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赞__南洋公学撰述侠作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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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异闻》下卷有71篇，最后一篇为《曾武华》。
        下卷作者有黄花奴、陆蛰民、张织孙、顾明道等，篇幅明显多于上卷。

       许指严的《鱼壳别传》所讲述内容是康熙南巡时，得一奇士，力克敌万人，唯埋名，后求康熙赏赐一名，康熙以其所着鱼皮衣服，赐名鱼壳。讲述鱼壳任侠经过。
       李定夷自己的短篇有《窦廖娘》，讲述官吏女儿窦廖娘在父丧之后，遭遇洪杨起事所发生的故事。
       而李定夷对洪杨野史颇有研究，挖掘出窦廖娘，集中在侠义小说《青萍剑》中。
       李定夷笔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能别树一帜、成就功业，东王杨秀清的侍妾窦廖娘功不可没，其小说记述了窦廖娘“能识英雄于未遇之时而激之立功”的不同于弱女子之胸怀，对窦廖娘的赠言、赠剑，有精彩的描述。

       短篇除了《窦廖娘》、还有《白衣娘》、《碧云娘》、《罗汉僧》，时称三娘一僧，均是来源于野史的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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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尘海英雄传》的忍庵是渡海的忍庵吗？

      《尘海英雄传》署“武侠丛刊之二”，民国八年之夏，由昆陵李定夷作序。
       李定夷编辑，包醒独校订，上海国华书局于1919年初版，依然是短篇涉侠小说集。
       上册有李定夷、顾明道的多篇，署名为定夷、明道。

       值得注意的是，《尘海英雄传》的作者署名中出现“忍庵”，发表了《秋瑾》、《青衣丐妇》。
       不考虑日据时代，按照台湾光复后算起，第一部武侠小说是夏风的连载小说《人头祭大侠》，1950年5月到7月在《自立晚报》连载。
       而第二部，居然就是署名“忍庵”的短篇《“燕子飞”报恩》，于1950年8月在《自立晚报》发表。到11月为止，“忍庵”共发表三篇武侠短篇，另二为《绿林红粉》、《女侠白龙姑》。
这比1951年春季郎红浣在《风云新闻周刊》上发表的其抵台后的第一篇武侠创作《北雁南飞》，还要早。
       假如在《尘海英雄传》发表武侠短篇的“忍庵”，当时20-30岁，在《自立晚报》发表时为51-61岁。
       考虑到郎红浣生于1897年8月15日的郎红浣，抵台时约54年，从民国创作过渡到台北创作，活到72岁；“忍庵”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证据太少，仅仅立此存照，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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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海英雄传》上册中，顾明道小说有多篇。
       《尘海英雄传》的下册，作者多而杂，其中有吴绮缘、姚民哀。

        署“武侠丛刊之三”是《方外奇谈》，由昆陵李定夷、高陽不才子主编，1920年初版，看不到版权页，出版者不详。
        其中有顾明道多篇，葛怀天多篇。
        网页介绍曾经称顾明道也是李定夷在南洋公学的同学。不过从顾明道历史存疑。
        但顾明道、李定夷的文友关系是显然的。

       《尘海英雄传》相当于“义侠传记”，所记人物有徐锡麟、秋瑾、安重根、甘凤池、徐帼英、陆剑英、张稚云、张绍廉等多人。
        以秋瑾为例，是国家之侠，而甘凤池则为武侠无疑。
       《方外奇谈》中，李定夷的作品有《莲花尼》、《无名尼》、《歌尼》、《聋尼》、《谛慧》、《静真》、《闽僧》、《无牒僧》、《灵隐寺僧》、《小和尚》共十篇。

         其中《莲花尼》、《无名尼》均撰述身体羸弱的尼姑，与天下闻名、声名远扬的某异人、某高人打斗，最终尼姑取胜，令诸异人、诸高人，惭愧中佩服不已。纯为涉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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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南洋公学之尚武精神

       本帖将挖掘出多位于南洋公学为师、为生的武侠作家（或创作出若干武侠作品的多产作家），诚如1楼所言，民初的武侠作家，未读过大学者（非本科生）要比读过大学者多得多，而南洋公学竟然如此，某种原因，源于南洋公学之尚武精神。
      到了唐文治，继张鹤龄任南洋公学校长期间（1907年至1920年），尚武精神到达顶峰，唐文治的办学思想中，有浓烈的保存武术这一国粹的成分。并影响到唐文治之后的继任校长。

      1909年霍元甲在上海创办精武体操会（后改精武体育会），推动武术进入新式教育体系；同期上海武术团体如八卦掌协会、咏春拳协会等兴起，形成兼容并蓄的武术传播生态，南洋公学在此背景下成为高等学府推广武术的先行者。
      在唐文治任校长的初始1907年到1909年，已聘请有武术功底的体育老师，将武术引入体育课。
      1911年，中院学生向绍洪因精通南拳“能手推洋教授启动机器”，被唐文治校长邀请在校内教授南拳，吸引数十名学生参与，成为南洋公学武术活动的开端。
      1912年，南洋公学成立官方武术组织，定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技击部”，以“发扬国粹、强健身体”为宗旨，标志着武术教学进入制度化阶段。

      技击部成立后迅速组建技击表演队，并成为校内最具影响力的体育团体之一，鼎盛时期吸纳了全校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加入。
      唐文治为之聘请多位名师执教：包括六合门拳师高僧仓演、形意拳宗师李存义、白水功夫传人刘世杰等。
      课程内容涵盖拳术套路、器械技法（如九枪）、实战搏击等，兼顾表演性与实用性。
      1914年，技击项目首次被列为校运动会正式比赛内容，同年技击部学生搏击照片获巴拿马博览会一等奖12。
      1915年起，唐文治规定每年举办“技击联合大会”，邀请上海其他学校武术团体交流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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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治聘请到公学执教的武术教练中，被南洋公学最为称道的，是刘震南。
       刘震南，字震声，籍贯为山东临邑，是民国时期武术宗师。
     （注：刘震声与霍元甲的徒弟刘振声是不同的人）

      南洋公学有明确记录的武术教练刘震南执教年份，可追溯到1916年。
      当年南洋公学校内有洋教练莫礼逊（体育教练）及兵操教官魏旭东将军，曾质疑传统武术实战性。后发展到与刘震南“切磋武功”，刘震南以“引进落空法”化解莫礼逊的全力进攻，使莫礼逊自倒于地；而魏旭东见机，不敢与魏旭东继续比武。
       根据1920届武书常等校友回忆，当年刘震南教学理念，注重武术的实战应用与身心修养结合，课程内容包含套路、散手及器械技法，符合公学领导层当年推崇的“强国强种”教育目标。

       根据校友回忆以及教育档案，1916年南洋公学二十周年校庆中，技击表演成为开幕式重点项目，“拳脚并施，九枪并举，观者如堵”。
       1918年胶州湾事件后，技击部成员每日晨起向国旗行礼，随后集体操练，“鸡鸣后常见刀光剑影飞舞”，将武术训练与民族救亡意识紧密结合。
       由于南洋公学隶属于交通部，经公学领导层报请和推荐，刘震南1921年获民国交通部一等第三级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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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公学之尚武精神和武术国粹教育，对于南洋公学师生的武侠小说创作有何意义呢？
      南洋公学有小学、中学、大学三种体系，大学的尚武精神，也带动了小学、中学。
      一些曾在南洋公学小学部或中学部，以至大学部就读的民国作家，即使是参加正常的武术课，对武术国粹也有一定理解，如果在中学部开始与教官练武，对武术的体会将更深一层。
      进一步，如果参加南洋大学技击部，则有拳术套路、器械技法表演，需要当众示范，尤其是实战搏击，对武术国粹有亲身体会。

      这些民国作家，以后的小说创作，如涉及武功，就有直接感受，相对于纯粹文人的文质彬彬，武侠的文字叙述将更为生动。
      以李定夷为例，其于1903年、1907年分别考取了南洋公学小学部、中学部，有尚武的实践。
      李定夷1912年秋季进入南洋公学读本科；同年，李定夷的《霣玉怨》已在报刊连载。
      本科期间，李定夷开始撰述武侠短篇；本科毕业后不久，李定夷开始了“武侠丛刊”的编著。例如，李定夷编辑的《武侠异闻》于1919年为上海国华书局所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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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李定夷与许指严实为世交

       虽然李定夷与许指严不是真正的师生关系，但却是世交，许指严与李定夷的父亲李仲伟同辈。
       许指严与李仲伟在晚清时期，同为常州府（隶属江苏省）童试考生，一同通过了县试、府试、院试（道试）三级考试，获得“生员”资格，文献记载中许指严与李嘉业“补博士弟子员”，本质意义都是指两人获得“生员”资格。
       博士是汉代设立的学官名，主要负责传授儒家经典。汉武帝时期设立"五经博士"，每位博士专精一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
       弟子是跟随博士学习的学生。
       补是补充、选补的意思，指通过选拔程序成为博士弟子。
      “补博士弟子员”在汉唐时期系指被选拔成为跟随博士官学习的太学学生，
       这一称谓到了李定夷先人一辈，含义已经发生变化。

      “博士弟子员”在晚清语境中已演变为“生员”的别称，“补”的含义与“通过考试被录取”同义。
        曾国藩《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中称“既冠，补博士弟子员”，曾国藩原名子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一路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中进士”，“补”对于曾国藩没有其他含义，就是“考试通过”。
        许指严与李嘉业两人同通过江苏的院试（道试），获得“生员”资格，但许指严似乎为增生（生员的中等级别），止步于乡试。
        乡试是举人功名的获取，参考“范进中举”。又，蒲松龄19岁即获得“生员”资格，但乡试屡试不第。但许指严是否“屡试不第”未知。

       （为何范进中举那么夸张，因为中举后可任知县、教谕等官职，有上升空间，可参考左宗棠的举人出身；假如家里原来有土地更为实惠，200亩以内土地免税，根据统计，在华北地区实际年收入可达500两）

       李仲伟可能是附生（生员中的最低等级），还不是增生，更不是廪生（生员中最高等级），但李仲伟的父亲李莲溪有钱。
       因此，李仲伟在乡试无望情况下，通过纳捐取得的贡生资格，文献记载为“附贡生候选县丞”。
       附原义即是“附生”的原身份（虽然是最低等级的生员，但有见官不跪、不受刑讯的法律特权，以及免除徭役、免部分赋税的经济特权）；
       附贡生原义是由附生（员）通过纳捐取得的贡生资格（后期有些增生也通过纳捐取得贡生资格）。
       贡生与贡士是不同的概念。贡士是会试（国家级考试）录取者。

       贡生是地方从生员中选拔而进入国子监的资格获得者，有两种途径，正途是五贡通过选拔获得者，为优秀生员；五贡为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
       例贡只需缴纳银两即可获得贡生（资格）。
       而李仲伟的“附贡生候选县丞”，还需比一般的附贡生缴纳更多的银两。例如，晚清某年的附贡生候选县丞，需缴纳3160两白银，按照当时的银两价值计算，约合上世纪初的人民币130万元上下。
       (道光年间的市场行情，若要捐得实职道员一职，需花费白银13120两)
        李莲溪为李仲伟花了多达现人民币上百万的家财，可得到什么？

        县丞是清代县级政府中的佐贰官（副职），其品级是正八品，仅次于正七品的知县。
        其职责是分管粮赋、税征、治安等具体事务，但清代中后期实际权力有限。
        可贵之处是清代全国1300多个县中仅345个县设县丞，多数小县不设此职，因此，也只有345个县设县丞可供有钱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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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李仲伟得到是“候选县丞”，候选是已取得任职资格但等待实际任命的状态，在清朝，候选官员数量远超实际官缺，等待时间漫长。
       “候选县丞”的管理系由吏部通过“月选”制度进行铨选，假如李莲溪继续打点吏部，铨选中李仲伟可以快点成为正式县丞。
       不过没有太明确的资料李仲伟正式为县丞（也可能地方太偏僻没有上任，或者上任不久因故丢官），倒是有李仲伟后来成为学校教员，而许指严更在大学为师，因此有了同为教员的旧谊。
       李定夷对许指严特别的尊重，更多可能源于许指严与其父亲的渊源。
       李仲伟曾经在上海的新式学堂澄衷蒙学堂当教员。

       澄衷蒙学堂由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早期私立学校的代表之一。
       叶澄衷(1840-1899)是浙江宁波镇海人，清末资本家、宁波商帮的先驱和领袖，因幼年失学而深感教育重要性，秉持"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办学理念创办该校。
       蔡元培曾代理澄衷蒙学堂校长并参与教材编审，该学堂培养出胡适、竺可桢等知名校友。
       李仲伟在任教期间应感受到上海的远大发展前程，李仲伟主张李定夷考取上海南洋公学的小学部，取得南洋公学从小学到本科链条的第一步，而李定夷读小学到中学期间，可能也因为李仲伟联系上许指严，因此称许指严为老师也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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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民权报》的南洋公学校友同事

        笔者曾经在两年前的帖《向恺然(不肖生)武侠创作考证》第24楼提及：
       “实际上《民权素》月刊是《民权报》遭袁世凯查禁后,改换了场所和名称，由原《民权报》仝人所办的。
        之所以提及，是因为该批仝人与向恺然小说的出版有关。
      《民权报》1912年3月28日创刊于上海，最初由所谓孙文派的戴季陶出任主编。
        反映‘革命党’激进派的观点，《民权报》与《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二报都是同一时期出版发行，并以言论激烈著称；
        因为报头横立,在报界有‘横三民’之称。”
        在其第25楼提及《民权报》“国父中山先生的文章《太平天国战史序》（署名中山）”

        而李定夷就曾经在“横三民”之一《民权报》任职和发表文章。
        李定夷负责《民权报》的“要闻”专栏编辑工作，发表评论主要在“论说”栏目及“定夷丛话”专栏，发表各类小说主要在第11版的“燃犀草”“众生相”等，例如《霣玉怨》、《红粉劫》《鸳湖潮》《湘娥泪》《茜窗泪影》5部长篇哀情小说就是在《民权报》发表的。
        李定夷之所以不被定位为武侠小说作家，而是定位为鸳鸯蝴蝶派作家，即是源于此。

        当时在《民权报》任职的，还有南洋公学的另一位毕业生恽铁樵。
        恽铁樵名树珏，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本为官宦之家，其父治台州，恽铁樵1878年生于台州官邸，无奈5岁时其父早逝于任上，11岁时母亡，可谓悲惨至极，全靠家族长辈（族叔等）照顾才免于饥寒交迫。
        9岁时（1887年)在族人所办家塾读书，被誉为“聪颖异常”。
        19岁时（1897年）已在族人富豪家任私塾老师。
        25岁时（1903年）考入南洋公学，攻读外语和文学。
        虽然当时民国一般的本科生需要读完四年才毕业，但恽铁樵只读三年便提前毕业。
        且由于赵运文介绍，恽铁樵被湖南长沙某校聘为教员，也执教鞭。

        因许指严在南洋公学的教学，在1906至1911年之间；两人刚好擦肩而过，为同学校的一师、一生，所以也没有人说过许指严与恽铁樵是师生关系。
        严格而言，恽铁樵读的学校名是“商部高等实业学堂”。
        许指严任教的学校名是“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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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洋公学的跨界校友恽铁樵医生

      辛亥革命前夕，恽铁樵转到上海浦东中学教书。由于当时林纾所译的文言文小说流行一时，而恽铁樵在南洋公学同时修习中国文学与外语，精通英语，在中学教书之余，
      仿效林纾，用章回体形式翻译长篇小说《豆蔻葩》、《黑衣娘》、《波浪夷因》、《奇怪之旅行》、《沟中金》，
      并创作了文言短篇小说《造像毁像》，翻译作、小说均刊载于《小说时报》（包笑天任主编）；
      被誉为“与林纾的译著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由于此，在33岁时（1911年），经同乡介绍，替商务印书馆翻译小说、文学作品。随后曾经在创刊上海租界的《民权报》任职。

     由于受到经理张元济的赏识，34岁时（1912年、民国元年下半年）接任王蕴章为《小说月报》主编。
    （推断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已辞去《民权报》兼职，而民国老报人同时在两份报刊甚至三份报刊兼职者也不在小数）
     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恽铁樵翻译了多篇小说并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有《欧蓼乳瓶》、《出山泉水》、《动物院叟》、《空未能空》、《文字姻缘》、《赣榆奇案》、《孽海暗潮》、《露西旅客》、《爱筏》、《婴原小影》、《工人小史》、《牧师》、《有声有色》等二十余篇作品，
     还与洪深合译《幸而免》‚与成舍合译《金钱与爱情》。
     尤其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长篇作品，意义更为不凡，如《西班牙宫闱琐语》、《高丽近状》、《黎贝嫩古林记》、《台湾游记》、《西学东渐记》等。
     西学东渐后来也成为一个流行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