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地区最早武侠作家追寻

半剑飘东半剑西

       张大怒反索，其人疾驰。张奋力迫之不能及，直至古庙而止。其人非他，即前此所遇之异人也。
       异人，人呼为孙瘤子，受张师无垢和尚之托，来此援张，令归红莲寺从其师。

       抵鲁后，曾数入抚署。初见马通于二女，颇憾郑张之既杀其父，复娶其女，似此无行,何以无垢以张为徒。
       及闻张告郑之语，始知张之义侠，而于郑仍恶之。
       一日复闻马述及郑张之真姓名，二女痛哭求复父仇，马慨然允之。
       行时遇赵承规，知其奉师命潜来护马，技出张上，虑张遣其毒手，设法引之相见于史卜存许，无非为张地也。

       今马既不念异姓兄弟之义，自以除之为快，免为自身后日之累，始以计使郑张移居旅舍，别遣人引兵围之，扬言捕盗，径执郑门外戮之，张以购衣幸免。
       欲阻其更去，乃伪攫其衣，引之庙中，劝以有赵承规在，万无逞志之理，不如从师命西行之为愈。

       张虽极感其援手之恩，然于义兄之仇，志在必复。
       孙无如何，许为代收郑尸而已。

       小柳因张在逃，必欲马擒置之法。马亦惧张报复，缉捕甚严。
       张不从孙言，三次往刺，皆为赵承规所窘。自审不敌，废然而退。

       往见史卜存，问马非良吏，赵果以何因缘，护之如此。史曰:“此亦自有因缘。赵之师，沈栖霞炼师也。六十年前，沈一幼弱之女尼耳，遇雨投宿马氏。马父见其美，欲行非礼，赖马母力救而免。今马有难故遣徒护之，所以报马母也。复仇不在一时，子姑待之。”
       因赠以缅刀一事，珍重再三乃别。

       张心仍不死，复往刺之。赵怒斥之曰:“何不自量！再来，汝且无幸。”
       张不得已，遂回红莲寺。

       三年，马升任江督，时无垢已死，续任住持者为知圆。张以缅刀赠知圆，而自携一淬毒之匕首以往。
       夤夜入署，守备果疏，张竞手刃马而自就缚焉。
       马被创未殊，亟传令系二女及施夫妇皆杀之。
       亟是事无佐证，承审者擅易张之供词，仅以江洋大盗置之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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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影片公司此部《大侠复仇记》，基本忠实于（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侠传》。
       明星影片公司的《火烧红莲寺》系列，从第二集开始，电影情节脱离原著，天马行空一般编造，只追求电影效果能吸引观众。
       但必究郑正秋是有理想之电影人，在可能情况下，还是守住尽量忠实原著的规范。

     《大侠复仇记》的故事背景是“清末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刺客为张汶祥。
       一般记录为“张汶祥刺马案”，简称“刺马案”。
       “刺马案”与“太原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刺马案”最关键地方在于，其一，马新贻是慈禧太后亲信、一品官员、朝廷封疆大臣，被刺当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张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
       这种大场面自然防守严格，而张汶祥是如何被安排在重要位置、躲过检查的,谁安排？
       其二，时机和环境的选择。在马新贻位于总督内时，防守极为严格，单枪匹马难于行刺，在督府之外反而容易。选择行刺日是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当时盛夏，
马新贻在烈日下检阅射箭，身上着衣不多，张汶祥容易一刀致命，如果是冬天穿棉袄，不容易刺中要害。
       但关键是，必须事先知道马新贻的“阅军”安排时间段、清楚马新贻例行的路线，谁提供日程表、路线图？
       其三，刺客张汶祥在行刺后并没有离开，反而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张汶祥抱着必死的信心来行刺，也说明他是为“报恩”而行刺，恩人养他或他等几个知己多年——“养兵千日”，他现在才有机会报恩。
       谁养他们千日、有恩于他们？
       其四，“刺马案”之所以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是因为结案的判词不能服众，但此案前后经历多名朝廷命官审议，竟然不了了之，无法有力解释张汶祥与马新贻有何血海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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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对“张汶祥”使用了原名，对“马新贻”用了“马心仪”；
       给了“张汶祥刺马心仪案”一种解释，解释张汶祥与马心仪的血海深仇是“背叛盟言”、谋杀“结义兄弟”，最骇人听闻的是马心仪竟然好色到夺“结义兄弟”的侍室（在电影中是大柳、小柳）。
       向恺然的说法属于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不可判断”命题。
       但如果将马心仪与“马新贻”挂钩，会发现一些矛盾。
      “马新贻”生于1821年，1863年42岁已任安徽布政使，1864年，42岁已升任浙江巡抚，为正二品实职。不久升闽浙总督，从一品。权倾一面，根本不必要如此“渔色”（当时中国的从一品汉人官员，屈指可数）；
       且如果真有结义之事，更不可能有大违伦理、连一般盗贼都不屑做的“勾义嫂”行为。

      证据在于：
      刺客张汶祥在行刺后并没有离开，反而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如果“马新贻”真有如斯令人不齿的“渔色”行为，刺客张汶祥正常做法应该是先周围人士痛斥“马新贻”的罪行、解释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替天行道”。
      但令人诧异的是，在张汶祥在行刺后一段时间(没有离开杀人现场)，他没有指出“马新贻”的任何罪行，表现行为不是报私仇而是“为义气”而为之。

      大多数将“刺马案”视为“清末四大奇案”、视为“莫名其妙”的刺杀官员，均没有联想到上述“破绽”，而向恺然确像“故意忽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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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新贻”被刺主要诱因，是1868年，47岁时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被慈禧太后迎来作为制衡“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的工具。
      （参考清廷昔年记录，慈禧太后伴慈安太后临朝，对曾国藩说过的话，包括你们两兄弟（指曾国藩、曾国荃）可要留点东西给我们孤儿寡妇，东西指太平天国战败收缴的金银财宝）

       慈安、慈禧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打击大。
       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期间，慈安、慈禧将湘军被迫裁军数万（不少与曾国荃相关），替罪羊是马新贻，部分裁下的湘军官兵与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成为“地方黑势力”，慈安、慈禧令马新贻严打“地方黑势力”，马新贻得罪湘军总督曾国荃不少。
       马新贻知道夹在太后与曾氏两兄弟中间不好做，也预感有生命危险，曾经设法将两个哥哥招到密室，反复叮嘱：“吉凶难料，万一我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此事是多年后才又马家直系后人透露。马新贻希望不要讲得罪权贵的灾祸引向两个哥哥及侄儿们。

       按照侦探小说的一般定则，如果一件命案找不到真凶，可以从“某人死了谁最得益”推测。但曾国藩不可能授意人行凶（按照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推测），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曾国荃。
       但是，如果湘军的高层人士想这样做，是完全有这种能力的；同样，有能力做与有没有去做，是两个不同问题。法律社会有所谓的“无罪推导”。

       按照“无罪推导”，有条件做的湘军高层或许真的与此事无关。但做事滴水不漏的曾国藩不是这样想的，所以，在参审“刺马案”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主审“铁面无私”郑敦谨的判决极为不满，坚决不“书诺”（认可判决并愿意负责）、且郑敦谨匆匆结案时，陪审的曾国藩松了口气——事件（判决）终于与湘军无关了；
       郑敦谨匆匆办完案、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之际，曾国藩奉上旅行路费，郑敦谨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
       曾国藩权倾朝野，向官阶低的郑敦谨与郎中“奉银”实在是太屈尊了、太客气了。
       郑敦谨不仅坚决不接受曾国藩奉上的路费，匆匆办完此案后，还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为什么？

      （又，某书记载，向恺然曾自述其创作《江湖奇侠传》之“张汶祥刺马心仪案”，资讯来源是郑敦谨的家人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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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刺马案”改编电影，现在的网文，有些注意到邵氏的《刺馬》，却鲜听到1949年的电影《張汶祥刺馬》。
       这部电影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出品公司是雙龍影片公司，在香港拍摄，香港首映时间为1949年12月22日。
       电影导演为文逸民、王元龍，两人也下场出演《張汶祥刺馬》中的角色。
       編劇为劉振榕，監製为謝秉鈞。

       王元龙出道较早，中国早期电影拓荒者之一、最早的专业电影期刊《影戏杂志》创办者之一陆洁，1924年加入大中华影片公司后，拉王元龙进入大中华，在陆洁任编剧的《人心》任配角。
      王元龙因为1927年主演《王氏四侠》确立影坛地位，以后在多部武侠电影有出色表演，并“演而优则导”。
      1948年移居香港发展，以后基本在港台从事电影业。
      文逸民1925年出道，参演《秋扇怨》，1930年已经成为导演（后补），以后基本既导也演。
      1949年前后赴港，开始了与王元龙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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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消息是《張汶祥刺馬》由老板为蒋伯英的“大中华”拍摄，女主角为王元龙的小姨子陆梅。
       但1949年风云变幻。蒋伯英进退微谷，拖了三个月未“开麦”，从上海专场来香港的陆梅退出。
       由 于素秋、司马音担纲。
       1949年4月终于开拍，电影名采用历史上的《大侠复仇记》，但黑白片时代的《大侠复仇记》根本无法相比。
       由于时局发展很快，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張汶祥刺馬》出现了变化。
       出品公司变成了雙龍影片公司，“大中华”的香港子公司变为发行者。

       正式开拍之后，张汶祥改名张文祥，王元龍饰演张文祥；马新贻未改名，文逸民饰演马新贻。趙一珊饰演郑时，鄧楠饰演施星标。
       在两个导演下场饰演正角色、反角色主角之后，细分男性部分较多。
       之前民国报纸曾经报道  于素秋、司马音争排位的新闻。
       正式开拍之后，司马音没有出现在演员名单，大小柳分别由李幼麗、于素秋饰演。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
      《大侠复仇记》（又名《張汶祥刺馬》）实际没有在内地上映。
       电影主要在港台、东南亚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