报》任职，但未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魏清德1940年另有追求辞职，结束了其于《台湾日日新报》的三十年生涯。
     （辞职后魏清德更多时间醉心于艺术，后述）

      类似于谢雪渔，魏清德在台北有较高政治地位，从1923年到1940年，先后任台北市议员、台北州协议员、台北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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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李逸涛在《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侦探小说《侦探记》、《杀奸奇案》，引起极大反响。
      魏清德在精心准备下，从1916年开始发表侦探小说。
      内地研究魏清德学者，往往将魏清德侦探小说顺序列为《探侦犬》、《赝票》、《齿痕》、《还珠记》、《是谁之过欤》，也没有发表时间。
      但实际上，按照历史上有连载先以连载确定作品顺序的原则，正确顺序是：
     《是谁之过欤》、《齿痕》、《赝票》、《还珠记》、《探侦犬》、《镜中人影》、《狮子监》。
      多数文献漏了后期作品《镜中人影》、《狮子监》。
      而且这七部小时其实是长短不一，长篇者为1916年发表的《是谁之过欤》，以及《还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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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之过欤》是魏清德首篇引起读者重视的侦探小说，也是跨国追缉案，主角是侦探毛须藤与嫌疑犯吴井，配角是毛须藤伙伴莲玉、热心路人牧牛人、猛人郎子、英国警察某、美国警察某；
       还有一些作点缀作用的其他嫌疑犯，例如犯下谋杀未遂罪、为逃避警方追捕匿身咖啡店的嫌犯葛尔八等。

       为了追缉嫌疑犯吴井，毛须藤跑到英国伦敦，书中写道：
      “伦敦空气起一种恐怖，夜间妇女子，单独不敢出门。书中人过稍僻之市街亦戒心愈鲜来往。”
       当时的英国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初期，伦敦是著名的“雾都”（参考《雾都孤儿》），在浓雾中追缉嫌疑人，隐含一种冒险小说的色彩。
       为了找到吴井，莲玉在英国的贫民窟附近失踪，毛须藤不得不到贫民窟。
       贫民窟更具危险性（参考香港的《城寨出来者》等电影），魏清德笔下:
       “大抵大都市贫民窟百怪横行，饥寒交迫，则道德荒芜；习染既污，而良心泯灭；士之学为诈欺拐骗及女之以肉欲诱人者，比比皆然。”
       但毛须藤毕竟有正牌侦探执照，因此毛须藤伪装成有钱而智力有限的富豪，率领警察，前往被当地警察称为“魔窟”的贫民窟，企图找回莲玉。

       而吴井在英国逃脱了毛须藤和英国警察的围堵，一路跑到美国、墨西哥边界，遇到牧牛人，读者可从牧牛人与其之对话，猜到当时的物理位置。
       魏清德笔下，牧牛人道：
      “由此而纡迥前道五哩，有大江当前，过是，乃墨西哥境界，虽以合众国令状，不得而执行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