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史上最早获版权武侠作家

半剑飘东半剑西

[宋朝商务]
       尽管清朝慈禧执政期已有著作权专律，但对著作物的保护，却可上溯到宋朝。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商务发达、中央政府因为商业流通获得足量税赋的朝代。

       宋朝之前.西周至唐有严格的坊市制，“市内不住家，坊内不设店肆”，两个区域以隔墙相隔开，市场面积狭小，市场之外严禁交易。而宋代打破了这种严格的分离，使市场更为活跃自由。
      例如《水浒传》中武松他大哥武大，在阳谷县依靠卖炊饼，可以典一间小洋楼（两层），养活两个人（太太在家不用打工）。而且，武大家的邻居，是王婆的茶馆，兼卖梅汤、和合汤等，其隔壁则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正是这种住宅、租赁房可充当营业场所的制度创新，给宋朝带来了经济繁荣。

      以“武松他大嫂”传奇生活为主题，兰陵笑笑生创作了“天下第一奇书”（下简称奇书）;
      如果换副眼镜去看，可从中看到宋代的各类商品交易价，可得到中国商品宋朝以来的通货膨胀史。

      按照“奇书”第1回，武大典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用了十数两银子，典介于买与租之间，属于购买了永远使用权但没有产权。间接说明了宋代勤劳可以养家，而且武大也不需将剩下的一两间房出租当二房东（宋法律允许典房再租）。
     
      据有人在2007年考证:“明代万历年间1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元。”将宋朝与明万历之收缩与2007年对2022年之膨胀相抵，大致可得:

      武大花了人民币约3000元、不足4000元取得一套两层四间、可永久使用的公房，总可用面积大概为60-120平方米。

      武大需多久才能赚十数两银子？按照“奇书”，当时西门庆家的伙计，每月2两银子，年底还有奖金。木匠打一具棺材，5两。剃头匠剃个头发，得银5钱。武大在清河县财主家打长工一两年或打散工三四年，吃用剩下能凑够十数两月银。

      阳谷县，隶属山东省聊城市，自隋朝以来未改过名。去年有人在阳谷县以优惠价买8公斤阳谷特产特级乌枣，花了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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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初始，已有保护著作权的萌芽，得益于宋太祖、宋太宗反思五代遗留的武夫称雄、藩镇割据的局面，确立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崇文政策，以及宋朝兴旺的科举考试对印刷品的大量需求。皇帝以文立国，以文治国，因此有了宋徽宗的瘦金体。
      
       宋代的书籍大体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
       国子监是世界上第一个官办的、以出售为目的而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出版社”。其刻书极多，重视校勘，质量上乘，而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商们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去翻刻书籍。

      为了不让辛辛苦苦校勘的刻书被翻印，保护著作权首先是保护国子监书籍。宋朝甚至颁布法令，除非国子监的批准，所有私刻本和坊刻本不得刻印《九经》。

      对私刻本和坊刻本的管制，相对宽松，因为刻印书籍可能是不赚钱的。而对于畅销书，翻印的私刻本和坊刻本，最贵是一部“雕版”，差不多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印制假美元的铜版（非授权99.9999%仿制版）。

      宋朝官府的保护著作权主要采取“追板劈毁”等管制措施——直接把雕版毁了，翻印商目睹，呼天抢地、如丧考妣。
      见一次毁一次，比什么罚款、坐牢等有效得多。
  
      当然也带有野蛮操作色彩，令人想起某伊斯兰国家，抓到小偷直接砍断四根手指；不及清朝的专律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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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保护]

       那么宋朝以前，是否存在著作权保护？这首先必须研究宋朝以前著作是什么？
       不妨把著作看成文字集合嵌入载体中，重要的是载体。

       汉字诞生之后，（成熟汉字系统）最早的载体以甲骨、青铜器和石头为主。殷墟甲骨文是较为成熟的汉字文字系统，约在商代的晚期，出现了占卜吉凶事件、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面的“图书”，其文字史称甲骨文。
       商周时期，除了甲骨图书以外，还有专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史称金文或者钟鼎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从几字至几百字不等。《金文编》收集单字3000多个，其中2000个含义确定。金文的形体和结构，同甲骨文非常相近，基本上是同一种一种字形。（江南柳小说需八斗书生翻译的就是钟鼎文）

       石头之书的历史略迟于钟鼎文，但考古发现最早的石头书来自唐代，其形状像鼓，故称作石鼓，其石刻为“石鼓文”。不知江南柳创作了石鼓和尚时是否获得此历史。

       广义的石头之书可上溯到秦朝李斯的《封泰山碑》，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用小篆书写后刻于石。值得注意的是，貌似联合国对汉字的肯定始于《封泰山碑》，不承认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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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帛作为载体的图书，称为帛书，最早的帛书产生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两汉时期比较流行。
       帛书贵重，为王公贵族所用。后期一些圣旨，也是帛书。

       从周代末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把文字写在竹片和木板上的书籍——竹木之书。用竹片书写的书又称之为“简策”，用木板书写的书称之为“版牍”，统称“简牍”。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书，主要是“简牍”和少量帛书。罄竹难书之“书”即是简策。

       在纸张发明之前，简牍与帛书，是中国书籍（著作）的主要形式。西汉初年造纸术被发明，公元105年（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发明“蔡侯纸”。因为简牍笨重、容纳字数有限，帛书昂贵，因此在东汉之前，著作没有保护的必要。

       三国时期，韦诞改良制墨术。713-741年（唐朝）出现世界上最早用印刷术印制的报纸《开元杂报》。762年（唐肃宗执政）出现雕版印刷术，是世界印刷史、书籍史的重大事件。著作的翻印才成为可能。970年-1051年（宋朝）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翻印效率更高。

       与雕版-印刷活字可以比拟的，是现代BT下载。

       与宋朝的宋刻本并存的一个名词，称为“宋体字”（笔者撰稿打字一般用宋体字），意指仿照宋刻本的字体，显得古朴端庄。

       甲骨文之前，最早的汉字以陶文、刻符出现，与甲骨文并行的是骨刻文，后为金文（钟鼎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统一了汉字，李斯在秦国文字“大篆”的基础上，整理并由秦始皇颁布了全国统一性的规范文字“小篆”，一直沿用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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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至两晋出现了隶书。随着东汉蔡侯纸的出现，文人用毛笔在纸上写字，不满足于单独几种字体，于是楷书、行书、草书出现了。但主要是满足艺术性要求。论书籍传播，主要字体还是“宋体字”和“仿宋体字”，“仿宋体”——模仿“宋刻本”而产生的另一种字体。两种字体的笔划至细，可以刻出最多笔画的繁体字，用楷书、行书刻这些字要刻得特别大，不经济。
       可见宋朝在书籍史之伟大位置。

        宋朝自公元960年开始，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著作保护史，从宋朝再上溯只能是唐肃宗执政期762年到唐亡的960年此198年。
        
        这阶段出现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其后朝廷中又形成了党争局面，以及 藩镇、宦官相冲突的乱局，即使开明大臣有保护著作权的奏章，未必准奏；准奏也未必能执行。

       因此，中国比较系统的著作保护史，只能从宋朝开始。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二所言“翻版有禁例始于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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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找到的史上最早版权保护的范例，是南宋孝宗时期王称著作《东都事略》。

       此书在牌记上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

      

       牌记原指题有文字的板状标志，如布告牌、招牌、门牌等。古代官府用作凭证的小木板或金属板也称牌记。所以牌记有做标志或告示的性质。后来书肆借用其意，在所刻的书之首尾或序页后、目录页后，另刻一墨图记或有形状的牌子。注意上图，“目录页终”后、书的最左侧，以黑墨为边界、内嵌入文字的长方形框，便是牌记。


       上图牌记中，最关键是“已申上司”几个字，即是官府已记录在案，可作以后诉讼仲裁依据。
  
     《八大剑侠》中毕五偷学艺后偷师父健骡乘夜偷跑，师父张兴德次日发现第一时间报官健骡被偷，“已申上司”才成功避免了毕五杀人后遗骡的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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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保护]

       明朝的著作权保护，基本是宋朝的延续。多数是以地方政府颁发榜文和蝶文形式出现，此前一般是原著、原印制商发现被盗版，告官诉讼，官府如判决原告胜诉，一般会同时再颁发榜文和牒文，而不会有广泛（空洞）、一般性的著作权保护法规。

      重要的书籍，甚至惊动皇帝，发布“禁止擅镌”的告示，以禁例的形式保护编著者和版刻者的权益。
      而对于可能动摇中央、地方政府统治基础的盗版行为，执行起来当然也雷厉风行。

      著名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明朝的著作，中国四大名著之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是明朝著作。
      四大名著之四，原是上述那本“奇书”（明朝）后才代以清朝的《红楼梦》。

      因此明朝比起宋朝客观上更有著作权保护的必要，但实际上明朝的著作权保护往往成为空话，不及清朝实在。

     因为明朝出现了通货膨胀，司马翎的小说专门附带描述这个现象（官员俸禄缩水养不起家）。

     书籍价格昂贵，明末书坊主舒冲甫刻印的《封神演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若按万历时期的米价，约值米2.75石，超过了一名知县月俸的三分之一，普通官员都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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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初版的《封神演义》全2册，平装32开，标价15元。
       1982年人美出版社初版《封神演义》全七册的绘画版连环画 ，64开，标价20元。)
      (根据各地回忆录，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县的县长工资为90-110元不等。
        不同的是，当时许多图书馆有专款可购买出版社的书，
        县长和老百姓可以去图书馆借《封神演义》阅读)

      明朝书籍价格昂贵，这造成一种事实：
      对于经济拮据，无力购书的读书人来说，抄书自然更是惯常之举。


      民间的抄书比较隐秘，即使政府颁布法令又如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叶飞三下江南》等，年轻人冒着“反革命”的危险传抄，更遑论明朝抄书不算严重犯规）。

      实际上，大量的明清优秀著作，是依靠抄本一年年流传下来，例如《儒林外史》、《镜花缘》起初也是靠传抄而流行的。

     发展到后面更成一种检验机制。
     一本小说本来属于一种文化消费品，出版它能否赢利，书坊主并无多大把握，只好放任小说的传抄；一旦发现某部小说抄传甚广，书坊主觉得有利可图，就自然会将其刊行于世。
    《英雄小八义》、《彭公案》便是如此。

     放任传抄，必定使得明朝的著作权保护，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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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申版权]

      由于明朝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加强皇权控制、反贪污肃吏治，不会很主动颁发具体的著作权保护法令等，因此印书商和作者，有些采用“自行申诉版权”的方式，尽量保护书籍不被翻印，具体方式有四种。
      其一，字号商号自申版权。

       书商本来就有自己的商号，甚至另外设计了“字号标记”——类似于现代的商标。
       明代不少书籍在显眼处（包括但不限于书首、书末）出现字号标记，一旦印本质量得到公认，读者会认字号标记，久而久之，形成马太效应。

       印本质量（包括纸张质量和文字质量）差的，也不敢公然盗用“字号标记”加入印书，读者一目了然。
       印本质量好的也没有必要盗用别人的“字号标记”，因为告官诉讼，会坏了自己的商号。

       下图为明万历期间的《女史四书集注》，“字号标记”为“永顺堂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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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牌记方式自申版权。
      上述《东都事略》及其牌记，便是一例。

      不同的是，牌记还有正方形、鼎形、钟形、碑形等几何形状 。牌记可上推到唐宋，甚至有椭圆形牌记。
      下图为宋刻本的椭圆形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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