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元旦__金庸导演和编剧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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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现存民国报刊、电影史料馆馆藏记录，可确认的1940年代重庆公映海外影片如下：

      [A]苏联影片（战时公映数量最多的海外片种）
    《列宁在十月》：1940年代初在重庆公映，是当时左翼文化圈重点推广的革命题材影片
    《夏伯阳》：1942年前后公映，苏联经典战争英雄片，在重庆观众中传播度极高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3年公映，改编自同名小说，引发大量青年观众讨论
    《保卫斯大林格勒》：1944年公映，二战纪实战争片，契合当时反法西斯宣传语境

      [B]美国好莱坞影片
    《魂断蓝桥》：1941年前后在重庆公映，费雯·丽主演的经典爱情战争片，在大后方风靡一时
    《大独裁者》：1943年公映，卓别林主演的反法西斯喜剧片，当时在重庆引发广泛热议
    《蝴蝶梦》：1944年公映，希区柯克执导的悬疑爱情片，是当时重庆少见的高口碑悬疑题材进口片
    《绿野仙踪》：1945年公映，好莱坞经典奇幻歌舞片，是战时重庆少有的面向全年龄段的进口娱乐影片

    [C]英国影片
   《巴格达妙贼》：1942年公映，英国经典奇幻冒险片，以东方奇幻题材吸引大量观众
   《红菱艳》：1940年代末在重庆公映，经典歌舞剧情片，战后在大后方文艺圈传播度较高

     [D]印度影片
    《西竺丽姝》：1943年8月公映，是目前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战时重庆唯一一部印度题材公映影片。

     金庸挑了[D]印度影片作影评，或者其挑了此电影看，其他少看，不然说不定还有其他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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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入职1950–1953入职《大公报》后，分配为其下属的《新晚报》任编辑，最早写的电影评论，可追踪到1951年5月8日的《新晚报》。
      金庸开辟了馥兰影评专栏，署名姚馥兰，一说为女性名字，不过男士也可名为“馥兰”，真正或为金庸英文水平高，姚馥兰谐音Your Friend。
      如果论，金庸到香港后的涉电影作品，最早时间即为1951年5月8日，载体《新晚报》。
      随后，金庸以笔名林子畅开辟子畅影话专栏，1951年8月22日开始在《新晚报》发表影评。
      署名姚馥兰文章一直写到1951年的8月21日。
      署名林子畅文章一直写到1953年的2月16日。
      此前的1952年，金庸帮助左派电影公司——长城的《方帽子》写剧本，但当时金庸还未离职，剧本署名为陶秦。

      关于《方帽子》是金庸早期接受采访说的，记者写为《黄帽子》，“方”与“黄”普通话近音，但50~60年代绝无电影《黄帽子》，只有左派电影《方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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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今夕何夕 坛友：

         左派电影公司长城50年代最好的导演是李萍倩，1952年香港首轮上映的国语片票房统计 ，李萍倩导演的《新红楼梦》排第一，是第二名的两倍。
         岳枫、陶秦和1951年加盟的胡小峰均为很好的导演。

        1960年胡小峰与金庸联合执导的《王老虎抢亲》也创下票房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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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这个票房佳绩不容易，因为名为《王老虎抢亲》的电影已经演出多次。

       1940年内地的《王老虎搶親 / Bride Hunter》，是 華新影業公司 出品的，导编为徐欣夫。

       1956年香港的《王老虎搶親 / Tiger Wang Snatches the Bride 》是  漢洋電影製片公司出品的，导演不出名但演员凌波出名。

       1957年的《王老虎搶親 / Wang the Bully Seizes the Bride 》是華達製片廠、越華联合出品的。導演林川。

       在观众差不多审美疲劳的情况下，金庸和胡小峰，再来一部《王老虎搶親 / Bride Hunter (1960)》，能抢出票房，颇不容易。

       注意英文名的不同。金庸的“ Bride Hunter”按字面直译为“新娘猎人”或“猎婚者”。

       这部片子的剧情是：杭州才子周文宾男扮女装逛灯会，被恶霸王天豹抢回家想成亲，结果阴差阳错和王天豹的妹妹王秀英共处一室，两人反而擦出爱情火花。

       又1993年电影，张国荣、许冠杰主演的《花田喜事》，与《王老虎抢亲》都脱胎于传统戏曲故事，都借用了“男扮女装被强抢”的传统戏曲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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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电影公司，实际还有“旧长城”和“新长城”两种称呼。

　　金庸服务的是“新长城”。

　　1948年，旧上海"电影大王"张善琨开始筹建长城影业公司（即“旧长城”），“旧长城”于1949年7月7日正式开业亮相时，张善琨请来胡蝶、周璇、李丽华、白光、王丹凤等"十大国语片女明星"联合剪彩。

　　张善琨雄心万丈，一开局就同时投拍五部影片：《荡妇心》（1949）、《血染海棠红》（1949）、《一代妖姬》（1950）、《花街》（1950）、《王氏四侠》（1950）。每部都是大制作、大卡司（白光、严俊、李丽华、陈云裳等），拍电影开支巨大，五部齐发直接把启动资金烧光了。

　　武侠电影《王氏四侠》是使用了老名，1927年默片时代拍摄过《王氏四侠》，1938年光明影業公司出品了有声电影（黑白片）《王氏四侠》，故张善琨借助了《王氏四侠》昔日的名气。

　　这些电影原来的打算是进入内地的广阔市场，而新中国已经成立，张善琨首先必须承认新中国，改变原有立场，根据历史资料，1949年下半年，夏衍等红色文联的旧相识曾多次游说他回大陆担任政协委员（以此承认新中国），被他拒绝。

　　凤凰影业老影人冯琳回忆，"张善琨离开旧长城并非政治原因而是经济原因……那个时候左派还比较隐蔽，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不可能直接赶走张善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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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张善琨拍的电影，如果不删掉一些、补拍一些，根本过不了关，无法进入内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华禁运，胶片等电影物资严重匮乏，全香港电影业都陷入动荡，张善琨即使要补拍一些，也有缺胶片的问题。

　　这是电影历史的记录：“韩战爆发后联合国对香港实施禁运，导致摄制电影的必需原料如菲林和冲印原料短缺，这种情况到1951年下半年才改善。”。

　　沈鉴治回忆："拍电影的开支很大，电影虽然卖座，不久就周转不灵。"

　　多名电影人回忆，主要原因是——旧上海模式的港产国语片，最大的市场原本是内地，但1949年后新中国加强了对香港电影在内地发行放映的控制，内地市场逐步丧失，

　　张善琨"收入与支出不易平衡"。存在张善琨举债、欠了袁仰安的钱的历史事实。

　　长城编导、袁仰安女婿沈鉴治称："钱银纠葛，张、袁之间弄得很不愉快，终致分道扬镳。"　　

　　袁仰安本来是律师，被张善琨请来筹资，结果袁带来的钱都在旧长城用掉了，张善琨自己又向外筹款欠了不少债，还欠了袁仰安本人的钱。

　　冯琳的口述最直白："因为张善琨没钱了，他欠了袁仰安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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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电影进入内地无法放映，张善琨还要为员工的固定工资付钱，结果缺口越来越大。

　　危机的解决方式是吕建康接盘。

　　走投无路之际，由《大公报》的费彝民牵线，介绍船王吕建康（有爱国思想，曾帮内地突破封锁运送药材）出资接手了长城公司。

　　吕建康任董事长，袁仰安留任总经理，张善琨出局。

　　接手的吕建康、费彝民、袁仰安都是承认新中国的人士，长城自此从"张善琨的商业公司"转变为潜左派公司，再后变成"左派电影基地"。

　　到金庸开始替“新长城”写剧本的时候，《大公报》/《新晚报》系统和长城/凤凰/新联影业系统，本质上是同一阵营的两条战线。

　　甚至金庸的工作，就是“组织”的安排，与本职工作没有冲突，可以堂堂皇皇地进行。

　　金庸有署名权的是1953年的《絕代佳人》编剧。

　　创作的背景是，金庸使用了“萧子嘉”的笔名，在《大公报》开辟每日影谈，时间是1953-04-28到195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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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前面几张图介绍金庸作为电影人的创作，主要是使用笔名林欢。

　　从1953年5月到1958年10月，长达五年，金庸在《长城画报》以特稿方式，为新长城公司，写影评和安置剧本两用。

　　因此，林欢此笔名，捆绑于“新长城”，是金庸于电影界之主要标志名。

　　1954年元旦开始，金庸在《大公报》开辟最长的一个影评专栏“影谈”，为时三年半，1957-07-05才结束，使用笔名姚嘉衣作“影谈”。

　　与此最长影评专栏相配称的是，1955年《不要离开我》的编剧，署名林欢，长城公司官方出品记录、银都机构史均有记载。

　　1956年《三恋》，由三个短篇故事组成的集锦片，金庸参与编剧,署名林欢，到此为止，金庸尚未离开《大公报》/《新晚报》系统，进入长影业系统，在同一阵营中，由一条战线转向另一战线——组织会批准的——不是“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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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因为帮助新长城写了剧本《方帽子》（后来署名为陶秦），或因为答应为《长城画报》写特稿，金庸争取得到了一个有署名的编写剧本计划（或因为有新上任亲戚缘故名字没有隐去，后补）。

　　1953年初，金庸与杜冶芬正式离婚（也有1952年底的说法，大致是这个时间点）。

　　离婚后的金庸，为夏梦量身定做，撰写了剧本《绝代佳人》，影片改编自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聚焦赵国女子如姬为报父仇辗转魏国，通过窃取虎符助信陵君解邯郸之围，最终从容赴死的人生轨迹。

　　金庸在编剧时将叙事重心从传统史观中的信陵君转向如姬，强调其反抗暴秦的人物动机。金庸很清楚，如此将主演剧情定位于如姬，按照夏梦为新长城第一公主的身份，日后必定是安排夏梦饰演。

　　果然新长城定的饰演如姬女演员，正是夏梦，新长城二公主石慧的特长，不适合剧本。

　　本来乐蒂有希望成为新长城三公主，陈思思到了后陈思思为三公主，屈居的乐蒂，在《绝代佳人》中演配角。

　　金庸使劲浑身解数，该片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凭借此片获编剧金奖章。

　　金庸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夏梦的欣赏，最有名的一句大意是："西施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我想应该就是夏梦那个样子。"

　　这句话的出处版本很多，有的说是他在《明报》时期写的社评里提到的，有的说是晚年访谈说的，但"金庸欣赏夏梦"这件事本身，是公认的。

　　后来夏梦被誉为“香港西施”、版权属于金庸。

　　金庸曾称夏梦为“梦中仙子”，谁的梦不言而喻。

　　不过，夏梦与商人林葆诚1954年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很好，是香港演艺圈有名的"模范夫妻"。3年后金庸才获金奖章，2年后金庸才写《书剑恩仇录》。

　　在夏梦接到《绝代佳人》剧本时，金庸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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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金庸离开报社进入长城影业，个人动机为追求夏梦，虽然是这是广泛流传且多本传记采信的说法；

　　在某些金庸研究中甚至写上：

　　“倪匡、哈公等同时代人都提到金庸为接近夏梦而入长城；

　　金庸自己也半开玩笑说过：‘唐伯虎爱上豪门的丫头秋香，为了接近她不惜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

　　目录最公开的证据似乎就是第5楼这张相片。

　　理论上，长城的编剧，要经常见到女主角，也有点困难，毕竟是“第一公主”，必须保护起来。应该是导演，才有较多的机会，可以与女主角探讨剧本、揣摸剧情。

　　而金庸在长城的导演作品是《有女懷春》(1958)与《王老虎搶親》(1960)，时间均在1957年离开报社之后，对得上倪匡、哈公等的说法，而金庸这句“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未查到出处。

　　结合1957年金庸才正式入职长城电影公司，发现了一个重要年份，使得以上说法，貌似站不住脚，那就是1953年与杜冶芬正式离婚的金庸，1956年已经与朱玫结婚。

　　如果说，1953年的金庸为此到长城电影入职，还可勉强说得通，在1954年夏梦已婚、1956年金庸已婚的基础上，采取此说法显得依据脆弱。

　　沈鉴治是袁仰安的女婿、长城编导，跟金庸同时期在长城共事，他的回忆录《旧影话》里写了很多长城的人和事，但从来没有提过"金庸追夏梦"这回事。

　　如果当时真有这么大的八卦，他不可能完全不写。

　　1957年金庸的正式入职长城电影公司，应该有报社环境的因素，也可能是金庸的乾坤挪移术，先离开意识形态管理较严的报社、换到同系统而管理轻松的电影公司，再自行创业。

　　更重要的原因如下：

　　直接离开一间报社，自己办一件报社，即使在现在，也有同业竞争之嫌，需要一个缄默期；

　　金庸入职长城电影公司，等于度过缄默期。

　　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智慧如金庸者，对年份的拿捏，信马由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