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明戏院汉港迁移史[2025.5.18古武论坛首发]：熊飞的40年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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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中统人员组“和记公司”经营汉口民众乐园

       汉口民众乐园是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它地处汉口闹市区中山大道六渡桥，占地面积12187平方米，建筑面积17168平方米，拥有22个文化娱乐场所，一次可容纳观众12000余人，是武汉三镇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
       汉口民众乐园始建于 1917年，1919年5月开业初名为为“汉口新市场”，以后数易其名。
       日寇投降前夕取名为“新市场”。
       1945年，日本投降，原新市场的重要股东鲁方才因在沦陷时期附敌而“畏罪潜逃”。
       民众乐园遂由国府中宣部和第六战区接管日资委员会文化小组，发交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接收，后者遂决定将“新市场”更名为“民众乐园”。
       同年11月，原中统人员朱俊祥、陈天青、王学忠共同组织“和记公司”向国府省市党部承租经营，又改名“和记民众乐园”。
       这开创了国府基础人员承租经营“日伪资产”的先例，后来武汉三镇以至外地，效仿者多。

       根据链接
       https://www.whfzg.org.cn/book/dfz/bookall/id/1055/category_id/400549.html?btwaf=86983059

      提供资料：
      “武汉谍报组解体后，军令部第二厅任庄静一为组长，令其由渝来汉重组谍报组；但庄畏敌，不敢进入武汉。1942年秋，军令部第二厅再派朱俊祥由渝潜入武汉，重建武汉谍报组，电台则由军统岳阳组运进汉口。朱俊祥到汉后，发展刘羡然、龚毓秀夫妇和汪伪中央电讯社武汉分社总编辑为谍报组成员。”

      根据“硚口区志-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有：
       “其中国民党中统组织4站点之一的第四站设在硚口石膏仓库内,站长朱俊祥、副站长李国蛟。东起利济路,西至硚口水厂,利济路以下,京汉铁路以南至汉水河边的地域属中统站第一站管辖。”
   
      朱俊祥是“两统”基层骨干无疑。
      王学忠是“两统”人员，原是王文明的徒弟。
      王文明是亚细亚技艺团的班主，武汉沦陷后，新市场营业无人主持，乃由王文明出面承办，改名为“明记新市场”，于1939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
      日寇投降后，汉口“新市场”董事长计国祯、经理王文明二人均以汉奸论处；
      但 “两统”人员王学忠安然无恙，尚继续采用王文明的方式经营，招牌由明记改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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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军界人士阮传黎在花楼街开办汉口电影院。
       原来保存有一份资料，原军界人士在武汉三镇经营戏院兼电影放映业，即一个大舞台，必要时可以进行戏剧、魔术等表演，平时一般搭上银幕，以放映电影为主。在国军节节败退后，他们跑到香港寻找出路，居然闯出一条路，继续在香港经营戏院兼电影放映业，而原来藏在汉口仓库的一些物资，竟然在香港发挥作用。
       但资料一时找不出来。
       可以类比国府元老陈立夫先生，50岁左右离台赴美，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创业养鸡、制造酱油皮蛋的故事。
       规模最大的时候，陈立夫养鸡场的鸡有6500多只鸡。
       为了干完养鸡场的活计，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干活，从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几乎都由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完成，请人干的，只有为鸡打针。
       陈立夫一度因山火失去养鸡场，想到家中还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便拿了出来，将剩余的鸡蛋做成皮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陈立夫做出的皮蛋色香味俱佳，得到了美国华侨的喜欢。
      后来，陈立夫还做鸭蛋生意，让他赚了一笔钱。利用这笔钱，陈立夫又做起了湖州粽子、年糕和咸鸭蛋等的生意。

      而军界人士、“两统人员”、基层小吏，在香港创业经营戏院兼电影放映业，应该比养鸡、做皮蛋、粽子，要有趣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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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于40年代后期香港油尖旺区电影业旺盛需求

       抗日战争胜利后，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约60万猛增至1950年的220万，油尖旺区作为传统商业中心，集中了大量移民和本地居民。
       香港电影工业早在1920年代已形成规模化运作，黎氏兄弟于1921年建立新世界戏院，1922年成立首家华资电影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
       香港是开放城市，向高端看齐，影院作为主要娱乐场所，客群基础稳固。
       不过香港当时虽然有若干电影院，但以豪华装修和高端服务著称，吸引高消费人群。
       对于大量的内地新移民，其中收入不高者，更需要票价低廉的“过眼瘾”的电影放映服务。
       这种电影业的旺盛需求，吸引了一些汉口的电影业人士过境创业。

       其早期的经营包括在露天场地放映电影。
       20世纪30年代，华南地区已存在流动放映团队的实践，例如华北电影队通过露天放映覆盖非城市区域。
       根据1947年香港《娱乐场所条例》，电影放映需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但露天场地若定义为临时性活动（如节庆放映），能通过短期许可实现合规经营。
       战后初期香港社会秩序尚在恢复，政府监管资源有限。露天放映若未引发公共安全投诉，存在一定操作空间。
       通过露天场地放映电影赚了第一桶金之后，汉口的创业者通过（临时租用场地、非露天）放映电影，继续低成本经营，有点类似后期的录像带放映厅（电影放映场地要大些），赚了第二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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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至1950年在香港经营电影放映业务，除场地房租外，还需承担以下固定成本：
       其一，牌照申请与年费。
       根据香港《娱乐场所条例》，电影放映需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该牌照需定期续期并缴纳费用，属于固定行政开支。
       其二，内容审查费用
       影片放映前需通过港英政府的电检制度审查，涉及送审流程费用或特定影片的合规调整成本。
       其三，胶片采购与运输费用。
       放映需持续购入胶片拷贝，采购周期长且需预付定金，买到手还有运输费用，构成固定支出。
       其四，设备维护与零件更换
       自有放映机需定期保养（如镜头清洁、机械部件润滑）及更换易损零件（如碳棒、灯泡），维护成本与设备使用强度直接相关。
       其五，工人固定薪资。
       其六，版权分成协议。
       外购影片（如上海制片厂或欧美公司出品），需按固定比例向版权方支付分账费用。
       其七，电力基础费用
       影院需接入电力系统并支付固定月费（无论放映场次多少），部分区域还可能因用电高峰产生附加费用。

       但是，汉口的创业者，选择在油尖旺区经营电影放映业务，普通观众以“过眼瘾”为目标，对场地环境、供电稳定性无特别要求，其七项的成本可降低。
       创业者带来一些“日伪资产”的电影拷贝，满足来自内地新移民或出卖体力者的“过眼瘾”，其三、其六项基本可省，由于当时是内战时期，即使拿到上海制片厂的胶片拷贝，也无需遵守版权分成协议。
       参考“邹望云又接收了七个电影放映队”，汉口的创业者直接把电影放映队的骨干带到油尖旺区，采取合伙制（相当于股份制），其五的费用分解在共同收益中。
       前述，一些接收的“日伪资产”放在仓库之中，被创业者低价购入带到香港，又降低了其四的成本。

       由于上述原因，汉口的创业者，很快在油尖旺区立下足，电影放映业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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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熊飞与大光明戏院

       汉口的大光明戏院招牌，大约在1948年已经在香港油尖旺区挂起。
       因为原来的大光明戏院招牌，早换成“光明电影院”，后又换成“武汉文化会堂”
       因此不仅“大光明戏院”招牌、连“光明电影院”招牌，都可以在油尖旺区使用。
       大光明戏院，依然经营戏院兼电影放映业，即固定一个大舞台，必要时可以进行戏剧、魔术等表演，平时挂上银幕，以放映电影为主。

       大光明戏院—光明电影院的优势在于，其放映设备从汉口带来，其电影放映机兼容16毫米胶片（广泛见于战时纪录片制作），
       与香港早期商业影院主流的35毫米放映系统相比，胶片成本更低、周转效率更高，适合油尖旺区高频次放映需求。
       其自带了电影放映队的骨干、熟练工人，内地熟练工人的薪资水平普遍低于香港本地技术工种。
       以1948年上海电影业为例，放映员月薪约为港币30-50元，而同期香港同类岗位薪资高出40%以上；此差距可直接转化为利润率提升空间。

       内地工人熟悉战时发展出的“单拷贝轮转放映”模式（如《民主东北》系列纪录片放映实践），能在油尖旺区快速实现每日多场次排片，提升设备利用率。
       引入内地制作的新闻纪录片、戏曲短片等低成本内容，可填补香港影院以欧美首轮片为主的空白市场，吸引特定客群并降低版权采购成本。
       在节假日，其由于有多部接收于“日伪资产”的自主设备，支持流动放映（如借鉴华北电影队模式），可在油尖旺区街市、露天场地开辟非固定放映点，规避传统影院租金压力，进一步扩大客源覆盖面。

       做过初步的投入产出分析，假如1947年到1950年从内地将自有的电影放映设备和熟练工人带到香港油尖旺区经营电影院，按照两地当时的薪酬水平，参考1946年后内地电影制片厂接管改造旧设备的实践经验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改造中电三厂设备，参考战时纪录片制作和《民主东北》系列纪录片放映实践，借鉴华北电影队模式，参考东北电影制片厂1948年设备自主维护经验，熟练工人对老式设备的故障处理效率比外包维修高60%以上的背景；
       综合硬件、人力与运营策略，大光明戏院—光明电影院的营运方案可使初期投入成本降低至少35%；
       通过高频次放映、差异化内容及流动经营模式，将利润率提升至行业平均水平的1.2-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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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熊飞似乎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
       熊飞已不愿意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单位。
       最迟到1948年，熊飞被汉口的创业者，聘请到香港的油尖旺区，一起从事大光明戏院的业务。
       熊飞作为“国学系”的毕业生，在当时能发挥专长。

       当时香港电影院需要具备深厚国学基础和笔杆子能力者担任经理，由如下的原因。
       其一，战后香港处于殖民统治与民族意识觉醒的夹缝中，电影院作为大众文化传播枢纽，需通过影片选映与附加活动（如映前演讲、字幕撰写）强化民族认同。具备国学修养的经理能精准把握传统文化符号，在电影宣传中融入家国情怀。
       例如当时上映的爱国题材影片常需配合古典诗词或历史典故的解读，这类文化解码能力成为经理岗位的核心竞争力。
       其二，英国急于恢复殖民统治，影片放映前需通过港英政府的电检制度审查，
       具有深厚国学基础的经理用文言句式，可规避殖民当局敏感词审查。
       其三，假如固定一个大舞台必要时进行戏剧、魔术等表演，多元经营“戏院”成为软实力较量的重要阵地，经理需通过剧评撰写、魔术表演宣传文案设计、以及更频繁的电影放映前内容介绍，笔杆子能力者者担任经理，可大大提高经营单位的档次。
       其四，战乱时期被迫中断的传统文化复兴需求在战后爆发，电影院除放映功能外，还承担着举办国学讲座、戏曲鉴赏等衍生文化活动。例如1946年皇后戏院举办的"岭南诗画影展"，经理亲自撰写展品评注，此类复合型文化活动需要管理者兼具传统学术功底与现代运营能力。
       其五，内战后期，上海、江苏等华东地区的社会精英及国民政府关联人员大规模南迁。油尖旺区作为当时香港主要的商业居住区，该区域吸纳了相当比例的华东工商业者及军政人员家属。电影院经理通过策划特定主题影展、撰写时评式观影指南等方式，实际上承担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可吸引社会精英及国民政府关联人员，与纯粹的洋人电影院，有地域优势。

       因此，熊飞的大光明戏院经理头衔，有其时代背景和香港油尖旺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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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香港存在“左派电影院”，由汉口等来港的创业者，本身有核心成员是原国府基层人员背景，也得到国府在内地高层的支持，
       目的是制衡“左派电影”，“左派”中不妨文笔极佳者，大光明戏院引入熊飞这样的国学根底深者，可以与“左派”抗衡。
       当时的实例可以从中一观熊飞们如何操作。

       譬如，影院经理通过策划《前程万里》等强调民族复兴的影片，配合文言影评阐释"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观，与左派影院宣扬的阶级革命话语形成区隔。而放映《生命线》时，借工程师修铁路的隐喻解读“建国英雄”概念，间接呼应国府战后重建叙事。
       面对“左派”在香港文艺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类影院经理通过传统文化活动吸引中间派知识分子。具备国学功底的经理通过策划“岭南诗画影展”等雅集活动，将电影放映与书画鉴赏结合，既规避政治敏感又维系文化精英群体。
       在李丽华参演影片的映后讨论中，某经理常引经据典引导观众关注传统文化符号而非意识形态争议。
       港英当局1946年后收紧电影审查，得到国府中高层支持的影院需在殖民统治与民族主义间保持平衡。国学修养使经理能娴熟运用典故替代敏感表述，如用“武穆抗金”类比抗战历史，用骈体文撰写宣传文案规避殖民当局关键词过滤。
     （北平的国学系考试，经常有骈体文试题。）
      针对战后返港的绅商阶层，影院需提升文化品位以维持高端客群。某经理亲自撰写仿古体观影指南，在《明月几时有》等历史题材影片放映时附加诗词解析，将影院打造为传统文化体验空间。这种运营策略既符合国府“文化建国”理念，又与市井影院形成市场区隔。
       某经理通过策划“宋明服饰特展”搭配古装片放映，在银幕内外建构连贯的传统文化场域，相较于左派影院更易获得传统侨领支持，这种文化资本积累为国府争取国际声援提供了软性渠道。
       国府背景人士办电影院这种特殊用人机制，带有国府“文化民族主义”政策在殖民地的微观实践，通过将影院转化为传统文化容器，既规避直接政治对抗，又在深层文化心理层面维系其对“中国正统”的阐释权。

       推测熊飞正是由之类的与“左派电影”抗衡、争夺市场影响力（本质为商业需求）的实践;
       在其合作办理大光明戏院的国府背景人士推荐或证明下，被台北的入境审查人员视为同路人，1950年才有机会由港抵台。

      （英皇戏院的前身璇宫戏院于1952年12月11日正式开张，由当时被称为“娱乐巨子”的 万国影片公司 总经理 欧德礼 创办。璇宫戏院在1959年改名为皇都戏院。英皇戏院曾经用过“大光明戏院”，时间在50年代初。而这时熊飞及其伙伴们已决定渡海到台北发展，“大光明戏院”的招牌也就给其他人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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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古龙当时在教会小学读书，其不少学生非富即贵，学费也不菲;
       如果熊飞没有充足的收入来源，无法支撑古龙的读书费用。

       而熊飞作为大光明戏院经理的薪水，可以解释古龙为何能在该小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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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熊飞40年代后期在香港油尖旺区生活文字实证。

      1962年6月，熊飞以“东方客”为笔名所创作小说《黑天堂》被海光出版社初版。

     《黑天堂》第一集首页P3(P1-2为目录)，主角方杰出狱，熊飞撰述方杰与“深水埗”赌场老么争风吃醋。
      “深水埗”与与油尖旺区均位于香港九龙半岛，两地相邻且距离极近；两地边界相连，核心区域相距仅1到2公里，属步行可达范围。
       不过，深水埗的市井生活与油尖旺的都市繁华形成鲜明对比。

       熊飞在P6写道，“‘黄三在荃湾混得怎样？’方杰问。”

       荃湾位于香港新界西部，油尖旺区则位于九龙半岛南端，两地隔葵涌、长沙湾、深水埗等区域相望，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
       荃湾与油尖旺区直线距离约8-10公里（以荃湾市中心如心广场至油尖旺区尖沙咀星光大道为参考）。
      P8再写"红心赌场，位于荃湾老街一条狭巷里。"

      熊飞在P14写道，“明天我们在平安戏院下面新新茶室见”。
      香港平安戏院原址位于油尖旺区的佐敦道与甘肃街交界处，在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仍存在，
      但于1955年拆卸改建为一座十四层高，设有高华酒店及酒楼的新普庆戏院，在1957年12月24日开业。
      经营戏院者总是喜欢写戏院，但由于1955年拆卸并改名。
      这说明熊飞非常熟悉此40年代后期到1955年才存在的戏院。

      由于熊飞1950年渡海，有理由认为：熊飞在40年代后期到1950年在香港九龙，且在油尖旺区概率大（当然也不排除间隔仅8-10公里的荃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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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飞在P19写道，“十时已过，油麻地蒙哥赌场已经开市”。
      上楼推测熊飞当时在油尖旺区概率大，油尖旺区之“油”就是“油麻地”。

       油麻地是位于中国香港九龙半岛南部的地区，与旺角紧密相连，连同尖沙咀组成九龙繁华的“油尖旺”区。
       油麻地之名与天后庙有密切关系，以前，天后庙前的土地曾是渔民晒船上麻缆的地方，不少经营桐油及麻缆的商店在那里开设，故名“油麻地”。

       熊飞在《黑天堂》第二集P32写道，“汽车从佐敦道，已过了界限街，直往青山道驶去”。
       这与1947年到1950年（尤其是1950年）的香港地理背景下完全符合。

       佐敦道（Jordan Road）在1947年以后一直行车繁忙，1950年佐敦道已是九龙核心干道，连接尖沙咀与旺角等地。1950年3月佐敦道确有巴士与私家车相撞事件，说明该道路当时已通车且交通繁忙。
       界限街（Boundary Street）自19世纪末即为九龙半岛南北分界（九龙城区与深水埗区），1950年代仍为重要地理标志。汽车从佐敦道向北行驶穿过界限街进入深水埗区，符合历史路网结构（但1960年已经改变）。
       青山道（Castle Peak Road）是香港新界西部主干道，1950年代已存在。
       过几年九巴51线调整路线涉及青山道分段收费，间接印证其早期作为交通动脉的地位。结合道路命名及功能延续性，熊飞描述甚合理。

       而熊飞描述的路线具有可行性，尤其是1950年的道路状态。
       佐敦道：九龙核心南北向干道，连通油尖旺区与深水埗区。
       界限街：九龙传统分界线，汽车向北穿过此街即进入深水埗区。
       青山道：新界西部主干道，连通深水埗至荃湾、屯门，承担货运与长途交通。
       熊飞的路径具有连贯性：按照佐敦道→界限街→青山道的行进方向，符合九龙半岛路网由南向北延伸的地理逻辑，且三者在1950年均为已建成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