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往事Ⅳ：诸营救者. 沪上住址. 鬻書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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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支队伍假设由孙经洵组织，主要是源头上的考虑。
       饱经患难、见多识广的孙经洵，肯定想尽办法，发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解救李寿民。方式是写求救信、发电报、请好友亲戚出城寻找孙经洵能找到的还珠楼主好友。
       当时孙经洵实际上不可能离开北平，具体出面请人营救的，是还珠楼主的多年好友。
       为了叙述第二支队伍成员，必须结合还珠楼主1944年在上海的一件大事。
       就是第4楼所言的“还珠楼主在上海的书展”。
       书展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属于“由诸名流发起”（上海报纸语）的书展，对主角属于被动式的。
      上面称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与还珠楼主有交集，正是因为名流名单中有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的名字。
       虽然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属于边缘人物，但“诸名流”的领头羊，都是正气凛然！

       第一位，徐朗西。
       徐朗西生于1885年，卒于1961年，陕西三原人，号峪云。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4年夏，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五局局长。1918年，任七省靖国联军援陕前锋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利用其声望和社会关系，掩护和营救革命人士。
       由于其早年曾奉孙中山之命加入洪门，后来又加入青帮，为“大”字辈。因此社会影响力较大。
       由“老大”作发起第一人，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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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戴霭庐。

       戴霭庐，生于1892年，浙江杭县人，名克谐，字霭庐。早年留学日本，金融专家。
       也是著名文人，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北平《银行月刊》总编辑，北平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上海光华商学院、中国公学、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等校教授。
       1926年8月戴霭庐任《银行周刊》总编辑时，发表了多篇论文，对国家金融领域存在问题作深度剖析，也提出发展国家金融事业的许多对策，论文得到上海银行界、金融系统首脑的重视，影响深远。
       作为老牌南社成员，其诗作在上海也有不少读者。
       下为戴霭庐当年在上海被广为传咏的《江上晚望同寄尘作》:
       晚来一极目，江上起寒烟。
       远水无边白，孤舟直上天。

       明眼人知道戴霭庐是文化界的“识货人”，由其发起的书展，含金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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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闻兰亭。
       闻兰亭1870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卒于1948年。
       1920年与虞洽卿等发起组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常务理事。后历任上海纱业公所董事、交易所联合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执行委员等职。又长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上海仁济善堂（地址在云南路）常务董事、董事长，为赈济灾民做了很多工作。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曾领导纱业抵制日货，募款支持抗日和组织战地服务。尤其是淞沪抗战时期，闻兰亭作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组织收客救护难民和青少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另外，闻兰亭还是卧底人员，抗日战争时期，表面上闻兰亭出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会监事长、理事长、棉花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却以此职务为掩护，在家中设秘密电台，掩护国共两党在沪的地下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闻兰亭法号老莲居士，被推为中国佛教会会长，是著名的善长仁翁。
       老莲居士闻兰亭的名字，出现在李寿民书展的发起名流名单中，为书展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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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上海永和银行大股东程仲藩等金融界人士、其他行业闻人。
       有著名文人严独鹤、钱芥尘等。
       以及还珠楼主的早期朋友凌昌炎、朱鴻儒等。

       如此多的社会名流、在当年特殊环境两面都能从容对付的巨子、社会闻达、著名文人、著名律师，形成一个长长的名单，共同发起了“还珠楼书展”，在上海当然引起轰动。
       民国报纸原文为：
     “还珠楼主舉行書展，敬請各界光臨，茲訂於八月二十日（星期日）起至廿九日止爲地點四馬路（山東路口）大袝?
        徐朗西　凌昌炎　王爾藩　程仲藩　戴霭廬　嚴獨鶴  聞蘭亭　朱博泉 李思浩　張谷如　袁履登　葉扶霄　陳彬穌　錢芥塵　林康侯　朱鴻儒　柳汝祥　李天眞仝啓”

  

       推测这份名单，由可能由励力上海分社老板以及还珠楼主好友共同拟就的，前者请了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等，还珠楼主自己请了严独鹤、钱芥尘等，好友邀请剩余的。

  有可能是朱鴻儒参与拟就的，因此将好友凌昌炎列为第二位，自己谦虚列在倒数第三位。


      (乱码字为大众书局的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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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名单，可作为推测第二支队伍成员的依据。
       在这场营救李寿民行动中，推测朱鴻儒夫妇功劳最大，或许耗费最巨，理由后述。

       设想孙经洵通过写信、发电报等方式，向李寿民的好友求救，信件会达到朱鴻儒夫妇手里，假如能联系到曾经长期在北平任要职的凌昌炎，凌昌炎也会请朱鴻儒施援。
       假设当时在上海的朱鴻儒夫妇，出面请要人营救；
       如果能发动到A：徐朗西，徐朗西是有条件营救的。实际上，徐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救过不少人。作为青帮“大”字辈，威慑力量可达北平。
       如果能发动到B：闻兰亭, 闻兰亭是有条件营救的。闻是卧底人员，有条件直接与“华北驻屯军军部”说上话。又是中国佛教会会长，日本人不敢轻慢佛教会长。

       而李寿民的几个律师朋友，也都有条件出面请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施援。
       因为律师职业就是帮人打官司，委托人的性质与律师无关（即是是“四人帮”也有辩护律师）。
       后期朱鴻儒也曾成为某边缘人的委托律师。

       因此，两支队伍中，朱博泉、袁履登、叶扶霄与A、B，都有条件出面营救李世民。
       而无论找到谁，最终李寿民都是脱离日寇的秘狱。

       因此，虽然在此次书展中，扣除成本会得到不菲收入；
       但还珠楼主不会实拿此份不菲收入，某种意义上，他会将之作为一种报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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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何推断朱鴻儒夫妇功劳最大，或许耗费最巨。
       依据还是在张君秋传，参考了张君秋的报恩方式。
       张君秋被捕，张母请马连良夫妇营救，马连良夫妇想尽办法，包括找到川岛芳子，马连良太太牺牲了手上的钻戒、家里“团龙马褂”的料子，终于使张君秋三日后被释放。
       为了报答马连良夫妇的恩德，张君秋拜马连良夫妇为义父、义母，“再生父母”，即生我者父母，让我再次获得生命的是义父、义母。

       当还珠楼主只身到上海时，孙经洵和子女实际上还住在北平史家胡同东罗圈（原东单的房子卖掉）。
       后期全家才到上海。
       还珠楼主的早期研究，曾经记录了还珠楼主命观贤、观鼎拜朱鴻儒太太为义母的过程。
       不过，可能具体的时间有所偏差，拜朱鴻儒太太为义母一事不会有偏差，小孩对于拜义母此事，记忆会很深刻。
       因此，参考张君秋的报恩方式，以及之前对段茂澜的报恩，让子女取名均以“观”字排行，大子字怀海，怀念段茂澜（字观海）；
       推断观贤、观鼎的拜朱鴻儒太太为义母，就是一种报答朱鴻儒夫妇的方式。

       男主人大手大脚，女主人积谷防饥，在救朋友时还有些珠宝可以变现。
       参考马连良太太牺牲钻戒、高级衣料，推测朱鴻儒太太可能为营救耗费甚巨。
       当一个不凡女性，下定决心要办一件大事时，其刚强、其毅力、其耐性，可以远超乎想象。
       段茂澜为李寿民的上司，而还珠楼主与凌昌炎、朱鸿儒平辈论交，不一样；平辈论交朋友有通才之谊，因此报恩方式集中在朱鴻儒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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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鸿儒是个重旧情的人，不然后来不会为某边缘人担任辩护律师。
       上世纪20年代之后，全球重视“人权”，非证据确凿不能定罪。因此律师这个职业是超越的，即使大奸大恶之人，也可以请辩护律师。但是，一般律师未必会选择为这些形象差的，重旧情的律师则不同。
       委托人的形象与辩护律师无关。
       港产片《法内情》，刘德华任主角扮演留学归来的律师，为一名娼妓当辩护律师。

       假如王小隐当年能找到朱鸿儒当辩护律师，不致于毙命。假如能找到证据，为日寇献诗是被逼的，伪职是虚挂的，辩护律师会从其中对国家、社会造成的危害，为其作减罪辩护，王小隐的才华，就可用来为国家服务、将功抵罪。
       周作人后来不也是翻译国家需要的文献、将功抵罪吗？

       重旧情的人，多数不会将帮朋友之事，常挂在嘴边，更可能是从不向不熟悉者透露，口很紧。
       因此，要继续挖掘，唯有从朱鸿儒著述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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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鸿儒30年代已在上海执律师业，陆宗植为驼背人，长期在上海，因此也应认识名律师朱鸿儒。1944年还珠楼主书展的成功、有一批名流为李寿民站台，即使朱鸿儒口再紧，朱鸿儒的传奇也应慢慢传到陆宗植的耳朵。
       1946年陆宗植的身份是上海正气书局老板，推测也读过朱鴻儒发表在《胜利》杂志1945年第9期第3到5页的论文《惩治汉奸与处置汉奸》，发表在《再生》杂志1946年第140期第4到5页的论文《自由与法律的错综关系》；
       也清楚朱鴻儒在替边缘人作辩护律师笔录时掌握了不少抗日战争时期的秘密，因此推测会不断鼓动朱鴻儒写小说。（许多跨界的小说是出版社催促造成的）
       而朱鴻儒律师事务繁忙，将小说写成已经是民国三十六年。
       无论是何种过程，最终，1947年4月，正气书局初版了朱鴻儒小说《怒火之花》，小说开始这样写：
     “当西历一九三七年之夏，也就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夏间，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态，益发毫无顾忌的向我进攻……”
       小说结尾这样写：
     “……连张一得的命都送在北平，幸好维国的行踪，无处探悉，总算保全了他，但是一时不敢出外，更不敢到车站，所以只好在家伏着。”
     “本书作到这里，暂告段落，欲知以后详情，请阅《魔窟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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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珠楼主往事I》中，所述的朱鴻儒小说《魔窟血痕》，就是《怒火之花》的续集。
       1947年10月，正气书局初版了朱鴻儒小说《魔窟血痕》。
       两本书的“校正者”均为厉家声。封面都有日寇残害中国人的动作。
       如上楼《怒火之花》的开始文字，此两书直接描写日本侵略者，从《还珠楼主往事I》中所述的《魔窟血痕》目录，也知其中有大量的日寇监狱，搜捕、救援、死亡的内容。
       且从上楼知两书相当于上下集。
       诸营救者如何行动，可从书中体味到，还珠楼主好友的一腔热血，也可从书中化名主角所作所为中感受。不赘。

       固然有朱鴻儒夫妇等朋友的积极营救，（敬朱鴻儒夫妇！）
       请到“天兵神将”直面“华北驻屯军军部”，但没有孙经洵的配合，也未必成功。
       日寇中间一次抄了还珠楼主的家，并单独询问孙经洵：“李寿民是做什么的”，饱经沧桑的孙经洵镇定地答：“中国女人不关心男人做什么”
       此答是何等机智！

       假如孙经洵在日寇面前否认李寿民不是真正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军职的，反而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也更拖累还珠楼主。
       即使日寇原来不知道，周大文也会知道“李寿民的名字曾列于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厅的名单上”

       而什么也不知道，对于略了解华人习惯又不真正了解的日本人，算是一个完整的回答——孙经洵就是在家煮饭带孩子的！
       在日寇询问记录上，没有不利李寿民记录，李寿民被折磨70多天，也没有留下不利记录。这些“天兵神将”出面，就要比“有不利记录”更好“说项”。
       敬孙经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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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述
    “从居住环境分析，就是高尚住宅区。
        可以充分显示其南下，已打开了一条活路（后述）。”
      下略展开。

       还珠楼主肯定不是一开始就住在“福履理路懿园”的，活路是逐渐打开。
       还珠楼主的早期研究者，已经得出最早在麦家圈的“亭子间”卖字的结论。
      （南下最初动机是逃避为周作人《民众报》继续写稿，周作人很难发现其逃在亭子间）

       在“麦家圈”鬻书与在“福履理路懿园” 鬻书有所区别？

       首先，晚上到“麦家圈”买书法作品的，不会有多少高尚人士。
       因为，当时“麦家圈”的一侧，实际是“风化场所”，晚上莺莺燕燕，高尚人士需要避嫌；
       而李寿民开始住在“亭子间”，也不堪外面各种声浪的骚扰，要静下心写小说，需要不同凡响的修炼。
       但“福履理路懿园”本身就是一个高尚住宅区。居住环境适合著书立说。

       其次是汽车。
       1935年的《天风报》，还珠楼主记录了一则国事：
     “可是冯一到南京，首先看着不顺眼的就是中央政府那十四辆汽车，对国府谭主席说了又说，以为过奢，表示不满。
        谭本有菩萨雅号，世故极深，既不便当面驳他，说堂堂中央政府只有十四辆汽车，已经够可怜的了，我们正患其少，您怎么倒嫌其多呢？
        又不愿听他唠唠叨叨，见了就烦，便劝他往上海去游一游，意思就是请他换换眼光。
        别说世界各强国的首都，如伦敦、华盛顿、柏林、巴黎等处不论，就拿本国的一小块外人的次殖民地的汽车，已就比了这里多到不知若干倍了。”

        堂堂中央政府只有十四辆汽车，但是“福履理路懿园”呢？
        如第3楼所述：
      “‘福履理路懿园’，属于民国后期新式里弄住宅，共有砖混结构三层楼房61 幢，其中有41 幢的底层设有汽车间。”

        汽车表明身份和富裕程度。
        还珠楼主仅仅做邻居有车一族的鬻书生意，已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