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元旦__金庸导演和编剧的电影

半剑飘东半剑西

　　

　　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补充金庸与朱玫的婚姻简史，下略补充。

　　1955年前后，金庸在《大公报》（及报系下属《新晚报》）当编辑，本名朱梅的朱玫为同系统之新闻记者。两人认识的经过颇具戏剧性。

　　1955年金庸开始以"金庸"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时，朱玫乃忠实读者，却未知作者即是身边那位叫查良镛的同事。

　　某日朱玫跟查良镛讨论《书剑恩仇录》的情节走向，谈及自己的想法；

　　次日报纸上连载的内容，竟然按她所说的情节方向发展了；

　　如此几次之后，朱玫恍然大悟：原来查良镛就是金庸！

　　这种"发现身边同事居然是自己崇拜的作者"的桥段，是记者圈里最经典的浪漫。朱玫由此对金庸产生了强烈的崇拜和爱慕，而金庸也喜欢此位港大毕业、美丽强干、熟悉英语、文笔流畅的年轻女同事。

　　此件小事可体现金庸对朱玫之用心。朱玫本名"朱梅"，金庸对她说"做记者应当文笔好，以文为王"，于是亲自把"梅"字的木字旁改成王字旁，从此她叫"朱玫"。一个改名细节，一个照单全收，道不尽初恋男女的柔情蜜意。

　　不料朱玫的家人强烈反对此门婚事，原因是金庸比她大11岁、离过婚（1953年刚和杜冶芬离婚）、事业尚未有起色，在世俗眼光里是未乘龙“慢婿”。

　　但21岁的朱玫性格刚烈、一爱当头、义无反顾，不考虑全家反对，毅然嫁给了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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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朱联婚之婚礼于1956年5月1日举行，在左派单位，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一对辛勤劳动的革命伴侣（金庸32岁，朱玫21岁），是日完婚，假座香港美丽华酒店。

　　证婚人为《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出席嘉宾包括长城第三公主陈思思。

　　金庸刊载“特稿”的《长城画报》，还专门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金庸入职长城电影后的第三年，1959年金庸离开左派系统，拿出全部积蓄与沈宝新合办《明报》，同业竞争的意念已很淡。

　　而朱玫变卖自己的首饰，筹措办报资金。

　　《明报》草创期人手极少，朱玫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跑新闻、写稿、校对一肩挑。

　　由于家在九龙，报馆在港岛，朱玫几乎每天从家里做好饭，跨海给金庸送饭

　　这未妨碍朱玫的管理者角色，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显示，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编务会议；后来《华人夜报》创刊，她亲自担任社长；后还任过《明报晚报》采访主任。

　　朱玫这个全能女性，在担任女记者、社长、采访主任之余，于1959年到1960年代中期，陆续为金庸生下二子二女（查传侠、查传倜、查传诗、查传讷），一边带四个孩子一边工作，书写了全能女性的光辉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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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顾金庸参与的电影业，尤其入职长城电影时，不能不提及金庸一位同在长城电影的亲戚——查良景。

　　查良景出生于1915年，年长金庸9岁。

　　其祖先一支为查嗣庭远祖后裔可能性较大，金庸一支则出自查慎行一脉（查嗣庭之兄），若属实，则两人在清初就是同宗近支、三兄弟后人；两人为比较近的同族兄弟。

　　查良景属于左翼戏剧前辈，"嘉定三杰"之一，与夏衍、陈鲤庭等有旧交，1953年赴港，任长城电影公司编导室主任，编导室主任管编剧，所有剧本都要查良景先审查一下。

　　金庸早期答记者提及的辅助编剧《方帽子》，正式报电影馆资料没有金庸的名，而1953年剧本《绝代佳人》,正式报电影馆资料写了“查良镛”而不是林欢之类，与查良景一字之差的“查良镛”，是否说明了什么呢？

　　当然，支持金庸者，最明显是袁仰安，后来的金庸传记都指出这一点。

　　但是，查良景属于左翼戏剧前辈，“革命前辈”，这些对“比较近的同族兄弟”的支持属于心照不宣的事，“革命前辈”自己不会提及，甚至作为前辈，也不会主动提及与金庸的亲戚关系。

　　而金庸一方面心知肚明，另一方面自视甚高（不会自动谈及），所以电影史，貌似没有记录这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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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长城电影的领导架构是如此：

　　第一位：吕建康——董事长（出资方也是最终决策人）。

　　其身份：航运界巨子，并非电影界中人；

　　其角色："新长城"的资金提供者和董事长；

　　其背景：张善琨的"旧长城"因财政危机欠下巨债，吕建康接盘，通过《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协助，联系进步力量，改组为"新长城"；

　　其权力：作为出资人和董事长，拥有最高决策权，但因对电影陌生，日常运营交由袁仰安负责。

　　第二位：袁仰安——总经理（实际掌舵人也是执行层一号）。

　　其身份：浙江定海人，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原为上海律师、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董事长；

　　其角色："新长城"的总经理、主要掌舵人，全面负责公司运营；

　　其实权：

　　人事任免：发掘并取名夏梦、林黛、关山等明星；

　　制片决策：几乎所有重要影片都由他担任制片人/监制；

　　创作主导：亲自导演《孽海花》《阿Q正传》等代表作；

　　公司改组：1950年一手将"旧长城"改组为"新长城"。

　　其地位：被称为"电影界巨擘"，是新长城事实上的灵魂人物。

　　第三位：费彝民——战略顾问与政治联络人（幕后关键人物）。

　　其身份：香港《大公报》社长；

　　其角色：参与出谋划策，是进步力量与长城公司之间的桥梁；

　　其作用：

　　吕建康接盘"旧长城"时，正是通过费彝民的协助才与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稳定了原来的编导演队伍，增添新的创作人才；代表左派、内地背景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

　　其地位：虽不在公司担任正式管理职务，但是决策圈核心人物，与吕建康、袁仰安并列为长城公司三位开创者。

　　为何袁仰安与金庸投缘，因为他律师出身，与学过法律金庸有共同语言，长城系统懂法律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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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金庸研究者，对于金庸的“查良”辈兄弟，多谈及的是查良铮，即是穆旦，著名诗人、翻译家，年长金庸9岁，属于金庸族兄。

　　穆旦的笔名是将姓“査”上下拆开为“木”“旦”，取“木”谐音字“穆”为姓。

　　穆旦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但注意，金庸与穆旦两人毕生没见过面，而金庸与查良景必定是见过面的。

　　姑且按照金庸有才、袁仰安与金庸投缘论之，起码查良景不会对金庸的创作，予以“封杀”，即使查良景纯粹左派而金庸充满“自由主义、浪漫主义”。

　　但如果要在金庸的族内亲戚中找一个对国家、民族贡献者，非蒋百里莫属；金庸同族姑母查品珍是蒋百里的夫人，蒋百里是金庸的族姑父。

　　为什么？

　　蒋百里（蒋方震）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他对日本侵华的预警提前了很多年。

　　他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和蔡锷、张孝准并称"中国三杰"），在校期间就系统研究日本军事制度；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胜利后举国狂热，蒋百里当时就断言："日本陆军的强是表面的，其岛国战略决定了它必然要走侵略大陆的道路"。

　　1920年代起他就在各种场合警告"日本必侵中国"；比9.18事变早了很多人。

　　没有人真正相信，为什么？

　　选择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喻，科幻电影《终结者》系列，未来人类领袖的母亲莎拉·康纳，反复描述末日场景——核爆、机器杀人、审判日，也没有人相信，超过时人的认知。

　　取共同点即是，《终结者》被反复讨论的一个隐喻：“旁观者效应”——当系统性的威胁出现时，社会往往选择沉默和旁观，而不是相信那个站出来喊话的人。大家会想“肯定有别人会处理”，结果就是没人当真。

　　在金庸的族姑父预警日本侵华时，即使相信者也认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但高个子出现时天已经塌了半边，相信者等于“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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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金庸的族姑父蒋百里是从1905年到1920年代提出的“日本将侵华论”相应的，是中日情报工作的严重不对称。

　　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收集是举国体制，早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前后经营了六七十年。

　　官方机构主导：

　　[1]参谋本部支那课（中国课）：陆军最核心的对华情报机构，专门负责中国军事、政治、地理情报；

　　[2]关东军情报部：设在东北，专门收集华北、东北情报；

　　[3]驻华使馆武官处：各领事馆都有专职情报军官；

　　[4]满铁调查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表面是铁路公司的调查机构，实际上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网络，全盛时有2000多名调查员，在中国各地进行系统性的地理测绘、资源调查、社会调查。

　　民间、半官方情报组织积极参与。

　　[1]黑龙会：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创立，以"民间"身份在中国活动数十年，渗透三教九流；

　　[2]东亚同文书院：1901年在上海创办（后迁南京），名义是"培养中日贸易人才"，实际上是日本最大的在华间谍学校——历届学生被派到中国各地"旅行调查"，把中国每个县的道路、桥梁、水井、粮产、驻军都摸得一清二楚。

　　抗战期间，很多日军师团的参谋就是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的，他们手中的中国地图比中国自己的还精准。

　　其情报成果丰硕。

　　日军手中的中国军用地图，精确到每一个村庄、每一口水井、每一条羊肠小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主官姓名、装备情况、甚至各部队的派系矛盾，都了如指掌；

　　日本特务（如土肥原贤二、川岛芳子等）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总结日本对华情报战的特征：

　　时间长（几十年深耕）、范围广（从政府到乡村）、程度深（精确到水井和小路）、人员多（官方加民间数千人）、体系全（参谋本部+满铁+黑龙会+领事馆互相配合）。

　　此乃一个国家级的情报工程，而非随便派几个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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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中国对日情报战，特征是起步晚、体系散、效率低。

　　中国不是完全没有对日情报工作，但和日本比起来，差距是数量级的。

　　主要依靠外交系统，即驻日公使馆、大使馆武官处，驻日武官（如萧其煊等）收集了一些情报，但规模极小，且受外交身份限制。

　　最大的问题是，情报系统互相拆台，不协同。

　　军统和中统互相争功、互相保密，甚至互相监视；

　　各地方军阀（桂系、晋系、东北军）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和中央情报系统不共享；

　　中国没有一个类似日本"参谋本部支那课"那样集中、统一、专业的对日情报中枢。

　　蒋百里的《国防论》，1937年才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同年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而周恩来领导的红色情报系统，在1920年代已经在对日情报方面，有相当出色的工作，早称“中央特科”，后称“中央社会部”。

　　红色情报系统联络了中西功、尾崎秀实等日本反战人士，获取了其提供的日军战略情报（包括关东军调动、南进还是北进的决策等）；潘汉年、阎宝航等人在上海、南京建立的情报网；

　　可惜由于经费缺乏，红色情报系统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必须正视当时的历史。

　　整个中国用于对日的情报系统经费，与日本用于对华的情报系统经费，差距实在太远——日本满铁一年的情报经费就超过中国整个军事情报系统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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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作具体的对比，更加触目惊心。

　　[1]地图测绘；日军手中的中国地图精确到村级，包括水井、小路、桥梁承重。中国军队手中的日本地图粗糙不堪，很多军官连日本师团番号都搞不清。

　　[2]彼此了解；日本军人很多能说流利中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数十年。中国将领懂日语的极少，大部分人没去过日本，对日本军事体制一无所知。

　　[3]谍网覆盖；从北平到云南小镇都有日本间谍、浪人、商人。中国在日本本土的间谍屈指可数，主要靠驻日武官公开渠道。

　　[4]情报分析;日本参谋本部有大量"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能精准分析中国政治军事动向。中国能系统分析日本战略的人才寥寥无几（蒋百里、杨杰等少数人）。

　　[5]预警时间；日本对中国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提前掌握。中国对日军发起九一八、七七、淞沪等行动的提前预警时间非常短，很多时候甚至是日军开打了才反应过来。

　　原因何在？

　　其一，国家没有统一。情报系统建设需要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机器来支撑，中国1928年才形式上统一，内忧外患连绵不绝，根本没能力建立国家级对外情报体系。

　　其二，工业和技术差距。无线电侦听、密码破译、航空侦察等现代情报技术需要强大工业基础，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其三，人才匮乏。懂日语、懂日本、又能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才极少，大部分军官连日本师团编制都不了解。

　　其四，物非所用。四大家族不是将情报机构用来对外、对日，而是用来对内“攘外必先安内”，有系统也几乎等于无。

　　“攘外必先安内”使得无法集结国内的力量，包括军阀不同派系的力量。

　　1928年济南惨案（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割蔡公时耳鼻）发生，白崇禧（桂系）就已经在研究日本战术，考虑日军从其他方向打到桂系的可能，还提出了"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建议。

　　阎锡山（山西）长期和日本打交道，在山西修筑了大量国防工事，对日本在华北的渗透了如指掌；

　　（张学良虽然在九一八执行了不抵抗命令，但他私下里对日本的野心是清楚的，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也是基于"再打内战就亡国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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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百里1920年代起就在各种场合警告"日本必侵中国"。

　　与此同时，鲁迅1920—1930年代的杂文中反复警告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友邦惊诧论"就是批判对日本妥协；

　　郭沫若1920年代留日期间就写了大量反日文章，1928—1937年流亡日本期间一直关注日本政局，提前发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的苗头。

　　到1928年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时，国府高层，本来应意识到日军的豺狼野心的。

　　1930年中国钢产量约为1.5万吨，且这1.5万吨已包含东北地区；日本已具备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日本钢产量约为228.9万吨，两国钢产量之比大约是1:152。

　　两国工业产值之比约为1：4.4。

　　1930年日本拥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和军工产业链，能够自主设计、研发并大规模生产火炮、坦克、飞机等。其陆军在二战期间累计生产了约3.3万门各型火炮，具备强大的持续生产潜力。

　　中国在1930年的重武器生产基本空白。国内兵工厂主要集中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弹药的仿制上，如金陵兵工厂仿制的民国二十四年式重机枪，但缺乏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等重武器的技术和工业基础。

　　中国在1930年连大口径火炮、坦克、飞机都完全无法自主生产。

　　最惨痛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三省兵工厂在九一八前已经能年产大炮150门、炮弹20万发、步枪6万支、枪弹1.8亿粒，占当时中国军火产能的一半以上，结果一枪未放完整留给了日军，反过来用来打中国人——如果这些设备在1931年后及时内迁，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火力至少能提升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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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本来有6年的备战时间，可是国民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同时与地方军阀（桂系、晋系、川系、粤系等）持续内耗。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真正开始转向一致抗日，白白浪费了5年时间。

　　1935年资源委员会就提出在湖南湘潭建设中央钢铁厂（引进德国设备，计划年产10万吨钢），但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开工，最终设备在西迁途中损失殆尽。

　　如果1933年就启动这个项目，到1937年完全可以投产，将中国钢产量提升3-4倍，至少能满足轻武器和中小口径火炮的钢材需求。

　　如果1932年就将沈阳兵工厂幸存设备（九一八时被张学良几乎完整留给了日军）、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核心设备有计划地拆分内迁到四川、湖南、云南，而不是等到1937年战火临头才仓促搬迁（仅上海一地就有超过70%的工厂来不及迁出）；

　　可以提前在四川、云南建立完整的子弹、炮弹、步枪、迫击炮生产线——当时中国并非造不了这些轻武器，只是工厂都集中在沿海沿江容易被占领的地区。

　　如果德国1亿马克的易货贷款（1934年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能合理利用，优先购买军工生产设备，对日战争的军火悬殊情况会大为改善。历史上这笔贷款大部分用来买了现成的火炮和枪支，而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的生产线，甚为可惜。

　　如果提前统制钨、锑、锡等特种矿产（这些是中国唯一能出口换汇的战略物资，也是德国急需的），建立石油、橡胶、钢材、药品的战略储备，宝贵的外汇可以继续优先购买军工生产设备、特殊零备件。

　　而事实上，1935年才开始对钨锑实行统制，甚为可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的汽油储备仅够3个月使用。大量准备与日作战的部队，上战线主要依靠两条腿。

　　1931-1937年中国买了几百架飞机，但型号杂乱、零件不通用、缺乏训练；战争爆发时飞机都集中在沿海几个机场被日军一波炸掉，到淞沪会战时能起飞作战的仅200多架。如果提前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哪怕只是组装和维修），统一机型，培养飞行员，建立防空预警系统，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会得到更大的空中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