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龙__古籍历史痕迹暨武侠小说涉宗教文义史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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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古龙笔下洛阳白马寺的“自西天驮经”，还可挖掘出从原始佛教到小乘体系、大乘体系的佛教传承历史。
       西行使团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最早是古典梵文（Buddhist Hybrid Sanskrit）书写，还不是汉字。
       蔡愔、秦景为首的西行使团回国队伍中，就有在大月氏国所遇的天竺高僧迦摄摩腾（摄摩腾）、竺法兰，两人本来就有传承佛教的教任。
       迦摄摩腾与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内，将佛经42章翻译成汉文，由于迦摄摩腾与竺法兰初至洛阳时汉语尚不精通，因此，汉明帝指派汉臣协助翻译，具体由太学出身的“汉人博士”负责文字润色与义理审核，历史记载为“胡僧口述梵义，汉臣笔录成文”。
       其中，东汉大臣王遵（字孟坚）参与经文整理，以其儒学功底调整译本文风，使之更合汉代语境。

       佛经42章的具体含义是：经文由42段独立语录构成，每段对应佛陀教诲的一个章节，故以“四十二章”为名。
       历史文献《高僧传》《洛阳伽蓝记》《历代三宝记》均明确记载此事，经文由两人合译，且以章节数命名；因为早期佛经译名多依内容特征，故定名《四十二章》。
       白马寺因此被视为中国佛教“释源祖庭”；白马寺内现存二人墓葬及浮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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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注意的是，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两人所属教派为“小乘佛教”或佛教小乘系统，所翻译的汉文字佛经《四十二章》，其内容自然反映其传承——佛教小乘系统。
       摄摩腾、竺法兰翻译的汉字佛经《四十二章》，被定义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奠定汉传佛教经典基础”；被收藏于皇室“兰台石室”，曾被称为“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原”。
       其历史地位也经《出三藏记集》等文献证实，且考证得到，其早于其他经典如《般若经》百余年。
       经过皇室的“加持”，反映佛教小乘系统教义的汉传佛经《四十二章》，地位尊崇，一旦从汉朝开始，传承（汉传）佛教，本来应该是“佛教小乘系统”。

       但是，宗教历史已经定位，汉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佛教大乘系统）为主体，实际上，藏传佛教同样归属于佛教大乘系统；
       而如前所述，文献中称：白马寺为中国佛教“释源祖庭”、  《四十二章》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存于皇室兰台石室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原；
       那么，原教旨、原始传承的佛教小乘系统（《四十二章》相关），与汉传佛教以佛教大乘系统为主体的“教科书”，是否发生了矛盾？

       感谢古龙的原始文字，得以回顾一下佛教传承史的中国部分。
       佛陀（释迦牟尼）生卒年份，中国学者据《善见律》推算为公元前565-前486年。
       佛陀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29岁出家，35岁悟道（菩提树下证悟），随即开始传教并创立佛教教义体系；据《善见律》推算佛教创立时间约为公元前530年。
       为统一各种说法的误差，称：佛教正式形成于佛陀悟道后的传教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末期），聚焦恒河流域。
       据《善见律》推算佛陀涅槃于约公元前486年。
       佛陀涅槃百年后，约公元前386年，因对戒律解释分歧（参考“大天五事”争议），僧团首次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
       其中，上座部（Theravāda）由僧团长老（上座）组成，保守派，主张严守原始戒律与教义。
       大众部（Mahāsā?ghika）：由多数普通僧众组成，革新派，支持戒律宽松化与教义发展。

       但最初（公元前4世纪中叶）上座部虽然作为独立派系正式形成，但尚未发展出完整体系，仍属早期部派佛教范畴。
       印度阿育王时期（约前268–前232年）阿育王推行佛教，上座部僧侣参与第三次经典结集（前250年），系统整理巴利语三藏，核心教义（四圣谛、八正道）与戒律体系于此时期固化——教义体系至此定型。
       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阿育王派其子摩哂陀长老赴锡兰（斯里兰卡）传教，上座部佛教正式扎根，形成南传佛教传统。
       锡兰大寺派成为上座部正统传承中心。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上座部内部进一步分化出犊子部、化地部等支派，但主支始终保持戒律与教义统一性。

       佛教小乘系统作为派系完全独立，要到公元1世纪，由于大乘佛教（佛教大乘系统）的兴起，为了区别，“小乘”成为大乘对坚守原始教义的上座部系统的称呼。
       因此，目下的“小乘佛教”，也使用“南传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的概念。
       其中上座部的概念，是与“大众部”概念，区别而产生的。
       于传承历史而言，先有佛陀（释迦牟尼）的创立与传教，中有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继而“上座部”南传，于锡兰（斯里兰卡）形成“大寺派”传承中心，在大乘佛教兴起时，形成南传上座部系统——小乘系统，与大乘系统，区别而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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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南传上座部系统（小乘系统）与大乘系统，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教义目标、修行理念、经典体系及佛陀观等方面，具体为：
       其一、核心理念与目标差异。
       小乘以个体解脱为核心目标，追求断除烦恼后证得阿罗汉果位，跳出轮回；强调自觉修行，注重戒律苦修，认为现世仅释迦牟尼一佛。
       大乘倡导普度众生，以成佛为终极目标；主张众生皆有佛性，修行者需发菩提心践行菩萨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等），利他济世。

       其二、教义与哲学差异。
       在佛陀观方面，小乘视佛陀为历史导师，拒绝神化；大乘神化佛陀，承认十方三世无量佛并存。
       在世界观方面，小乘主张“三世实有”，承认物质与精神实存；大乘提出“诸法性空”，破除对“我”与“法”的执着。
       在最高果位方面，小乘为阿罗汉果（断烦恼，离轮回）；大乘为佛果（自觉觉他，圆满智慧）。

       其三、修行方法论差异。
       小乘严守原始戒律（如剃发、托钵、雨季安居），依“八正道”修戒定慧，侧重出家修行与个人禅观。
       大乘为利益众生可开许部分戒条（如大乘菩萨戒允许为救众生暂舍小戒），强调“六度波罗蜜”与“四摄法”（布施、爱语等），通过慈悲利他积累福德资粮。

       其四、经典体系与传播。
       在核心经典方面，小乘体现为《巴利三藏》，大乘体现为《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
       在主要传承地域分布方面，小乘体现为东南亚（泰国、缅甸等），大乘体现为东亚（中国、日韩等）及藏传地区。

       其五、社会与文化影响差异。
       小乘系统在东南亚与世俗政权深度绑定（如泰国国教），保守传承原始教义。
       大乘系统融入东亚文化形成禅宗、净土宗等本土化宗派，兼具哲学思辨与民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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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段历史可知，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建白马寺时期属于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已经创立。
      《四十二章》经文“胡僧口述梵义，汉臣笔录成文”，主翻译者摄摩腾、竺法兰虽然是小乘佛教徒；
       但经过汉人助手的辅助翻译，已经无法100%保持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 原始教义转译，汉人助手造成术语的本土化，
       尤其是将佛教概念嫁接至道家词汇，例如以“无为”译“涅槃”），并调整句式结构，将梵文复杂长句转为汉代简练文言，在降低理解门槛中消减了大乘、小乘的区别。

       另外，汉人助手作文化适配性修正，删减印度风俗相关内容，例如“割肉贸鸽”故事，增补贴合儒家伦理的譬喻；也对对戒律条文进行符合中原礼法的表述优化。
       这些术语的本土化处理，诱导了后代的进一步本土化了解，一些解读者为增加理解能力，读了一些大乘佛教汉译经文，以大乘语境进行解读，使得《四十二章》经文的后期文献，变得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均有。
       摄摩腾与竺法兰于公元67年（永平十年） 在洛阳白马寺完成《四十二章》经文汉译工作。
       因此，汉传佛教的最早开始时间在公元67年（永平十年）之后。
       而按照汉译《四十二章》经文进行佛教传承，其前十章基本还是按照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传承，其中隐含小乘的理论基础，部分与《阿含经》贴合，体现“断恶修善”意涵。
       而中间二十章，已经有大乘系统的教义在内，体现“六度万行”意涵。
       到了最后十二章，属于佛果境界部分，体现“念等本空”意涵，不同的解读者可分别得到小乘理论与大乘理论的理解。

       故，公元1世纪的汉传佛教传承，已经同时包含有小乘理论与大乘理论的意涵理解，无法完全按照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承。
       到了《般若经》汉字译本出现，大乘佛教在中国开始有了正式的传承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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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最早的《般若经》汉字译本由东汉月氏国僧侣支娄迦谶于东汉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在洛阳翻译完成。
       无法查到是否也是在白马寺翻译，但洛阳当时已经是佛教传承的中心，有一些汉人经文翻译专家在洛阳，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当为正常。
       不过，《般若经》汉字译本最早不是称《般若经》，而是称为《道行般若经》。
       支娄迦谶为大月氏国人（中亚游牧民族），洛阳文士孟福、张莲等汉族助手参与汉译过程与最后润色。
       汉族助手借用道家词汇，例如“本无”喻“性空”，以降低修习经文者的理解门槛，这可能也是《道行般若经》名字的由来。
       不过，部分音译词，如“般若”“那术”等，因无贴切汉词对应而保留。

       原始佛教的核心经典为口传教法，后整理为《阿含经》，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核心经典为《阿含经》，大乘佛教的核心经典为《般若经》《法华经》等。
      《四十二章》经文出现的112年之后，《道行般若经》（即《般若经》汉译）出现了，大乘佛教也正式有了传承基础。

       如果说，在东汉时期，汉传佛教还是小乘体系与大乘体系兼具的话；那么到宋代，汉传佛教已经以大乘体系为主体了。
       以宋代守遂注本为标志，古龙笔下“自西天驮经”的《四十二章》经文（古典梵文书写），其公元67年（永平十年）原始汉译本，已经经历了系统性改写。
       其中守遂注本将原始译本中"善根功德"等概念替换为"菩提心""六度"等大乘术语，并加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大乘核心命题，嫁接《涅槃经》思想。
       以修行目标此重点为论题，分析可知：原始译本侧重个人解脱（阿罗汉果），而后期注本增补侧重普度众生（菩萨道）；
       原始译本侧重断欲去贪的戒律，而后期注本增补侧重般若智慧与慈悲双运；尤其受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是，后期注本将修行目标从个人涅槃转向普渡众生。

       后期注本融合了不少东汉本土哲学，例如引入老庄"无为"思想，以玄学"本无论"解读"空性"；而"离欲清净"被赋予"心性本觉"的大乘体系意涵。
       因此，到了宋代，即使传播《四十二章》经文，也打上大乘体系的烙印；而按照《道行般若经》传播经文，本就是大乘体系。
       汉传佛教以大乘体系为主体，也就很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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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封建社会，汉传佛教以大乘体系为主体，更多有当朝帝王、权臣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
       在玄学思潮兴起的魏晋时期，以及帝王护法需求增强的南北朝，大乘体系以其哲学深度与社会性功能，相对于小乘体系，更容易被统治阶层的价值选择所接受。

       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撇开因为国库空虚等困难而故意“灭佛”的个别年份，统治阶层出于统治原因，均多选择了大乘体系而舍弃小乘体系。
       大乘体系"普度众生"理念，契合儒家"仁政"思想；小乘体系"个人解脱"目标被士大夫视为"自私"，难以融入主流伦理。

       而依传播优势而言，大乘体系允许为利益众生而开许部分戒条，注重"心戒"，方便平民修行，因融合玄学"本无"说、与本土思想存在契合，也增加中层人士的认同度。
       而小乘体系严守原始戒律，例如剃发、托钵、雨季安居规则较为严苛，存在一定的传播约束；
       尽管小乘体系与道家隐逸思想部分重叠（这也是在中国一直存在传承的原因之一），但依赖僧团制度的传播，其传播优势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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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白玉老虎》中的两句经文是否有字误？

       古龙在《白玉老虎》“第四回 活埋”中写道：

　　凤娘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人沉默着，慢慢的转过身，去看挂在棺材外面的一副对联！

　 “安忍不动如大地，
      静虑深思似秘藏。”

　　凤娘反复看了几遍，苦笑道：“我看不懂。”
　　这人道：“这是地藏十轮经上的两句经文，地藏菩萨因此而得名。”
　　凤娘吃惊的看着他，道：“难道你就是地藏菩萨？”
　　这人缓缓道：“这两句话虽然是佛经上的，但是也包含着剑法中的真义。”

　　他的眼睛更亮：“普天之下，能懂得这其中真义的，只有我一个人。”
　　凤娘还在等着他回答刚才的问题。
　　这人又道：“这里就是地藏的得道处，他虽然得道却决不成佛，而是常现身地狱中。”

　　他的目光忽又黯淡：“这二十年来，我过的日子，又何尝不像是在地狱中？”
　　凤娘道：“那么你……”
　　这人终于回答了她的问题：“我不是菩萨，但是我的名字就叫地藏，其他的你都不必知道，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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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妙文有几个含义。首先古龙不是为写佛经而专门写两句经文，而是选择了可释诠剑法的奇妙经文，言简意赅。
      其次是古龙显然喜欢对联、奇特的对联，而他觉得可以解析出对联的佛经比较奇妙，恰好“地藏十轮经”上可找出“藏尾”联，因此专门向读者显示。
      最后，对联的末两个字构成了“地藏菩萨”，固然是大众熟知的一位菩萨，但也昭示了《白玉老虎》中一位超级剑客的生活——“这二十年来，我过的日子，又何尝不像是在地狱中？”
      “地藏”是长“藏”于“地”下，更准确的含义是由第四回标题得出——“活埋”。

      在陆小凤系列的《隐形的人》“第九回　惨遭暗算”有一段对话：

　　牛肉汤道：“也许你不会相信，可是他的忍耐力的确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他可以在海底呆一天一夜不出来。”
　　陆小凤道：“难道他是鱼，可以在水里呼吸？”
　　牛肉汤道：“他简直好像可以不必呼吸一样，有次老头子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了气，把他钉在棺材里，埋在地下埋了四五天，后来别人忍不住偷偷的把棺材挖出来，打开棺材盖一看。”
　　她看着陆小凤道：“你猜他怎么样？”
　　陆小凤板着脸道：“他已经变成了僵尸，也许他一直都是个僵尸。”
　　牛肉汤笑道：“他居然站起来拍拍衣裳就走了，连一点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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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宫九，“老头子”就是化名吴明的无名岛主人。

       古龙显然研究过印度瑜伽体系中的活埋术，即是瑜伽师通过冥想与呼吸控制，在封闭环境中长时间存活的特殊能力，被视为瑜伽修行的至高境界。其核心在于通过极端身心训练降低新陈代谢，进入假死状态以抵御缺氧与饥饿。
       因此古龙并非故意描写佛教，本质上是描写类似“印度瑜伽体系中的活埋术”的特色武功，可以在极度恶劣环境上隐藏、再出其不意地对敌人发动攻击。
       古龙也将此写进杀手群体“丝”。
       由于“活埋”——“活埋术”（藏于地）——地藏——地藏菩萨的关联，将宗教与地理（九华山）结合于一体。
       这是古龙写出此段宗教相关文字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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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本质上是为创作武功，因此可能古龙创作《白玉老虎》“第四回 活埋”之前，未先查足资料，出现了字误。
       《白玉老虎》“第四回 活埋”中原文字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思似秘藏。”被古龙注解为“这是地藏十轮经上的两句经文，地藏菩萨因此而得名。”
       地藏十轮经的完整名字应该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此文相关部分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第一卷（序品）。
       具体而言，第一卷（序品）第一长段第一句为“如是我闻”，第三短段后有16句“颂”，之后是第四长段。
       第四长段首句是“尔时”，在第四长段中出现了此文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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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此文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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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来自是江苏省佛教协会印刷给佛教徒及佛友修习的“《地藏三经》之《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 ，准证号为“苏出准证JSE-0003330号”，比一般的书籍出版还要严格。

       对照可知，《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原文为：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

      《白玉老虎》“第四回 活埋”中原文字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思似秘藏。”，首先少了两个“犹”字，当然去掉“犹”基本含义未变。
        其次是，第二个“如”被《白玉老虎》误为“似”，含义同。

        最后是，佛教的“静虑深密”被《白玉老虎》误为“静虑深思”；
        佛经原文“深密”之“密”是用来形容“（思）虑”的程度，“密”是形容词，而《白玉老虎》文“静虑深思”之“思”是动词；
        静虑与深思，是并列两种思考的状况，佛经原文只有一种状况。

        由于《白玉老虎》明确提及“这是地藏十轮经上的两句经文”，而经文应该“一字不错”；
        建议古龙的后人，假如要修改《白玉老虎》，至少必须修改此“两句经文”，或者将对话修改，说明与原始经文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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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献中，《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第一卷（序品）是如此书写的：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序品第一”
      “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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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苏省佛教协会印刷的经文中，也有：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一”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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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字。为什么要专门写上“奉　诏译”？

       玄奘取经过程是私自行动的；公元629年，玄奘为求取真经决定西行天竺，但唐朝朝廷禁止唐人出境，他秘密偷渡出关，历经戈壁、沙漠等艰险才抵达印度。
       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佛法并游历各国后，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带回657部佛经和佛像。
       但是，唐太宗李世民胸怀广阔，没有责备其违反“禁止唐人出境”法规制举，在洛阳接见玄奘，对其壮举大加赞赏，并下诏支持他在长安大慈恩寺译经。
       玄奘此后19年翻译佛经75部1335卷，译作卷首标注“三藏法师玄藏奉诏译”，直接表明翻译受皇命授权，实际上是对应于最初的“偷渡出关”，
       结果的高尚倒推过程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