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出生于内地可能性分析.住过内地城市_街道范围猜测

半剑飘东半剑西

附录：洪光煃先生的抗战回忆录

　　前奏

　　日本为早日扼杀中国，在攻占了半个中国后，又于1942年3月攻占了缅甸。自此，滇缅路被切断，中国已无接受外援的通道。仰光陷落时，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美国援华物资悉数被日军占有。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与日本成为直接的交战国。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后的局势是看得很清楚的。

　　美国有的报纸发表评论说“现在这场战争已是我们自己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援华抗日的问题。如果中国被日本打败，或屈服于日本，那么由日本组织、训练、武装、指挥的几百万中国军队，将绝不是美国可能战胜的。”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为了继续援助中国，在中美英三国政府的协商下，中美开辟了驼峰航线从印度飞往昆明。

　　当时的飞机飞行高度远不如今日，飞机不能翻越喜马拉雅山，只能在山峰的半山腰间沿着山谷飞行。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群峰间绕行的航迹在飞行图上宛如驼峰状，故名驼峰航线。

　　航线极危险，飞机撞山的事件时有发生。

　　空运的物资终是数量有限。

　　为了重新打通中国的国际通道，中美英三国政府决定在印度北部的铁路终点地兰姆伽（Ramgarh）建立中国军队的训练基地，以反攻缅甸。

　　以孙立人部为基础，由中国逐步增派军队空运前去加强，由美国史迪威将军（General Stilwell）直接训练、指挥、装备，名为中国驻印军。中国方面在云南重整远征军，由卫立煌将军任总司令。

　　为此，美国派出了大批军事人员前来协助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这就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

　　我接受征调

　　1943年底，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土木系四年级就读时，国民政府命令，我们这一级大学生集体征调任译员。

　　在重庆同时征调的除中央大学外，有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还有一所学校我不记得名字了（原编者：齐鲁大学），时称“五大学”。

　　那时的大学教材多是英文，大学生均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

　　下令征调后，随即停掉了专业课，由英语系的教师全力补习英语。

　　既是国家有需要，我自己也是积极愿去的。

　　当时政府许诺的是征调期满就算毕业，而且以后要在应征学生中举行留学考试，选取其中10%公费留学。

　　我记得所有的人都去了，我们班上只有一个女生李邦芬不在征调之列未去，一个男生薛耀宗因病未去。

　　1944年3月15日至4月15日征调的学生都集中在了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

　　中央训练团本是国军高级将领集中轮训的地方，团长是黄杰将军。

　　每期轮训都是按序编号的，我们这一期是临时插办的译员训练班，不列入序号，班主任是董显光。

　　我们都穿着灰布士兵军服，打绑腿，一切行动均听军号，编制为大队、中队、分队、班。中队长是少将级，分队长是上校级，班长在学员中挑选。

　　我在学校是篮球校代表队员，体态及形体动作较好，被选为班长。

　　每天早上集合，逐级上报人数后升旗。之后，团长总要训示几句话。

　　总人数记不清是有两个还是三个大队，每个中队有一个伙食团，吃得比较好。

　　训练有些什么科目，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打靶。

　　有一次上大课，董显光讲罗斯福传记。孔祥熙、陈立夫、蒋介石都来训过话，无非是讲些抗战形势，勉励报效国家等。

　　另外还分了好些人数较少的小班，由两个美国军官多阮中校（colonel Doran）和哈里森中尉（captain Harrison）分别在各小班上课。讲解军事常识、军事术语、武器和武器部件名称等，并随意抽人答问，或征求自愿上台陈述，对每人的表现做上记号。

　　我知道是在考查记录英语水平，我是愿去的，就积极认真作答，多发言，并争取上台陈述。训练期间，我因父亲去世，请假一周回重庆黄桷垭家中服丧。

　　4月15日训练结束时，张贴了分配榜。我被分到美军Y-force。我记得同到美军Y-force的有103人，分到卫立煌远征军司令部的有98人，其他还有分到航委会，中美合作所（中美合作所是两国组建的对日作战情报研究机构），交通部等单位。分配后，我们还将发的国军士兵军服退还了以后才离开。

　　我们分配到美军的译员，关系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委命三级译员，使用、安排归属美军。

　　美军对我们的正式称呼为Interpreting Officer。

　　译员不授军衔，薪饷相当于中尉（有同学回忆说是上尉），由外事局发放。在美军联络组工作期间，享有军官身份。

　　分配后，我们到重庆白市驿机场等飞机。

　　大约17日上午，乘美军C-47飞机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入住美军Y-force总部内的招待所，每人都领了军服，皮鞋，军毯等，没有帽子，后来，我们都去找了国军的帽子来戴上。

　　中午到美军Y-force主办的步兵训练中心（Infantry Training Center）就餐，才知道还有炮兵训练中心（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通讯训练中心（Communication Training Center）,运输供应队,简称SOS（Service of Supply）等机构。

　　Y-force总部设在昆明，中国人称为昆明美军总部，其司令长官为多恩准将（General Dorn）。美军Y-force无地面战斗军队，而是根据任务需要，挑选适当的军事人员所组成的一支特混部队。任务是培训中国士兵使用美式武器和装备；参谋和协助远征军拟定作战计划；联络美方空军（陈纳德的飞虎队，亦即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支援作战或空投补给；联络美军运输供应队（SOS）为中国军队后勤供给等等。Y-force在中国远征军军、师两级派驻美军联络组（Liaison Group）和译员（interpreting　officer）。

　　类似的的部队还有设在印度，协助中国驻印军的X-force；设在桂林的Z-force。

　　到工兵联络组

　　昆明第一天，晚饭后，许多人出去逛街了。忽然来了一个美军军官，说是有紧急任务。于是，把还没有出去的人点了七、八个，马上连夜出发去下关，我也在其中。

　　记得这样临时同行的有蔡孝顒，周文生，邢志诚等同学。我们经过云南驿时，所带行李都寄放在美军仓储站（Depot）。这个仓储站很大，驼峰航线运输来的物资都先储放在这里再运往各地。

　　滇西反攻首要的任务是渡过怒江。

　　为此，美军在云南下关的洱海上训练中国远征军工兵使用美式橡皮筏。

　　1944年4月19日，我们到了云南下关训练营地的美军工兵联络组（Engineers Liaison Group）。营地已备下了帐篷、行军床。当晚，组长弗兰克少校（Major Frank）向我们讲话，告诉我们要参加第一战役——敌前强渡怒江。我们到的时候，此项训练已近尾声。我从此食宿行止都和美军在一起。

　　在营地工作了几天后，4月下旬，我们就出发西进往怒江边集结。霍普金斯上尉（Captain Hopkins）任西进工兵联络组组长。我们是独立的行军小组，行军是乘坐美军卡车，倒不觉累。经过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时，在附近进行了一次渡江演习。

　　渡江演习只进行了一、二天，演习结束，我们继续西进。到达保山后，汽车不能前行，我们开始徒步行军，翻越怒山。怒山也　是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一，山势连绵高耸入云，只在隘口处有小路可以翻越。

　　我们携带有睡袋，军毯，吊床，已不便携带帐篷和行军床了，每人还有一个军用水壶(canteen)和饭盒(mess kit)。

　　中国军队很关照美军联络组，给每人备了一匹马，行李也由骡马驮运。

　　我们第一晚即露宿在稻田里，第二天就开始爬山了。

　　记得有天傍晚，我们行到一条岔路口，不知该往哪边走，我主动提出到前边去探路。

　　我在初中时就熟谙骑术，所以敢独自前往，美军贝恩少尉提出和我一起去。那是陡斜山坡，下坡时人骑在马上双腿夹紧马肚，人要使劲往后仰，很是危险，好在马走得较稳。走到坡下，有了人家，问清了路，又返回大家等待的地点，我感觉到了大家对　我黑夜探路流露出的敬意。

　　路越来越窄，骑马也困难了，我们只有步行。霍普金斯组长很注意执行行军规程，每行军一个半小时，就发令“十五分钟休息”　　（fifteen minutes break）。一路上，有时接山泉水，有时取河溪水。凡是河水，美军都要用携带的汽炉烧开。水烧开后，都要严格地看着表烧十五分钟才关火。此时，就可享受一杯速溶热咖啡了。主食是美军丙种给养（C-ration）,内容是青豆红烧牛肉罐头。

　　1944年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翻过最后一个隘口后，滔滔的怒江就在山脚下，对岸就是高耸的高黎贡山，想必对岸的日军也能望见我们。霍普金斯组长命令把身上反光的东西都掩盖起来，并且拉开人行的间距。

　　怒江两岸多是陡峭的山崖，只有在某些两岸稍微平缓地段处才能作为渡口。在江边某处，美军工兵联络组分成七个小组分赴各渡口。

　　我这个小组有两个美军少尉、一个美军上士和我共4人，小组长是美军工兵少尉汤姆斯·J·贝恩（Lieutenant Thomas J Bain），就是路上和我一起去黑夜探路的那位。

　　自此，我就和贝恩成为工作搭档。

　　我们所在地点叫猛来（音）渡口，负责这个渡口的一个远征军工兵连已先期到达。我们一起悄悄地侦察了地形，看哪里可以作为渡河点，预计斜漂到对岸哪里可以作为登陆点，机关枪阵地设在哪里可以压制日军火力等等。

　　一天，上面传来指示要防止日军飞机空袭。我们小组另一个美军少尉很紧张，用军用镐在一棵树下使劲挖坑。贝恩少尉笑话他说：“你那个坑连个松鼠都藏不住”。在渡口并无战斗，但这个少尉终因恐惧而神经紧张造成精神分裂（mental breakdown）,被送回后方。像这种情况听说还有几起，但并无人骂他们胆小鬼，倒是颇为人同情。

　　我们小组余下的三人继续工作，丝毫未把危险放在心上，专心一意地指挥、筹划渡江工作。

　　橡皮筏是用不透水不透气的帆布做成，筏中间有一块木板撑着作为硬底。运输时筏可折叠，木板由人背着。使用时，用打气筒充气即可。渡江的程序是先由工兵划第一艘橡皮筏带着一根长绳的一头过去，固定在对岸，形成一根跨河的长绳，后续的每个橡皮筏上配一名工兵攀援着这根长绳过江就比较容易了。

　　1944年5月11日夜，集结在怒江东岸的远征军部队同时渡江。猛来渡口很顺利，对岸江边并无日军抵抗。至拂晓，猛来渡口过江有一个团。

　　渡江战役顺利完成后，参与此役的美军官兵都获得勋章，译员都得到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签名的嘉奖令。我也得到了一份，惜未能留存。

　　此后，渡口完全由中国工兵连守护，美军联络小组暂无任务。工兵们在山边为我和贝恩少尉搭了一个简陋的草棚，那个美军上士睡在草棚外的吊床里，我们就在江边待命。

　　自到下关工兵联络组后，我们就处于野战生活状态，没有厨房烹煮热食，全是吃军用口粮。

　　计有:

　　C种口粮（C-ration），为小罐头的青豆烧牛肉；

　　B种和K种口粮为盒装，内有饼干，罐头水果和奶酪（cheese）等。每餐发一种，几种轮替。

　　另有一种D口粮（D-ration或D-bar）为紧密压缩的巧克力板，有半个巴掌大，上面压痕分作六块，每两块的热量可供一日所需，非常便于携带。在其它口粮供应不上时，可赖以支持三天。

　　我们的口粮随时都有人供送，在江边待命时也是如此。

　　我们在江边待命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接到命令，返回保山。

　　保山训练营

　　怒江西岸就是高耸的高黎贡山，日军并未在江边布防，而是在翻山必经的各个隘口修筑了很多工事。

　　我军渡江虽顺利，但在攻占隘口的过程中，伤亡很大。尤其是位于滇缅公路惠通桥上方的松山隘口，日军建有坚固的堡垒群，子母堡互为支持，顶部覆盖层极厚，重磅炸弹都炸不开。我军久攻不克，伤亡惨重，阻碍了前进。

　　于是所有渡口的美军工兵联络组人员都被召回保山，在距保山县城约五公里的地方，建立了工兵训练营地。

　　中方负责单位是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属下的工兵指挥部，长官为一胡姓少将。

　　训练的内容是针对进攻松山要塞所需战术，使用的主要武器为火焰喷射器。

　　火焰喷射器是由两个钢瓶，一节软管，一个发射枪组成。将汽油与一种叫Nypon的化学物质混合，使之成为糊状物，然后装入钢瓶，另一个钢瓶灌装压缩空气。发射时，压缩空气将糊状汽油推送至枪口，射出的瞬间，扣扳机点火（点火装置由一节干电池供电），射程约30～50米，喷入碉堡的射孔，烧死敌人并用炸药包炸毁碉堡。喷射手在轻机枪掩护下匍匐前进，接近适当距离后再喷火至射孔。

　　这个阶段的攻击均由工兵担任，待碉堡被炸后，步兵随即冲锋占领阵地。

　　训练期间总司令卫立煌将军曾亲来参观过训练。

　　训练营地内约有美军军官6～8人，美军士兵6～8人，我记得译员除我外，还有刘绍禹、周少辉、郑涵、万本炎、杨天刚等，都来自不同的大学。

　　每个训练组由美军军官、士兵和译员各一人组成，记得有五个组。

　　由军官讲解喷射器原理，结构，动作要领，士兵随着讲解做动作示范，译员则随时翻译。我给贝恩少尉做翻译，配合很圆满。

　　在训练之前，我们译员都预先熟悉了一下武器，也是为了翻译得贴切，使中国士兵能知其然，亦能知其所以然，避免战场上失误。

　　松山战役经历约三个月才把所有的子堡攻克，围住母堡。最后采用工兵挖地道至母堡下方，安放了多少吨（不详）炸药才把母堡爆破开花，彻底攻克了日军这个要塞。

　　为配合中国工兵挖地道的作业，美军工兵联络组组长霍普金斯上尉（Captain Hopkins）和译员刘绍禹参与了这次行动。我曾看到过他们带回的母堡被爆破瞬间，土石冲上天呈漏斗形的照片。

　　松山战役很惨烈，历时约三个月，真不知牺牲了多少中国士兵！

　　我们训练的工兵火焰喷射器攻击小组每期大约5～7天。

　　我们在那里两个月左右，一批一批训练，一批一批送上前线。一批倒下，后面一批又上，不知训练了多少批！

　　时隔六十余年，笔者也年届九秩。然走笔到此，仍觉心沉如堵。

　　火焰喷射器配备部队后，攻克日寇的地堡就容易多了。

　　2009年5月9日，我去北京看望同学蔡孝颙（他受癌症折磨十余年，一直顽强的搜集远征军资料。已于2009年10月19日去世）。

　　当年，下关工兵训练营地结束后，他被派到71军87师美军联络组在前线推进。

　　听他说，龙陵攻了三次，前后历四个月。10月底攻克后，他看过一个在公路边的地堡，地堡仅高出地面半米左右，内部墙壁都是烧黑了的。我军官兵相传，“幸得有火焰喷射器，要不然，龙陵还是打不下”。他说，听军中一位略懂日语的参谋讲，在一本缴获的日军日记本里，记述了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惨况和心态崩溃的恐惧。

　　芒市光复后，71军在机场举行了一个庆祝会。会上，工兵专门演示了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围观官兵和傣族民众啧啧称赞。

　　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驻印军从印度经缅北反攻，一边打仗一边筑路。

　　1945年1月，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芒友胜利会师，中缅印公路全部打通。

　　为了感念史迪威将军的功绩，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当第一个从印度开来的车队经过保山时，煞是壮观，军民无不欢呼称快。

　　一百多辆美式卡车满载援华物资浩荡而来，烟尘蔽日，首尾不能瞻目。车队第一辆吉普车坐着美军负责筑路的派克将军，是一颗星的准将。

　　在保山训练营期间的生活是最好的。

　　自进了营地，再也不吃军用口粮了。营地有厨房供应热食，面粉、土豆粉、鸡蛋粉、奶粉、黄油、奶酪、咖啡、猪肉等，品种很多，亦有专人到保山去采买新鲜鸡蛋和蔬菜。食堂分为军官食堂（officers mess）和士兵食堂（G.I.΄s mess）（注：美军称士兵为GI,即government issue的缩写。意指士兵一切由政府供给，而军官则需要花钱自购），译员都在军官食堂用餐。

　　松山战役结束后，工兵联络组暂无任务，我们就在保山训练营闲住了几个月。

　　记得有一次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有慰问演出，邀请保山地区的美军观看，译员也可陪同。演到京剧“四郎探母”中“坐宫”一齣，我看得津津有味，美军人员当然是听不懂了。贝恩少尉无奈地说：“Oh！What a God damn show!You only see two people sit there  and  fan to each other for more than twenty minutes.（喔！什么鬼表演呀！你只见两个人坐在那儿互相搧扇子搧了二十几分钟）”。

　　也有美国的慰问团来过保山，我记得还看过当时的美国电影明星安秀里丹的劳军演出。

　　贝恩少尉对我很友好，无事时，教我用他的卡宾枪，开吉普车。初学打枪，我立姿射击50米远的一个空罐头盒，一枪命中。吉

　　普车也很快就学会在空地上开了。贝恩少尉看我学什么都快，很高兴与我搭档。

半剑飘东半剑西

　　准备进攻越南

　　越南原为法国殖民地，二战时被日军占领。

　　中缅印公路通车后，中美高层决定向越南的日军进攻。

　　美军Y-force亦在滇南开远设立了指挥部。

　　汤姆斯·J·贝恩中尉（Thomas J Bain）（他已由少尉升中尉）奉调到驻滇南的93军军部美军联络组。

　　我和他在半年多的合作中，相互都感觉很好。他认为我黑夜在岔路口主动去探路和在渡口时，听说有空袭，却面无惧色，仍镇定地工作，虽为译员却体现了良好的军人素质，颇具男子汉勇敢气概，学习打枪、开车都反映了我的敏慧。

　　他走时，亦要求调我继续与他一起工作。我遂于1945年2、3月间，随他到达滇南开远县草坝。在途经云南驿时，我还去取回了原先寄放的行李。

　　93军系滇军，军长卢濬泉。辖20师，21师，22师。部队驻扎滇南靠近越南边境一带。

　　军部美军联络组隶属美军Y-force开远指挥部。有美军官六、七人，士官六、七人，组长是哈特森上校（Colonel Hutson）。我记得的译员有许坐篁，陆孝铿，戴ⅹⅹ等，加我大概有五、六人吧。

　　在93军期间，贝恩中尉负责训练工兵结绳，搭设军用便桥和使用美式爆破器材等。

　　不久，贝恩中尉调走了，组长哈特森上校（Colonel Hutson）指定我做他的译员。这样，我就常常陪同他去与卢濬泉军长会商工作。有时应卢军长之邀赴宴，或到属下各师检查、阅兵等，也经常跟随哈特森上校到93军属下部队的美军联络组去巡视。

　　哈特森上校（Colonel Hutson）在对他的下属讲话时，常常说：“我们不是在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需要打日本人，这是我们美国的战争。”我们当时听他这样讲，也心生感动。同时也感到中国在国际上是有地位的，能和美、英这样的大国在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

　　听说有些单位的译员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当然，可能有个别美军人员水平和素质会差些。在我和美军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周围都没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在美军工兵联络组和93军军部美军联络组期间，美军对我们译员都很友好。他们在谈话中提到我们时，都用翻译官（Interpreting Officer）一词。直接称呼时，都是Mr.某。美军中也有具军官身份但无军衔的人员，他们互称也是Mr.某。译员食宿都是按军官标准一体对待，用餐都是在军官食堂。美军军官坐一桌，我们译员坐一桌，吃饭时有说有笑。

　　我少时较爱运动，因家住重庆南岸黄桷垭，中学时就学会了骑马。读中大时，我在校篮球队，打球锻炼了我的动作灵活，体魄健壮，像个运动员。美军的伙食营养又很丰富，我当时确实给人很健康、结实的形象。

　　记得有一次吃饭时，贝恩指着我对其他的军官说，你们看Mr.洪，简直像Joe Louis（乔·路易斯是美国当时独霸拳王称号十年的拳击手）。总的来讲，周围气氛是友善的，未感到有歧视的事情。对中国士兵衣着简陋，赤足穿草鞋这样困苦的条件，依然勇敢地上前线，抗击日寇，我接触的美军人员中，都表现着由衷的同情、敬佩和感动。

　　胜利凯旋

　　后来，我们由草坝迁到了滇南建水县。

　　1945年8月15日，我们在建水县城，从收音机中知道了日寇投降的消息。大家都欣喜万分，一、二天后，美军即通知我们可以复员了。

　　译员离开服务单位时，都要由长官开具遣返证明。哈特森上校（Colonel Hutson）在我的遣返证明书上说我服务成绩特好，一连用了三个极限词：excellently(极优秀地),outstandingly(卓越地),extraordinarily（超凡地），最后一句话是建议中国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

　　到昆明后，还要换发由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魏德迈亚将军(General Wedemeyer)签名的遣返证。最后的遣返证上直接引用了哈特森上校的原文。

　　在昆明，很多译员都要往重庆走，大家一起凑钱合租了四辆卡车，辗转回到了重庆。在军委会外事局，凭魏德迈亚将军签名的遣返证办理了结束征调手续。尔后，再回到中大，凭军委会外事局的手续领取了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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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不少土木系学生的回忆，都有重要地标——昆明、河内、缅甸。

半剑飘东半剑西

§13  古龙出生前几年其父子在江西的经历推断

       感谢孤鹤先生，展示了历史资料<《来自过去的未来人—古龙》纪录片的部分内容分享>，可作古龙赴台前生活的推断。其中有要点：

      “古龙原名熊耀华
       1937年出生在中国江西省南昌市   
       6岁时跟随家人到香港            
       12岁又转来台湾”               

      这段记录片可能是早期研究者将古龙出生年定为1937年的依据。
      但不要紧，既然古龙是1938年出生。
      12岁即1938+12=1950年又转来台湾。
      后面是吻合的，不妨设前面也基本吻合，但要稍作修改，推断古龙实际上是1941年7月到11月之间到香港（原因后讲）——另一可能后补。

      这纪录片与本帖的推断“古龙在内地出生”是吻合的，而古龙曾经在北京住过，也没有矛盾，
      实际上，古龙这《古都残梦》描述情景正是他世界观开始形成时（住北京读书是希望古龙享受一流的教育），
      而古龙也有可能是两次到香港（这段纪录片的文字有空白可填，而不会有矛盾）。

      根据民国参考大量的民国故事，一个大学毕业生，与当地一个姑娘（北京人，例如郭新绮）谈恋爱，大学生（熊飞）毕业后回老家任职，姑娘一同南下，是有可能的。
      因此，熊飞与郭新绮于1938年在江西南昌生下古龙，可以这样得到解释。
      推断熊飞在江西省政府当文员，发挥他原来的文科学历特长。
      但由于抗日战争，古龙实际上随着父亲多次迁移，而他太小没有记忆。

      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江西省政府迁至吉安，但因吉安易受攻击，仅停留不到一个月便转移；
      1939年4月，省政府迁往泰和县，利用当地地形优势（山地防御、农业资源）作为临时省会。
      古龙在泰和县住的时间稍长，一直到1941年。
      指挥江西省政府多次迁移办公的，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关于熊式辉，还有后话）。

半剑飘东半剑西

       如果古龙不是因为父亲在省政府工作，有部队保护，古龙还会遭遇到什么命运呢？

       下面是根据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历史资料，其所作的日寇侵略江西的屠杀暴行统计。
       其一、1939-1945年南昌大屠杀
       死亡规模：日军侵占南昌期间，共杀害平民 64420人，致残 9762人，烧毁房屋132457栋，财产损失达 3,232亿元（当时货币）。
       典型惨案：
       莲塘镇岗前村屠杀（1939年3月）：日军将村民关入祠堂，以劈砍、腰斩等方式虐杀百余人，随后焚烧村庄。
       向塘镇河湾村惨案：日军逼迫40余名村民跳井并用机枪扫射，另将村民关入房屋活活烧死。
       沙潭村天仙庙屠杀：300余名避难村民被日军集体杀害，仅15岁少年涂茶保装死逃生。

      其二、1938年九江大屠杀
      波田支队暴行：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后，推行“三光政策”，屠杀 98461人，焚毁房屋13,213栋，财产损失281亿元。
      彭泽县：日军杀害 5937人，烧毁房屋3,644栋。
      湖口县：伤亡29412人，房屋损毁 3,699栋。

      其三、抚州及周边地区暴行
      轰炸与地面屠杀：
      1941年南城县空袭：日军轰炸导致1,000余人伤亡，400余栋房屋被毁，防空洞窒息死亡60余人。
      1942年临川县沦陷：日军在70天内杀害15,885人，包括将50余名居民反绑推入河中溺死。
      其四、其他地区系统性破坏
      瑞昌县：伤亡 61293人（占当时人口34.7%），烧毁房屋11101栋。
      德安县：县城96.4%房屋被毁，伤亡7,080人（占沦陷前人口11%）。
      日寇的暴行特征
      无差别屠杀手段：包括集体活埋、焚烧、劈砍、机枪扫射等，甚至对婴儿实施虐杀。
      战略目标明确：日军通过轰炸机场（如南昌三家店机场）、控制交通线（浙赣铁路）扩大军事优势，同时以屠杀震慑民众。

      注意其中的“对婴儿实施虐杀”，如果不是有部队保护的随政府搬迁，古龙不管是躲在南昌，或者逃难，都有一定的概率，被日寇杀死。

     总结：根据“1938年出生在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以及抗日战争实际情况，做出之推断“熊飞在江西省政府当文员”，
     使得古龙出生前几年，在江西躲过日寇暴行，有一定可能性。

半剑飘东半剑西

§14  如果古龙1942年到香港会遇到什么

       如果古龙1942年到香港，会遇到刚入侵香港、在香港扬刀立威的日寇，情况跟1939年的南昌一样。

       由于电影纪录片的几岁到香港之年份，有一定的允许误差，可以前推，有可能是1941年下年。但不能是12月，因为12月日寇入侵香港。
       但为何古龙会到香港？与熊式辉有关。

       熊式辉自1931年12月起开始担任江西省主席，直至1941年调离江西。
       1941年，熊式辉被调往重庆担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正式结束其江西省主席职务。
       熊式辉被调往重庆时，带走了一些人。
       其中熊飞是否跟着熊式辉走？有一定概率，这样他将古龙母子先送到香港（当时香港还安全，国府一些官员也如此），跟随到西南。
      （也可能1941年熊飞也一同到香港。）
       但假如熊飞参加了1944年的远征军活动，那就更加有可能是因为熊式辉的缘故。

       熊式辉于1941年从江西省主席调任重庆，开始担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1942年3月，熊式辉被任命为驻华盛顿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暂时离开中央设计局；
       1943年回国后，他接任中央设计局局长，并兼任中央银行监事长，一直到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六月，随行政院长宋子文飞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卸任中央设计局局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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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到1945年实际由熊式辉负责的中央设计局是干什么的？根据历史资料如下。

       统筹全国政治经济建设计划：
       中央设计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最高层级的设计机构，负责全国政治、经济及国防建设计划的整体设计与审核。具体包括：
       制定国家建设蓝图（如工业、交通、国防等领域的长期规划）；
       审议并核定党政制度调整、重要政策建议及年度施政计划。
       主导国防与工业建设：
       规划国防区布局，构建国防交通网络以应对战争需求；
       强调重工业（如钢铁、机械工业）发展，为战后重建奠定基础。
       建立科学化设计制度：
       推行“行政三联制”（统一设计、分别执行、综合考核）的行政管理模式；
       制定标准化设计程序，引入科学管理方法提高效率；
       通过图示法解释复杂计划编制流程，增强可操作性。
       整合人才资源：

       吸纳留学归国人才及工程科技专家，强化技术支撑；
       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形成跨领域协作网络。
       协调与监督实施：
       经审议会审核通过的计划，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后分派执行；
       定期考核各机关执行进度，确保计划落实。

       总结：中央设计局在抗战时期兼具战略规划、制度设计与执行监督的职能，其工作重心围绕国防安全、工业现代化及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化展开，是国民政府推进战时及战后建设的关键机构。

      注意其中的“规划国防区布局，构建国防交通网络以应对战争需求”，假如熊飞1944年参加了远征军所需的“构建国防交通网络”，工作实际是在熊式辉的中央设计局领导下的。

     （另一情况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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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于古龙1941年到港熊飞1941到1945年的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熊飞带古龙母子到香港，但因为日寇不断在香港搜查“重庆分子”，稍为怀疑就杀人
      （参考前帖<还珠楼主往事Ⅵ：术数之学.《渊海子平》.统计优势>,其中林庚白被日寇杀死一事）
       因此熊飞让古龙母子留香港（假如郭新绮有北京亲戚也在香港），有小的概率是一家走。
       然后熊飞到西南找熊式辉。

      第二种可能，由于郭新绮有亲戚也在香港，1941年7月到11月，古龙母子到香港；
      熊飞和部分同事，随熊式辉到重庆工作，后在职进修了土木系的课程，学历也带上土木系的说法（参考前面所述）。

      之所以这样假定，是因为1950年又转来台湾，如果不是在内地做过一些贡献，是很难被批准的（全岛能容纳的人有限，参考历史资料）。

     另外，古龙曾经自己标榜为熊式辉的儿子（可能是没身份证对警察的吓唬话），不仅仅是因为熊式辉姓熊，也有可能是从小听其母讲过，其父熊飞曾经在熊式辉手下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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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小人书与公仔书：两种不同的地域

      笔者在前帖《立春颂__古龙幼时看过的民国武侠连环画寻踪》中，追踪了古龙看出的连环画，在前帖引用古龙写的文字：
      “那时候的小学生书包里，如果没有几本这样的小人书，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种情景，实际是民国小学的情况。

      古龙是例外，一个民国的乖学生，为什么书包里也有小人书呢？
      这是因为民国的教育体制、辅助教育、课外读物的原因。

         

        图  民国教育部门 推荐 连环画-说明

        其中可看出，民国政府教育部门推荐连环画的原因，民国有优秀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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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民国教育部门 推荐 连环画-武侠类

      从中可看出，武侠类也在其中之列，包括武侠类，但没有仙剑、鬼怪类的。

      但是要注意，“小人书”是内地非粤语区的讲法，就是普通话区对连环画的称呼。
      而粤港区对连环画的称呼是“公仔书”。

      尤其是香港，流入的内地连环画实际比较贵，如果多小孩看，一般是改良版，图照描，但使用香港粤语作文字说明，
      因此有许多粤语用词，“好嘢”、“睇”、“攞咗本书”、“哩个”或“呢个”。

      因此，一个从小就看“公仔书”的作家，有时候会不自觉地使用港粤语作文字，例如“好嘢！”；
      但一个从小就看“小人书”的作家，则写为“好啊！”、“太好了！”

      看“公仔书”的作家说“攞咗本书”，看“小人书”的作家则说“拿着本书”。
      如此等等。

      笔者追踪过古龙散文中描述的“小人书”，赵宏本、赵三岛、陈光镒、钱笑佛等，能集中地看到，应是在内地，在香港对应于古龙的幼儿园、小学低年级阶段，比较困难。
      香港当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式教育，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辅助读物，显示英国的教育思想；
      例如有些宗教的启蒙教育，不会支持武侠小说读物。

      在1941年到1945年8月期间，日寇灌注奴化教育、矮化汉族民国，幼儿园、小学低年级的辅助读物，带有侵略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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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古龙在港居住时间不长的可能性

       假如严格按照纪录片所言：“古龙从6岁到12岁居住在香港”，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他会有完整的小学学籍记录，有要好的小学同学（按照古龙读初中的性格前推）。但在古龙小说风靡香港之际，暂时没听说古龙的小学同学回忆古龙。
       其次，他会讲粤语，但没有听说古龙与倪匡用粤语交谈。讲普通话会带香港话的口音，也没有看到台北的朋友诸如此类的评论。

      最后，就是上楼所述情况，使用“公仔书”的说法而不是“小人书”，会不自觉使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粤港语描述“好嘢”、“睇”、“攞咗本书”、“哩个”、“呢个”之类。

      基于笔者长期追踪古龙的文字，以前曾经大量阅读民国文献，有段时间专门研究“先金梁期香港武侠作家”——作家历史与文字习惯。
      笔者更倾向于，古龙在港居住时间不长，居港期未形成连续完整的小学学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