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明戏院汉港迁移史[2025.5.18古武论坛首发]：熊飞的40年代后期

半剑飘东半剑西

§03 汉口前进指挥所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初始一段时间，内地多个城市出现“接受大员”变“劫收大员”的闹剧。
      关于该段时间武汉的“接收史”和“接收大员”，一些网页喜欢用“四大金刚”闹“汉口”形容之，即是为数不多的描述该历史者，认为主持武汉（汉口）接收有“四大金刚”。
      但如果尊重历史，那么应该正确理会，当时存在一个汉口前进指挥所，全权主持接收“日伪资产”。

      汉口前进指挥所的主任是谢士炎，原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
      长官司令部简称“长官部”。严格说，谢士炎虽然为郭忏的亲信，之前在土木系还上不了前八十名，蒋公介石最后钦定谢士炎，
      原因是其认为彼方最要害人物是邹平凡，谢士炎与邹平凡均是黄埔六期毕业。
      所谓时也命也。

      在长官部尚未落地武汉之前，汉口前进指挥所代表长官部行使指挥一切的权力。
     《申报》1945-08-31报道，证实汉口前进指挥所主任为谢士炎。《观察报》1945-08-31的报道，也证实。
     《前线日报》1945 年9月4日第1版，报道了《漢口前進指揮所賡續與日軍會議》。
      重庆的《中央日报》1945-09-06报道《漢口前進指揮所查封偽行庫存現金》,总量783万，另报道“武漢等地日存棉甚豐”。
      基本上，代表国府出面的，就是汉口前进指挥所，主力是谢士炎，副手包括徐世骐等。

      而网页的所谓“四大金刚”之徐怨宇，只是“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主任”，属于文化界的代表，地位根本不能与谢士炎比肩（其与本帖考证内容重相关，后述）。
      而“四大金刚”之袁雍，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之后，是国府“地下”的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领导“地下”工作，名字不在汉口前进指挥所之中，汉口前进指挥所成员都坐飞机抵汉口（负责新闻的徐怨宇带电台人员也坐飞机同来，共两部飞机）。
      但袁雍带来三个“特派员”名刺：“军事委员会汉口军事特派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汉口行政特派员”、“中央党部汉口党务特派员”，强行进入市区，挂了招牌。
     （列位不可忘记，当时武汉尚有“交通部特派员”的头衔）
       中华大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初始，正是各种各样的特派员，才造成“五子登科”、乌烟瘴气。
      相对而言，武汉由于土木系占了时间先机，以汉口前进指挥所统一步骤，反而是不算太乱的城市。
      谢士炎借助“长官部”的权威，行使“长官部”对“前进指挥所”的授权，变相废止了多个“特派员”的权力，因而与“四大金刚”之袁雍交恶，也得罪复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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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复兴系与鲍志鸿、黄藩初、唐良雄

       民国的国府有几大派系，复兴系因中华民族复兴社而得名；与土木系以陈诚为首脑不同，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社长就是蒋公本人。
       复兴系的骨干包括康泽、贺衷寒等黄埔军校毕业生。
       贺衷寒（1899年－1972年5月9日），湖南岳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

       康泽（1904年-1967年12月23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在1947年襄阳战役被俘后接受改造，“转向人民立场上来”，写了重要的复兴社历史文献。
       复兴系有“十三太保”,即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
       又派生出三青团和胡宗南系、军统系等。
       三青团团长为蒋公本人，骨干为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

       复兴系的核心分支、执行机构为 “特务处”（戴笠任处长），后发展为军统系。
       历史资料称“唐良雄凭借机敏果敢的性格，逐步成为特务处具备实战能力的成员”，
       唐良雄，表面上为国民党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实际是军统系骨干，有美国势力在后撑腰（当时美国也有多个派系，依据国府的实力派系暗中行事）。
       在唐良雄之上还有黄藩初（黄藩初后为从恩施迁回武汉的军统武汉站站长）。
      还有田灌夫。田灌夫是湖北江陵人，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特务处湖北站书记，当时是黄藩初的副手。

      军统系不在乎也不可能受降，最在乎是日伪遗留资产。
      当时不仅黄藩初、田灌夫、唐良雄未在“汉口前进指挥所”成员名单中，连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和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及两湖监察使苗培成，都不在名单中。

      黄藩初、田灌夫的大部队进入汉口，受到汉口前进指挥所主任谢士炎所阻止，黄藩初、田灌夫、唐良雄只好以策反邹平凡名义进入汉口，军统恩施站的美军顾问谢士炎也无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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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根本无需黄藩初、田灌夫、唐良雄去策反邹平凡。
       蒋公介石早以先一步派“宣抚使”熊斌，任命邹平凡为“新编第七路军司令”，要求他不要跟新四军接近，这招很辣，浴血八年抗日战争、牺牲巨大的新四军，无法进入武汉得到应得的胜利果实。

       熊斌1894年3月12日生（卒于1964年），字哲明，湖北礼山（今大悟）人，陆军中将。
       熊斌1909年广西农业中学肄业，考入广西陆军混成协干部学校步兵科，是国府中很早系统进入军校学习者，比保定军校毕业生更老资格。
       熊斌曾任湖北军政府北伐第一军参谋、北洋政府参谋本部二局参谋、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
       因为老资格，与汪伪集团中掌握军权者或其老师，多有渊源，故蒋公派其任“宣抚使”，更能被接受。

       既然没有策反邹平凡的任务，因此，当戴笠致电郭忏，要鲍志鸿随第六战区人员同去武汉参与接收，郭忏婉拒，陈诚也未给军统人员安排交通工具。
       在日寇刚刚投降初始，进入汉口准备接受的军统系，也只有黄藩初、田灌夫、唐良雄及其少数亲信。
       1945年8月7日，戴笠决定在沈阳、北平、上海、武汉分设军统办事处，任命文强、马汉三李崇诗、鲍志鸿为主任，准备接收这四大城市。
       但在武汉，没有得到土木系的配合和同意，当时实际有日本军、伪军（邹平凡等），军统平时的手段为日本军、伪军为顾忌；
       未完全缴械的日本军、伪军，可以用“汉口前进指挥所”命令为理由，拒绝带规模武器的军统人马进入。
       直接到10月上旬，鲍志鸿才能带着宋岳、蔡立民、林增祁、朱方正、彭学泉、戴烨等20余人乘“江安”轮到武汉。
       在汉口码头得到黄藩初、田灌夫、唐良雄等少数几人的迎接。
       因为“汉口前进指挥所”的婉拒，多数军统系人员，到武汉后只能随鲍志鸿到洞庭村1号睡地铺。
       鲍志鸿才是当时在汉口的军统系一号人物。
       只是唐良雄闹得比黄藩初、田灌夫更张扬，一些网页又无视“军统领导人”鲍志鸿的存在，才会给唐良雄戴上一顶“四大金刚”的帽子。

       武汉初期接受日伪遗留资产由于争夺形成混乱，军统系鲍志鸿、黄藩初以降，有较大责任。
       如果谢士炎不是公开阻止，“五子登科”在武汉会更激烈，由于谢士炎，比一些大城市要稍好些；
       实际上，军统系准备接收的四大城市，武汉以外若干就将“五子登科”，发挥得淋漓尽致。
       军统系无法向郭忏挥舞老拳，将怒气发在谢士炎身上。
     （谢士炎后来在汉口被撤职、软禁，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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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徐怨宇与中央通讯社思施（湖北）分社

      抗日战争时期，国府的中央通讯社总社，有个思施分社，实际就是湖北分社。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为保存行政力量，西迁至恩施。迁移包括省级军政机关、学校、档案库等，总人数超过10万。
      恩施地处鄂西南山区，地理险要，湖北省政府办公机构分散于恩施城东五峰山及周边民宅、寺庙，重要档案藏于山洞中以避空袭。
      作为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司令陈诚），恩施是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的指挥中心；
      1943年鄂西会战中，中国军队依托恩施地形阻击日军进攻，有效遏制其西进重庆的企图，成为拱卫重庆的战略屏障和华中抗战指挥中枢。
      为了总结经验，蒋公介石决定在恩施召开一次鄂西会战军事检讨会议，并亲自出席这次会会议。

      这也是抗战时期蒋公有限的几个重庆以外视察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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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资料显示：
      “1941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的筹建，主要是国民党中宣部迫于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一再去电要求才作出决定的。但1941年度的预算已定盘，故其开办费和1941年全年的经费，由陈诚帮助解决。”
       根据中央社的规定，分社的人事和结构编制由各分社视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而定，唯分社主任必须由中央总社报请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后由中央社总社任命。
       国府在八年抗战中注重宣传，中央通讯社思施分社任重道远，包括思施分社的电台。
       思施分社的历任社长有冯有真。曾经代理或兼任过；
       有袁业裕，中央社资深编辑，1944年调任恩施分社社长，主导报道鄂西会战胜利（1943年后延续影响）及恩施社会重建。

       但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比较重视的是徐怨宇，这固然是徐怨宇负责恩施分社任内强化战时报道，曾协调发布第六战区（陈诚部）战况新闻；
       更重要的是，徐怨宇曾经帮助陈诚解决峨眉山猴子不骚扰蒋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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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峨眉山办了个军官训练团，蒋公介石任团长，土木系首脑陈诚任副团长。
      峨眉山为旅游胜地，被誉为“天下第一秀”，也是众多武侠作家喜欢写的门派所在，由于汪景星的《峨眉剑侠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而为更多人获知。
      蒋公本来就喜欢旅游、喜欢风景名胜，到了峨眉山这，随从纵容顺便到峨眉山看风景。
      但陈诚心中七上八下，因为峨眉山的猴子尤其母猴有袭击男性的历史。
      而奇怪的是，记载中“蒋公旅游途中真的碰到一群猴子，总猴子显得急躁无比，有讨吃的，有做怪相的，结果蒋公介石把帽子一摘，总猴子“竟然就不吵不闹了，还对着他鞠躬行礼”，
      旁边随从均看呆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背后有啥秘密不成？是陈诚训练猴子的吗”

      不久该事在老百姓中传开了，三人成虎，蒋公介石竟然被深化，而陈诚的法术也被猜测。
      倒是陈诚自己不相信，一路委托，最后调查任务落到徐怨宇头上。

      徐怨宇最后得到结果，原因峨眉山的猴子到冬天找吃的特别难，天气剧冷时好多猴子都活不下来。
      好在金顶华藏寺的和尚们对猴子特别好，特别是冬天，和尚们一看见猴子，就会拿吃的给它们，有时还有更远处的猴子专门跑过来讨吃，华藏寺和尚均乐意给它们吃的。
      猴子是“有样学样”，看到信徒对金顶华藏寺和尚鞠躬行礼的动作，也学习了。
      由于蒋公介石把帽子一摘是“秃顶”，峨眉山的猴子以为是华藏寺的和尚，也就不吵不闹了，还鞠躬行礼。

      陈诚以降的土木系，因为此事，对徐怨宇有好感。
      陈诚一再要求设立的中央社思施分社，最初的筹办就是陈诚让徐怨宇办的。

      在日寇刚刚投降的初始时间，徐怨宇实际在思施，手下的台长吕学礼非常勤勉，不管当时袁业裕是否任期未满。
      在日寇刚刚投降的初始，（可能有土木系的推荐），徐怨宇已经成为中央通讯社思施分社的现任台长。
      在“汉口前进指挥所”飞汉口的两架飞机上，有一架上乘客有徐怨宇和手下：电台台长吕学礼、报务员曹承馥、分社编辑长刘燧叔，共五人。
      而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军统系湖北头目鲍志鸿或时在思施的黄藩初，还上不了飞机。
      两架军用运输机，人员42人，加上机组人员接近五十人，由恩施机场直飞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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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汉口之文化类资产接收

      “汉口前进指挥所”谢士炎以降全部负责接收，军统系鲍志鸿以降自搞一套搞接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徐会之，1945年9月担任汉口市长，也负责部分接收。
      郭忏兼任武汉警备总司令，又在指挥谢士炎，选择最丰硕的接收。

      徐怨宇长期在湖北、武汉从事新闻工作，社会关系复杂，接触面很广，谢士炎要了解汉口的日伪人脉关系、其库存是否丰富，需要时要向徐怨宇了解。
      因此，徐怨宇承担了不少文化类资产的接收任务。
      谢士炎授权徐怨宇，处理有关新闻、文化的资产事宜，谢士炎事后确实其合理性。
      例如，徐怨宇据此处理了日本同盟社和汪记中央电讯社和日伪中日文化协会湖北分会。

      因为本帖最在意是包含大光明戏院在内的文化类资产，因此放弃其他日伪资产的接收情况，专注于与之有关的文献。

      由于日寇投降后初始的接收日伪资产，混乱不堪、民愤极大。国府后来成立湘鄂赣清查团。
      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参加了清查团，清查团在武汉查处了几件大案。
      何汉文先生后期写的回忆录有较大参考价值，鸣谢何汉文先生。
     《人物杂志》1946年第11-12期，作者鲁锐发表《人语:徐怨宇功在“接收”》。
     《新闻天地》1947年第22期，作者田不田发表《新闻界小丑徐怨宇》，等等。
      鸣谢鲁锐、田不田等诸先生。

      文化类资产的戏院、电影院，本来是民营资产，只不过在日伪统治时期，不得不虚与委蛇，在接受期被冠于日伪资产，而被近乎强夺。
      包括第5楼所述的“上海大戏院”、“大光明戏院”还有第5楼未述的“中央大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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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金银铺老板成“接收大员”

      更论人浩叹的是，接受者身份的莫名其妙。

      1904年，江西丰城人熊长春在境内小董家巷开设熊和兴银匠铺，为汉口最早的银楼。
      1908年，熊长春外甥邹沛之、邹济之、邹源之在小董家巷租屋，打制首饰上街叫卖。
      1909年，前花楼正街（今黄陂街东南角）租铺面，开设邹协和银匠铺（邹协和金店前身）。是年秋，邹家老四邹澄之也来汉口学徒。
      1918年，邹家四兄弟在汉口先后开设3家江西老邹协和金号，分别位于花楼街交通路口、汉正街新街口和永宁巷口。
      1944年，武汉有邹协和金号6家，以金银首饰质好、量足、工艺精和周到服务闻名。
      1945年9月初，邹沛之的儿子、金银铺少老板邹望云找上徐怨宇，自称是其小学同学。
      中间的过程从略，参考香港电影四大探长系列，华人大探长在决定下任人员时，自称喜欢“黄金这种艺术品”；故竞争胜利者（下任）用直升飞机将金铺钥匙送给华人大探长。

      可能由于徐怨宇需要经常与邹望云研究艺术品，所以，得到谢士炎官印“湖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常委兼总干事”的徐怨宇，
      马上自己刻了新官印“湖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文艺组副组长”给邹望云。

      徐怨宇仿照谢士炎的授权方式，以文运会、记者公会、中央社汉口负责人名义，“兹派邹望云代表本人办理接收”，徐怨宇再事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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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光明戏院”就是让少老板邹望云直接接收了，邹望云还代表徐怨宇接收了中华电影公司华中分公司、汉口广播电台。
       当时抗日战争胜利，人民一片欢腾，传统的戏剧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一代的精神享受需要。
       于是“大光明戏院”的招牌，换成了“光明电影院”。
       有了“光明电影院”、中华电影公司华中分公司，还需要配套。
       邹望云又接收了七个电影放映队，可以满足光明和中华的电影放映需求。
       甚至，邹望云把接近400部电影拷贝直接运到徐怨宇当时在汉口的住宅汉中胡同义和里一号中。
      （这些电影放映队和电影拷贝，与本帖的考证事宜相关）。

      “上海大戏院”、“中央大戏院”是给其他派系“劫收”了。
       加上明星电影院、黄金大戏院，“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伙同湖北省党部、三青团支部、汉口市党部等党务机关和文化机关的接收人员强占的。”——何汉文先生如是说。
       这些民营资产，只不过在日伪统治时期，不得不虚与委蛇，竟然被“汉口市接管伪方及附逆电影院、娱乐场所监理委员会”接收，也即是说这些电影院“附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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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接收后戏院电影院之经营模式

       戏院电影院被接收，但不是“没收”，继续经营，但方式变了。
       由于有中华电影公司的大招牌，徐怨宇干脆将“光明电影院”又换名“武汉文化会堂”，
       因为徐怨宇、邹望云的主要身份是“湖北省文化运动委员会”。
       徐怨宇开始是让邹望云兼任“武汉文化会堂”经理，从400部旧拷贝中选出一部分影片上映，电影票收入就成为“文运会”的日常开销经费。
       日伪在1945年投降月初始，还留下不少资产，其变化可解释日后的汉港漂流史。
       例如，在汉口江汉路鼎安里口有个日本的“千代洋行”，人都跑光了，剩下很多照相器材；另外的日本洋行也有一些电影院需要的重要器材。
       徐怨宇、邹望云，派人将物资运走、存储，以中央社名义造了一份清册送交六战区敌伪物资接管委员会，并以“工作需要”为由，呈报“接管委员会”批准，让我们留用了一批器材。
       徐怨宇有文运会、记者公会、中央社汉口负责人三个头衔，可以造多少名册、留用多少器材？
       徐怨宇之外的其他“接收大员”，包括汉口市长徐会之。
       何汉文先生回忆道：“有人指控徐会之在接收中强占汉口市的几个电影院、戏院，同时在接收日租界及汉口各地敌人房产时贪污极大。”
       “其实，徐会之在接管中并不干净，而是他贪污得比较乖巧，使人抓不到他的确实罪证。例如，对日本人房屋的接收，他利用没有原始清册而只有接收清册，在接管单位造具接收清册时，隐瞒了不少的房产。这些房屋既无底案可查，又分散全市各处，外间人很不容易摸底，清查更无从查起。”

      徐怨宇还懂得利用日伪资产，为其“文运会”产生现金流，更多的“接收大员”，强取豪夺的资产躺在存库中；
      到三大战役国军兵败如山倒，国府人员纷纷寻找退路时，一些聪明人才想到后半生的“活路”。（在§10将接续这些）

      当时对“附逆”电影院的处置，是转租给商人经营，但要求缴纳“敌产管理费”作为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