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熊飞生平第三个拼图[2025.7.14古龙武侠论坛首发]：父子争执&熊飞从政期

半剑飘东半剑西

§14  熊鹏声在政坛的得意与落寂

      在《来自过去的未来人—古龙》纪录片的文字中，有一段同学对古龙的回忆：

父亲做过高玉树的秘书
也做过公车处的处长
就离家出走
留了他
还有两个妹妹 古龙
妈妈又改嫁了
那这个
后父又不喜欢这三个拖油瓶
所以这个
古龙那时候怎么办呢

□□□□□□

      同学对当时的古龙很同情。这段文字也说明，当时同学均认为古龙父亲“做过公车处的处长”，是个肥缺。
      不过，虽然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但古龙父亲熊鹏声未正式当过公车处的处长。
      当时台北市的公車处处长为“羅健”，后为“江成濤”。

      帮助高玉树第二次任台北市长的功臣有“三个外省籍能说善道的助选员周启承、俞作人、熊鹏声”（高玉树语）。
      其中，俞作人、熊鹏声在高玉树上任后的身份是“市长顾问”，有编制的，不是私人任命。
      在七名有编制的“市政府顾问”中，只有俞作人、熊鹏声是市长秘书，但只有熊鹏声职务规定中包含“处理市长私人函件”，可见熊鹏声与高玉树的私人关系。
      熊鹏声的日常工作是“初核公车处，人事室稿件”，报市长正式处理。
      俞作人的日常工作是“核兵役科、警察局、民防指挥部、民防电台稿件”。
      与不参与帮助高玉树竞选团队的朱云浪相比，朱云浪只是兼任研究发展室的执行祕书，与市长秘书相差甚远。
      可见高玉树对功臣有心提携、予以回报。

       熊鹏声的日常工作是“初核公车处，人事室稿件”，但不是公车处的处长；
       只不过，他的处理意见如果高玉树同意了，就交给公车处的处长办理，因此有比公车处处长更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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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高玉树还给熊鹏声一些比“初核公车处”更佳的肥缺。
       高玉树成立“新社区建设筹备小组”，由祕书室、工务局、财政局和地政科等单位联合组成，值得注意的是熊鹏声以有编制的“市政府顾问”，成为筹备小组的召集人。
       这个筹备小组直接决定了台北当时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其权力之大，足于影响到“土地的价格”。
     （也可能因为影响力太大，熊鹏声作为筹备小组的召集人，无法压制各方诸侯，后来“新社区建设筹备小组”换了头衔，成立了新社区建设委员会，直接由高玉树为召集人，核心成员包括社会处长傅云、警务处副处长潘敦义、公共工程处长陈敏卿等，但熊鹏声依然以“市政府顾问”身份参加。）

       熊鹏声当时还有多个头衔，显示高玉树对他的赏识和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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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熊鹏声的春风得意，后来竟然产生逆转。
       高玉树后来找了个理由，将熊鹏声的市长秘书换为他人，熊鹏声到市营煤气公司常务董事。
       李赐卿是高玉树竞选市长计划的策划人，后来高玉树竞选市长成功后被任为煤气公司总经理，总经理也是常务董事。
       李赐卿当时因为吃官司辞职，常务董事由熊鹏声接任。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熊鹏声是被高玉树“雪藏起来”。
       高玉树可以尽量帮助吃官司的李赐卿脱罪，却一直没有将熊鹏声扶正——让其当煤气公司总经理。

       高玉树1967年8月19日任命了第七任总经理张灿堂，依然没有熊鹏声的份。
       1967年年底，熊鹏声一直任常务董事的市营煤气公司倒闭了。

       高玉树对熊鹏声为何态度发生改变？这中间主要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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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熊鹏声的三个问题，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甚难回答；
      尤其是1953年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首次成功当选(1951年那次败选)，因而1954年6月2日首次出任台北市长，熊鹏声是否参与1953年的助选？
      时间久更不好回答。
      但可以从古龙熊飞的第一个拼图找到参考答案。

      转换个思路，提个问题，假如1945年被法办的“购料委”熊飞，因病需要“保外就医”提前恢复自由就医，后设法来到台北。
      此“购料委”熊飞，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需要清楚当时“购料委”熊飞这个案件，是先经过国府的监察院监察委员弹劾，后才移交司法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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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则由张知本所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有一项：

      第二十九条 人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权、罢免权、复决权、创制权，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精神病者
      二、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
      三、吸食鸦片及使用其代替品者
      四、不营正当业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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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法律名词“公权”、“剥夺公权”，“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
       再查“购料委”熊飞被法办的原始档案，最初此“购料委”熊飞，被民国司法部门判处的，除了失去自由外，还被“剥夺公权”。
       再查当时的司法解释“保外就医”实际只得到变相的“人身自由权”，但没有恢复被剥夺的公权。
       也即是说，此“购料委”熊飞，在“保外就医”之外，无论到哪里就医，依然是“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查原始档案，此“购料委”熊飞原来判处的“剥夺公权”期限是到1956年，后减为 “剥夺公权”期限是直到1954年。
       如果此熊飞一直在香港，其事可能不了了之。
       但如果此“购料委”熊飞选择到台北，依然在民国法律限制下，而且国府的监察院材料可能原件或原件记录还在，在1954年年底前，依然是“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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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大清新刑律》中本来就有"褫夺公权"条款，称为一种资格刑，并被《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沿用。根据民国法律规定，褫夺公权属于从刑，与主刑（如有期徒刑）一并适用。
       此“购料委”熊飞，按照案件类型，适用法律还包括《贪污治罪条例》等。
       参考民国在40年代、50年代的法律，尤其是1950年尚在运作的法律。
       “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起码失去了下列权利：
[1]担任公职的资格
[2]选举与被选举权
[3]膺勋章之资格
[4]入军籍之资格
[5]为学堂监督职员教习之资格
[6]为律师之资格

       只是起码，还有些未完全找出来。
       故此“购料委”熊飞，在1954年之前，根本不会想到在民国的范围内从政、投军、当律师、到学校当督学。
       甚至还不能参与投票、选举民国的某些职位，包括此“购料委”熊飞，假如当时在台北，是不能在1954年6月前去为高玉树投票，
       即使高玉树不知其身份，其也会自觉不参加助选、不参加1953年高玉树的竞选活动——那只有帮倒忙。
       即使此“购料委”熊飞，学问很深，在香港可能成为学校的教员甚至督学，因为香港当时适用英国的法律，但在台北，也会自觉不往学校考虑。
       （而1954年以后，就有考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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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1928年颁布的《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对“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是否会失去著作权，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当时台北有其他非常严格的法规，例如
       《台湾省戒严令》(1949年)
       《惩治叛乱条例》(1950年)
       《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1950年)
       《出版法》（1955年之前的草案）。
        一个“公权被剥夺尚未恢复者”，贸然去出书，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一个小小的文字差错，都可能被视为“匪谍”。
        所以，假如此“购料委”熊飞，是一个明智的文人，在1954年之前，是不会在台北出版小说的。
       （参考暴雨专案的“无限上纲”）
        1955年过后，此“购料委”熊飞，就可以解除法律包袱，发挥其专长。
        如果要查其著作，从1955年开始查，效率会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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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高玉树准备竞选1964年就任的台北市长一职，最迟1963年，熊鹏声被推荐后，参加高玉树的竞选班子。
      由于高玉树是无党籍人士，参加竞选班子者不会像参加政党者那样、填写严格的履历。熊鹏声既然已经通过1950年入境的严格审核，高玉树对熊鹏声可能没有查核其1950年以前的经历，推测1962年熊鹏声出版小说时，高玉树看过，对其文才，较为欣赏。
      以后宾主一场，合作甚欢，
      推测熊鹏声有许多办事经历，受到高玉树的赞赏；许多见解，为高玉树所接受。所以在1964年6月2日就任台北市长后，许多事情放手让熊鹏声做。

      回到原来的问题：高玉树对熊鹏声为何态度发生改变？这中间主要原因是什么？

      如果熊鹏声一直做生意，例如维持纺织业的小规模、过小康生活，其渡海前的经历，不会有人感兴趣，即使被发现一些旧事，对一个生意人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熊鹏声从政后，参与的事务越来越多。
      高玉树成立了台北市政府诉愿审议委员会，他自己兼任主任，委员九人，以俞作人、熊鹏声为前两名。熊鹏声要替高玉树处理新社区建设的拆迁纠纷，处理地权旧历史问题的纠纷，事情一复杂，在电视台就有曝光的可能；
      熊鹏声作为新社区建设筹备小组的召集人，后来的新社区建设委员会的市政府顾问，有时需要替高玉树处理麻烦事、需要在电视屏幕前曝光、回答问题。
      更重要的是，后来熊鹏声的肥缺，牵动了一些利益，按照国府的历史，就有人要游说熊鹏声、或者通过熊鹏声游说高玉树，就会起熊鹏声的底，包括渡海前的职位、其老乡同事之类。
      即使是发表小说，也会有文学爱好者，打听这个东方客的来历。
      累积到一定程度，总会有人认出熊鹏声，回忆起40年代的事情。

      高玉树对熊鹏声态度发生改变，一个参考答案就是，高玉树原来并不了解熊鹏声渡海前的历史，高玉树与熊鹏声原来没有交集，终于某天，高玉树发现了熊鹏声渡海前某些历史，高玉树认为熊鹏声隐瞒了某些历史或者事先没有主动向他交代某些往事。
      陈诚素有清廉的名声，在陈诚深受蒋公器重、主政主要事务期间，对于“贪污”一事，极为反感，其后来的继任者也秉承此一原则，比较注重吏治的廉洁。
      高玉树在此背景下主持台北事务，也对下属人员的廉洁很看重，如果发现下属在历史上存在此反面污点，马上切割、以证自正，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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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谁有可能道破“购料委”熊飞旧事?

      根据《交通部令：人一渝字第八○六四號（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華壽嵩代理交通部的材料司司長。
      再根据《大锡报》1946 年 7 月 29 日 第2 版《台省公路局長華壽嵩飛台履新》，《民国日报》1946 年 8 月 27 日第5 版，《台省成立公路局 華壽嵩氏任局長》。
      华寿嵩在1945年5月28日已经是交通部的材料司司長，当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一直当到1946年7月，到台湾省任公路局長。
      作为交通部的材料司司長，与1945年期间的购料委有重大交集，也应清楚“购料委”熊飞旧事。
      按照国府的惯例，华寿嵩到台湾省任公路局長，会带去一些原来的亲信、技术人员，何况1946年台湾省的技术力量薄弱。这些人员推断多数继续在台湾公路系统工作，他们中也有不少了解“购料委”熊飞旧事。
      在1949年还有华寿嵩的报道。如《台湾公路创造奇迹,华寿嵩替工程界争面子》等。
      华寿嵩后来曾在台湾航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根据台湾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料等文献，华寿嵩享年86岁于1989年在台湾去世。
      因而60年代在公路局系统、在台湾航业股份，推断有些了解“购料委”熊飞旧事的华寿嵩当年下属、技术人员。

      实际上，夏光宇49年也到台湾任“交通部”交通研究所主任，同样也可能有一些旧部下同行到“交通部”任职。
      夏光宇作为对“购料委”熊飞帮助极大的上司，当然不会主动道破“购料委”熊飞旧事，但其内地随同的部下，就难说。
      由于在国府有不少交通部、司法系统、监察院人士退台，因此，会道破“购料委”熊飞旧事者，大有其人，只是到何时、何种情况下道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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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还存在一种情况，有些原国府的旧官吏，了解熊鹏声渡海前的历史，由于对台北市政府顾问熊鹏声的不满，会“善意”地提醒高玉树市长对熊鹏声的任用要小心。由此导致高玉树的态度发生改变。
      这并不是说台北市政府顾问熊鹏声就是“购料委”熊飞，但由于国府系统的一向复杂，政府顾问熊鹏声任何一处不小心得罪了权贵，
      都可能导致高玉树市长更换熊鹏声的职位，如果熊鹏声继续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被长期“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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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飞（鹏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生下了古龙这样一个天才儿子。熊飞身上优良的隐性基因，到了古龙这一代变成了优秀基因，因此熊飞的大儿子、大女儿后来都是成功人士。
       早年忙于生计，没有管古龙，后期生意变故、弃家出走，更没管古龙，古龙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些生活方式也转化为其武侠创作的源泉之一。
       尤其是古龙不断求新、求变的生活追求一旦转化为对武侠作品方式的求新、求变，便促使古龙后期写出小李飞刀、陆小凤、楚留香等系列的佳作，
       这其中可能也有熊飞的优良隐性基因在起作用。
       从1964年熊飞与高玉树的互动过程中，不难看出，熊飞是个有好本事的人，只要给个好的平台，他本来可以演出许多佳剧！

       无论上天如何对熊飞不公平，得子如此，不虚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