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往事 I ：孙李恋劫.事件经纬.未解之谜

半剑飘东半剑西

       了解一个民国工商界人士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收藏界的历史记录侧面得到。
        例如，通过《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了解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假如不是武侠界、对沈原了解不深者）。
        孙仲山是收藏界有历史记录者。

        例如，陈之佛是晚清民初工笔花鸟画家，也是工艺美术家和当代美术教育家。
        陈之佛（陈绍本），号雪翁，生于1896年，卒于1962年。
        雪翁一生画作甚多，但没有完整的著作目录，对其作品全集的研究是多方各自研究、集结而成，其中有孙仲山的贡献。
        孙仲山收藏过不少雪翁画作，也整理过其部分作品集。
        后来，孙仲山还将不少藏品捐献给陈之佛艺术馆。

       又如，藏园居士傅润沅 (同治十一年出生人士)，一生藏书丰富。
       藏园居士本籍贯四川，虽然长期在北方但不忘故土，其本也精于宋元文物收藏，其著述《蜀贤丛书》文物价值甚高，
       既然是蜀贤，居士又精于宋元，当然有巴蜀眉山的宋朝“三苏”，代表作为《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1938年，为防止日寇的战火燃及藏园居士一生收藏，居士毅然决定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交付巴蜀老乡涂凤书、孙仲山。

       涂凤书曾任民国黑龙江教育司司长、黑龙江政务厅厅长、国务院秘书、国务院参议、高等文官甄用委员会和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国史编纂处处长等职。
       与涂凤书齐名的孙仲山，其一生经历尤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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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国银行(家)数据库，孙仲山生于1877年5月16日，“1903 年入天津钧江米庄兼作机器面粉生意。”时年26岁，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可从旁注得到历史记录资料，略）。
       然后，弃商从政，由于其胞兄孙鸿献（孙仲山原名孙鸿猷）原在清朝政府的掌管财政事务机构捐得一职位却不愿赴任，家人安排在钧江米庄业务显露理财能力的弟弟孙仲山，替兄赴任。
       孙仲山在清廷也开始其“高光时刻”，光绪三十一年已受到盛宣怀赏识，为贴身随员。

       盛宣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是晚清最富有的中国人之一，
       李鸿章、盛宣怀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则差不多是中国早期发行股票的公司。
       民国的银行家辞典，甚至称，因为盛宣怀的信任，孙仲山曾因办理沪宁巡警赈捐有功,而被清廷授二品衔道员。

       二品衔可不得了！
       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员（道台）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他们通常负责管理一省或数省的重要事务，如军事、行政、财政等。道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具有较高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按照民国通俗读者的类比（未必很准确），二品衔道员至少是“正省部级”。

       后来，从晚清历史档案中查到，光绪三十一年孙仲山已经被保升为知府。其后，孙仲山“奏报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有错，孙仲山被奏报为道员，是否“二品衔”未能确定、待补充资料，即使是“二品衔道员”，也相当于“候补”，留在原省原职，要等到上面“中央”有空缺，才能正式履行“二品衔”应有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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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二品衔道员，由于清廷当时已经“风雨飘摇”，官衔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北洋政府的任职。
       民国四年（1915年），孙仲山“以财政专长，以财政厅长关监督，交政事堂存记。”
       1916年，孙仲山成为大总统府顾问。
       参阅袁世凯的相关文献，发现袁世凯与孙仲山有不少交集，而实际上，袁世凯对孙仲山是信任的。

       孙仲山与张作霖的奉系之关系，更加密切，实际上张作霖将孙仲山奉为上宾。
       拿孙仲山一大笔钱去东北投资地产的阎泽溥，实际上没有办成（骗了孙仲山，孙仲山后也原谅了他）后来成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其中一任“财政总长”。

       下面是满清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的片段：

     “
         我从1925年到1931年在天津日本租界生活。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去见张作霖。
         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成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进入屋内以后，曾和他谈了半天话。
         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于冯玉祥的令我出宫，表示了很不以为然。
         然后更用一种略带责怪的口气问我，在我出宫之后，他便带兵到了北京，在那时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还要逃到日本公使馆去?
         还说，我如果愿意到“奉天”(沈阳)去住的话，他可以负责保护我，并且可以让我住在“奉天故宫”内。最后还赠给我数万元，说是为了补充我的生活费用。

        当我告辞时，他又亲自送我出了大门。当我临上车的时候，他还义形于色地对我说：
        “在日本租界内，如果日本鬼子对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告诉我，我自会去对付他们!”
      "

        这段历史记录，说明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也说明阎泽溥与张作霖的亲密关系，而作为帮助过张作霖的孙仲山，关系尤更上一层楼。

        上面仅仅说明，孙仲山与当时军政界首领人物的紧密关系，借此说明孙仲山背后的庞大的人事网络。
        而孙仲山后来不在政界寻求更大发展，专注于商业业务，实际是源于一场人生的“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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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风起云涌。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对清廷至关重要。
       当时的袁世凯，暂时还代表清朝政府，需要将四川纳入掌控之中。
       由于孙仲山在四川的形象甚好，《四川警务官报》1911 第1卷 第2期，报道了长寿县县绅孙仲山“立义仓垫银一千两买谷存储以备荒”，还有其他报道，也即孙仲山在家乡热心公益。
       袁世凯被公认为“知人善任”，对什么人擅长办什么事，胸有成竹。
       根据袁世凯研究文献及袁寒云回忆录等资料，在袁世凯推荐下，清朝政府下了道密旨，令孙仲山以四川宣慰使身份，全权处理四川事务，重要是筹办团练，貌似就是对付“革命党”。孙仲山带来一批亲信，连同武器资金等，乘船赴川，船至半路当地水警缉私，无意发现秘密，以行为不端处理，差不多要将首要人物斩首，而因为是密旨加上全国反清风潮，孙仲山很难说清楚。
       最后，还是袁世凯得知后全力营救，孙仲山才得以保命。
       经历此人生重大考验后，孙仲山觉得在辛亥风潮中，为官两难，将工作重点放在商务，但当时还未介入银行业务（要到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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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已经专注商务，但袁世凯还是在不断发挥、利用孙仲山的理财、办税、赈灾本事。
       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3年）10月10日后，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一直到1916年上半年。
       在袁世凯的“大总统”任上，对孙仲山签署了多项任命。
       根据已经解密的部分民国档案，
       孙仲山等五位“以關監督財政廳長道尹分別存記”的政令，签署于大總統批令（中華民國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即1914年的11月14日。
       孙仲山“以道尹存记，特交内务部任用。”的政令，签署于大總統策令（中華民國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即1915年的2月28日。
       袁世凯去世后，冯国璋任“总统”的北洋政府，又对孙仲山签署了多项任命。
       任命孙仲山为四川赈务会办的政令， 签署于大總統令（中華民國六年十月二日），即1917年的10月2日。
       而大总统指令“第一千七百三十三号”，是直接下达给四川赈务会办孙仲山（办理具体事务）。

       至1918年，孙仲山才与重庆商人汪云松,王墨园,何鼎臣等十人，筹办大中商业银行,在四川试业。经北洋政府核准注册的大中商业银行，总行设在重庆,在成都设立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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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孙仲山忙于银行业务，但由于与军政界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孙仲山继续有政府任命。
      （以下不列举政令）
       1919年孙仲山被聘任为农商部顾问、币制局顾问。
       1921年孙仲山被聘任为盐务署顾问。
       1922年孙仲山被聘任为国务院顾问。
       此间孙仲山也被聘任为地方政府顾问，例如两湖巡阅使公署顾问、湖北省长公署顾问、四川督军公署顾问、省长公署顾问。
       在还珠楼主赴津前夕的1927年，孙仲山得到相对有实权的任命：被聘任为财政部高等顾问、税务处高等顾问、八国庚款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这份已解密的政府文件上，还可查到财政部对孙仲山的评价：“精研计学，经验宏深”

       在1929年的政府文件上，还可得到前述的北洋政府某任“财政总长”阎泽溥，卸任后与大中商业银行的关系——阎泽溥为大中商业银行“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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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真相已接近大白，孙仲山的孙家是四川长寿县的第一望族，许多到天津寻求发展的长寿县老乡，要依附孙仲山。
       而李寿民的家族，虽然也是长寿县的望族，但与孙仲山难于匹敌，在李寿民的父亲1920年去世后，李寿民本家的社会关系相对弱。
       在1930年，李寿民尚未成名，报社编辑、军界中文秘书、秘密的戏剧作家，还没有足以震撼孙仲山的力量。
       在1930年，如果还珠楼主李寿民真的要“对孙仲山提起刑事诉讼”、要向孙仲山叫板，那绝对是不对等的对峙。
       回到原来的问题，上面14楼：
       所述：
      “1930-09-10：《勇敢女性》在天津见报，引起某种程度的轰动，也给孙仲山带来较大压力。从1930年的9月10日，经过10天的“群策群力”，孙仲山终于将李寿民投入监狱。
         十天时间大体是可信。”

      按照孙仲山的实力，可能还不需10天，需要10天可能是因为李寿民是他的长寿老乡、按照辈序甚至比他高一辈；
      而李寿民仅仅是因为与其女儿自由恋爱，“教训李寿民”要如果对得起自己良心，要如何向长寿老乡交代。
      因此，作为一家之言，认为孙仲山花费包括投入监狱后“善后”的时间，共用10日，将李寿民投入监狱。

      也作为一家之言，认为19楼所述的李寿民入狱却能意外地住入“三十四号之优待室”，本身就是孙仲山的安排，
      孙仲山毕竟善事做得多，即使认为李寿民对不起他，还是网开一面，不让李寿民在监狱太过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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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大家族，大多修有族谱，例如孔府族谱，上面有各辈序的用字。
       例如曾在民国政府主管财政的孔祥熙，是孔子第七十五世孙，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不过辈序用名只限于“祥熙”；
       孔祥熙父亲孔繁慈，字和亭，号和成，其辈序用名为“繁慈”。
       这是按照“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排序。
       而在孔祥熙结婚之时，其未来的子女辈序的用字也定下来，
       按照“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孔祥熙的子女用“令”，孙子孙女用“德”，如此等等。（参考著名的孔二小姐孔令俊）

        对于大族联姻，只有一对族谱的字-辈对应，马上就明白是否辈序匹配。

        长寿县孙府孙经洵一脉，辈序用字为：……“宽”字辈、“鸿”字辈、“经”字辈、……
        长寿县李府李寿民一脉，辈序用字为：……“光”字辈、“基”字辈、“钧”字辈、……

        孙府“宽”字辈男子的上一辈序女子，嫁给李府的“光”字辈，按照逐阶降序，则孙府“宽”字辈对应李府“基”字辈、孙府“鸿”字辈对应李府“钧”字辈；
        李府“钧”字辈是李寿民的子侄辈，孙仲山与之同辈；孙经洵要对应李寿民的孙、侄孙辈，晚了两辈。
       (由此可了解、猜测到孙经洵与李寿民最初的交往。)

        孙府“经”字辈男子,年龄最大是经涛，按照1930年9月10日发表的《勇敢女性》，“孙经仪、经华两女士，一年十八，一甫十三，”（虚岁）；
        经涛在经仪之后，经华之前。按照一般的生育年龄分别，当时大约是16虚岁左右。
        因此，还珠楼主先期研究中指出的，在法庭上孙经涛代父出席、列原告席，而被告席是其姐妹曾经的老师，详细到诸如
       “作为原告方代表的孙经涛此时见到姐姐，也忘了自己的职责，几步跑到二姐跟前，相拥而泣”
        这些值得研讨，因为毕竟孙经涛只有16虚岁左右，“告老师”又貌似有损“师道尊严”。
        更主要是一个未成年人需不需在记者面前曝光，有被照相见报的可能。
        老谋深算的孙仲山，难道就不怕长子被歹人看上？

        即使需要代表出现，完全可以让孙府“鸿”字辈的亲戚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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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一批清末王公贵族由于政治上的失落而由不甘心，迁到天津，
       原因是天津距离北京较近，政治信息灵通，可为复出做准备，且天津是一个商业城市，生活条件优越，适合居住。
       因此，不仅清末王公贵族，还有下台军阀政客，也选择天津为居住地。军政界新贵，为了营造人事网络，也到天津置业。
       各路英雄利用手中的财富投资于房地产、工商业等，又加速了天津的发展。

       孙仲山也不例外，在英租界马厂道建了一座豪华的花园洋房，野史认为占地二三十亩，未必准确，但也差不远。
       孙仲山的豪宅除了日常居住、会客所需，有一个重要功能是请“家塾教授”在豪宅为其子女（尤其是不想其抛头露面的幼女）授课。
       李府李寿民一脉“光”字辈的李光益，曾长期任孙仲山的下一代至亲的“家塾教授”；
       请在辈序上比其子女“经”字辈高三辈的宗亲授课，可谓隆重（当然李光益也好）。
       后期，“基”字辈的李丕基（李光益之子），继续任“家塾教授”，依然是“舅公”老师。

       在1916年，孙经洵自从8岁从四川抵达天津后，实际上是“经”字辈中年纪最大者；
      “二小姐”孙经洵之上有个“大小姐”孙经兰（同母），已经去世，孙经洵等于“长女”。
       按照对晚清民初大户人家子女的描述，“长女”长大后在家要充当“待人接物”的工作。
       实际上，孙仲山平时比较忙，继母唐氏生了几个小孩后体力也不如前，“长女”孙经洵实际需要充当半个家长。
       虽然大户人家的女子一般不见生人，但是，到了年龄20岁之后，接待父母的朋友、亲戚，请安之后、送点果品茶烟，送别上辈客人是免不了的。
       出于商商联姻、官商联姻的后被，有时家长专门让其接待（父母的平辈）客人，实际也认客人对未来媳妇候选人作了近距离观察。
       对于年龄接近的男青年客人，比较敏感，需要父母安排才相见。

       根据《勇敢女性》：“前年在津与李某相识，双方一见倾心，有至去年旧历年底，孙、李过从既久，感情亦同时臻进，遂进一步为爱情之商榷。”
       得到孙李的情路：1928年相识并一见倾心， 1930年元月确定恋爱关系。
       而实际上李寿民1928年才到天津，两人是如何相识的？如何发展感情的？当时李寿民还不时“家塾教授”。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只好一边猜测、一边补充。
       如前，大户人家的女子一般不见年龄接近的男青年客人，但李寿民是例外，
       孙经洵要见的，那是“舅公”，而且是长寿县当年公认的“神童”。
       猜测在喜爱读书、欣赏有文化的年轻人的孙仲山眼里，最初那阶段的见面——女儿是在向“舅公”李寿民请益。

      在《告别信》中，孙经洵写道：“又见李兄学问人品，都是远到之器，性情心志，又同女儿十分相投，”
      孙经洵与李寿民的“性情相投”，在哪方面？
      尤其是，从相片看，估计孙经洵对李寿民的吸引是学识方面，哪一方面的学识？
      之前未见没有任何具体的书面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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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4年10月25日《天风报》，由还珠楼主意外地披露了一项重要消息，原来还珠楼主的若干章回小说，楹联标题竟然多数由孙经洵“代拟”，包括著名的《蜀山剑侠传》。
       由此反推，孙经洵当年撰写对联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在默默支持还珠楼主多年之后，其部分创作终于获得承认，虽然孙经洵完全当成分内事，不在乎名利。

       而孙仲山一方面重视子女的教育，另一方面也看重国学，类似于对民初老式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方向，很容易理解其子女要不断作“吟诗作对”的训练。
       完全可能发生如下一幕，孙仲山让经洵把她平时的诗作、撰写的对联，拿出来，让“舅公”李寿民给予评点、指导。
       而孙经洵、李寿民便可泰然地交流对诗词格律、楹联神韵的看法。

      猜测，孙经洵对李寿民的吸引，首先是其国学根基，包括诗词风骨、楹联神韵；
      其次是对戏剧的独特评论。
      以前大户人家全家看戏，是一种高级享受，也经常在家收听戏剧广播；孙仲山是京剧迷，不排除受其父影响，孙经洵也喜欢京剧，日常在家听京剧广播，有自己一番看法。
      作为客人，在孙府与孙家父女谈论京剧，也等于孙经洵、李寿民可以无障碍地交流（戏剧）。
      孙经洵在这些方面的造诣，都会深深打动李寿民。

       一对学识、天分均高的青年男女，在不断进行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中，由于思想的深度契合、文化的频繁共鸣，很容易滋生为男女“情愫”。
       这或是对“又见李兄学问人品，都是远到之器，性情心志，又同女儿十分相投，”的一种解释，前提是对于旧式家庭孙府，孙经洵要在父母视线之内，与李寿民作其他方式的交往，甚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