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龙__古籍历史痕迹暨武侠小说涉宗教文义史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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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慧皎编纂的《高僧传》，有助于理解梁羽生《武当一剑》中的“高僧”。
      按照慧皎的标准，符合“高僧”条件者有：

       佛学造诣高：需精通经论（参考康僧会通晓“天文图纬”）、语言（参考译经僧的梵汉能力）或禅定功夫（参考习禅科僧人）。
       佛理宜通达：同时精通梵汉双语者最佳，参考鸠摩罗什、真谛。
       持戒宜精严：明律科僧人需“戒行清白”，亡身科需舍己利他（参考割肉救鸽）。
       破邪暨显正：阐发经义、境界实证，参考僧肇、道生。
       社会贡献大：包括译经（参考鸠摩罗什）、建寺（参考康僧会劝孙权立塔）或教化（参考如唱导师的弘法能力）。

     《高僧传》中部分内容，已经具有衍创为武侠小说的基础。慧皎在序中曰:“通感适化，则疆暴以绥。”亦即借助于神通感应之力量，惩恶扬善、抑暴安良，使正法弘扬，教化隆盛。
       具体内容见《高僧传》中卷九、卷十的神异者记述，有若干惩恶扬善、抑暴安良的例子。
     （竺）佛图澄是西域来华的高僧，他通过多种神通感化了后赵暴君石勒。
       佛图澄首先是通过保护石勒的军队渡过危险期、回避损失、壮大石勒的声威，以获得石勒的信任。
       当石勒从葛陂回到河北，路过枋头时，枋头人计划夜袭石勒营地。佛图澄告诉郭黑略："很快会有敌人来袭，你可以做好准备。"果然如澄所说，因为有了准备，所以没有被打败。
       石勒想测试佛图澄，夜里穿上战甲坐着，派人去告诉佛图澄："夜里我不知道大将军在哪里。"当使者到达，还没来得及说话，佛图澄就反问："平时没有敌人，为什么夜里要戒备？"石勒对佛图澄更加尊敬。
        当石勒在葛陂驻军"专以杀戮为威"时，佛图澄"杖策到军门"，通过弟子郭黑略逐渐影响石勒。他展示"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的神通，使石勒信服。更重要的是，佛图澄劝诫石勒："如果一个国王能使德化普及，天下就会出现吉祥的象征。如果政治败坏，道义消失，就会出现不祥的天象。"这种将天象与政教相联系的说法，使石勒"非常高兴"，"被判死刑的人中有很多得到了减免"

       佛图澄还感化了石虎（石勒的侄子）。当石虎想害死所有道士，包括佛图澄时，佛图澄躲到郭黑略家，并告诉弟子："如果将军真心来问我的下落，就说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信使找不到佛图澄，回去报告石虎。石虎惊讶地说："我对圣人怀有恶意，圣人已经知道我的想法了。"于是停止迫害。
      后来石虎常问佛图澄："佛法说不能杀人，朕为天下之主，没有刑杀就无法肃清海内，既然违背了杀生戒律，虽然奉事诸佛，还能获得福报吗？"
      佛图澄回答："帝王事佛，重在恭敬信受，显畅三宝，不做暴虐之事，不害无辜之人。至于凶愚无赖，教化对他们无法起到作用，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罚。但当杀可杀，当罚则罚。如果暴虐恣意，杀害无罪之人，即便拿所有财物供养佛陀，也无法解除殃祸。"
       这种开导使石虎"乃信悟，跪谢开示并表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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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庸《神雕侠侣》中之"子聪"与僧人刘秉忠

       佛图澄感化石勒叔侄减少杀戮，并非孤例。
       历史记载，元朝时期确实有一位汉人通过宗教和智慧影响了元朝皇帝的政策，成功减少了针对汉人的屠杀行为。这位关键人物就是被忽必烈视为"第一谋士"的汉人僧人刘秉忠。
       刘秉忠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既是佛教高僧，又精通儒家经典，能够将佛教的慈悲理念与儒家的治国思想相结合，影响忽必烈的统治政策。他以僧人身份作为掩护，实际上成为忽必烈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刘秉忠最直接的影响是通过佛教教义改变忽必烈的杀戮观念。他常对忽必烈宣讲佛教的因果轮回和不杀生理论，使忽必烈逐渐皈依佛教，减少了对中原汉人的杀戮。
       在忽必烈南征途中，刘秉忠特别强调佛教的不杀生原则，促使忽必烈公开表示不滥杀无辜，特别是纠正了蒙古族以往城破后就要屠城的残暴做法。
       除了佛教影响，刘秉忠还向忽必烈灌输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以儒治国"理念。他建议忽必烈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积极推行汉法。
       刘秉忠常对忽必烈说，自尧、舜以来，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便是治国之根本，只有遵循这些传统，国家才能昌盛。
       他特别强调儒家"爱民保民"的思想，建议忽必烈"明确法律、减轻刑罚，轻徭薄赋，奖励农桑，建立学校，重视儒生，广开言路"。这些儒家仁政理念的灌输，使忽必烈逐渐改变了蒙古传统的暴力统治方式。
       刘秉忠不仅从思想上影响忽必烈，还通过具体政策建议减少屠杀。1251年，他建议忽必烈在自己的家乡邢州推行汉法，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少一半徭役。这一政策实施后，邢州不到一个月民户就增加了十倍，显示了仁政的实际效果。
       在制度建设方面，刘秉忠参照唐宋旧制，结合蒙古实际情况制定元朝官制，使统治更加规范，减少了因统治混乱导致的暴力镇压。
       他还建议在燕京另立新都，使元朝从各方面正式接纳汉文化，步入正规的朝代序列。
      
       僧人的身份是一个较好的掩护，如果是一个武夫，要影响忽必烈，马上会被忽必烈杀掉。
       通过刘秉忠的努力，忽必烈逐渐改变了蒙古传统的暴力统治方式，减少了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这种转变不仅保护了大量汉人生命，也为元朝在中原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忽必烈时代，大中华的版图貌似最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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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神雕侠侣》中之"子聪"，就是僧人刘秉忠。
      “第十六回   杀父深仇”中金庸写道：

      “正说到此处，帐门中进来一个和尚，约莫四十来岁年纪，容貌儒雅，神色举止均似书生。他走到忽必烈身旁，两人交头接耳的说了几句。这和尚是汉人，法名子聪，乃是忽必烈的谋士。他俗家姓刘名侃，少年时在县衙为吏，後来出家为僧，学问渊源，审事精详，忽必烈对他甚是信任。此时他得到卫士禀报，说王爷帐中到了异人，当即入见。”

       史书记载：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金庸仅仅取了法名“子聪”。
      （据说后期的修改版，具体写上子聪“又名”刘秉忠）。

      这就是宗教对历史的影响，研究历史，无法回避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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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古龙《苍穹神剑》中的“衣钵”


      《苍穹神剑》“第二十四回　丸落风雨，掌起阴煞；仇迹乍明，战讯初传”有文字如下：

       诏云和尚趋前与熊倜互相握手，欢然道故，熊倜惊讶他为什么要披剃出家，吴诏云却有他一番苦衷。
　　镖货轻易地落入天阴教人之手，最可耻的是由于粉面苏秦王智逑的卖身投靠，镖局名誉是扫地了，吴诏云是无法再吃这一行饭，又在临城一带，遇见无数武林高手，自己越发感到渺小得微不足道。
      他本想从此隐姓埋名，一生再不提武技二字，却无意中遇见了关外隐世高手大雄法师，练武功的人是得了机会决不放松的，大雄法师一生绝技未得传人，看上了吴诏云，于是为他披剃，作为衣钵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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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穹神剑》“第四回　七年学剑，秦淮金粉似梦；九月高歌，中原豪士如云”中有：
      “粉面苏秦带着熊倜将这般人物一一引见了，而且将熊倜的武功夸得天上少有，地上无双，这般人物看他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虽然知道他是星月双剑的衣钵传人，但听着王智逑如此吹嘘，心里多少有些怀疑和藐视，但大家看在金陵三杰的面子上，对熊倜也是极力恭维，拼命拉拢。”

      后面还出现了多个“衣钵”：
      吴诏云接着说：“这位便是昔年星月双剑的衣钵传人熊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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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穹神剑》中的“衣钵”，至少在晚清民国的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已使用过，取义为“得到真传”的“传人”。
       尽管古龙后期曾经钻研过宗教尤其佛教典籍，但创作《苍穹神剑》时还属于草根。
       而《苍穹神剑》至少前几章，很可能是古龙父子的合作创作，古龙父亲熊飞，使用的术语“衣钵”，应该是秉承民国的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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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钵”一词，实际是来源于佛教。
       "衣钵"在佛教中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术语，在佛教典籍中具有多重含义和重要的象征意义。

      "衣钵"的原始定义是佛教僧尼的袈裟与食具(钵)，作为身份标识与生存必需品；具体而言，其涵盖"三衣一钵"。
      三衣之一：五条衣（安陀会）：日常劳作时穿着，覆盖腰部以下。
      三衣之二：七条衣（郁多罗僧）：礼拜、听讲时穿着，遮盖上半身。
      三衣之三：九条衣（僧伽梨）：正式场合或乞食时穿着，由九至二十五条布片缝制而成。

      一钵指僧人专用食器，象征离俗身份；
      一钵又称"应量器"，设计体现少欲知足的修行理念。

       佛教初期严格限定僧人仅可持有三衣一钵及必要器具，有如下的佛典依据：
      《摩诃僧祇律》规定僧人应"常三衣俱，持钵乞食"。
      《大坚固婆罗门缘起经》记载出家者"但持三衣一钵，余无所有"。
      《四分律行事钞》称三衣一钵为"贤圣沙门的标帜"。
       总结：三衣一钵是出家人身份与修行的合一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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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武侠小说包括《苍穹神剑》中的“衣钵”“传人”，来源于禅宗"衣钵相传"制度。
       根据《景德传灯录》所记载，达摩将袈裟与钵盂传给二祖慧可，并授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一华开五叶”在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中有不少衍创）

       “衣钵”分解为“衣”与“钵”，“衣”为袈裟，“钵”为钵盂。
       禅宗"衣钵相传"制度的历史是：
       达摩将“衣钵”传慧可，慧可成（禅宗）二祖；
       慧可将“衣钵”传僧璨，僧璨成（禅宗）三祖；
       僧璨将“衣钵”传道信，道信成（禅宗）四祖；
       道信将“衣钵”传弘忍，弘忍成（禅宗）五祖；
       从五祖弘忍到六祖惠能之间的传承，有著名的故事（后补）。

       不过，禅宗的"衣钵相传"，不仅仅传“衣”与“钵”。
     《景德传灯录》对达摩传法仪轨的描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
      “法印”，指禅宗以心传心的核心教义，即“正法眼藏”或“涅槃妙心”。其具体内涵可从佛教典籍与禅宗实践角度解析之；

       法印（梵语Dharma-mudrā）在佛教中本指印证真理的准则，如“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禅宗将其转化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门，强调通过心性，印证佛法真谛。
       在达摩（初祖）传慧可（二祖）过程中，达摩以《楞伽经》四卷为“法印”载体，通过“以心传心”的方式传授慧可，体现“内传法印”的密契性。
       在弘忍（五祖）传惠能（六祖）过程中，由于《坛经》等佛典称惠能“不识字”（应自谦或理解为不重视文字转述），因此记载中，没有具体的经书类“法印”载体；
       法印的意涵转化为禅宗“不立文字”的顿悟法门，其核心在于：
       超越名相，即不依赖经典文字，直指心性；
       当下印证，即通过师徒问答或公案实现心法传递。

      而实际上，这种“不立文字”的顿悟法门，更方便佛教的禅宗——此一“宗派”在文盲占多数的中原大地上的佛教传播。
      (禅宗强调其“顿悟”法门超越文字，如“下下人有上上智”)
      可类比“藏区”的转经轮模式，经轮转一次等于“诵经”一遍，即使“藏区”中完全的文盲者（一字不识者）也能每日“诵经”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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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民国武侠小说的创作，以薪火相传的方式，一本本书均使用了“衣钵传人”，作者未必理会其禅宗"衣钵相传"制度的文字渊源。
       但是，纯粹从武侠派系中“衣钵传人”的记叙方式看，与禅宗"衣钵相传"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一辈的师尊，首先将武侠派系的“掌门人”信物，传给继承人（本辈的首脑），例如铁剑门的信物为一把“铁剑”——当然有本门的特殊印记。
      其次，将本派武功的精髓（武学心得），传给继承人，其中往往有外人不清楚的特殊内容，练门、罩门、窍门之类。
      前者可类比禅宗的“衣钵”；
      后者可类比禅宗的“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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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武侠电影《木棉袈裟》中的“木棉”与“袈裟”

       1984年，香港嘉民影业公司与福建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了武侠动作电影《木棉袈裟》，这也是内地与香港首部合拍片——真正意义上的全流程合拍片，以前的所谓香港内地“合拍片”其实是“协拍片”——香港主导资金与导演、内地仅提供场地和演员。
      （“协拍片”导致香港演员与内地演员报酬悬殊，参考李连杰故事）
      《木棉袈裟》不仅是内地与香港首部合拍片，也是改革开放后有限的几部“武侠电影”之一，之前的《少林寺》取得成功。
      《木棉袈裟》以明朝锦衣卫争夺少林“圣物”木棉袈裟为主线，融合了历史与虚构元素，其中六祖惠能传承了木棉袈裟。
       由于荣光饰演的反派祁天远，受命潜入少林夺取袈裟，由徐向东饰演的正派主角慧能，联合武当派对抗，最终维护武林正义。
       少林派加武当派，演绎正宗武侠故事。

       现在还能在电影资料网页查到介绍：“木棉袈裟是少林寺达摩祖师遗留下来的一件圣服，历经几任主持代代相传，成为少林寺主持权利的象征和身份的信物。”
       当时的资料暗示，“圣服”与皇室有关，圣为“圣上”。
       由于《少林寺》的成功，《木棉袈裟》为了“搭讪”《少林寺》的光环，暗示木棉袈裟与少林寺受到皇室嘉奖有关。

       不过，根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木棉袈裟》的源头在印度，与中原皇室无关。
       木棉袈裟原为释迦牟尼的金缕袈裟，据传释迦牟尼在灵鹫山拈花示众时，迦叶尊者微笑悟道，获授此袈裟作为“正法眼藏”的证物。
       释迦牟尼以金缕袈裟传承，与中土禅宗"衣钵相传"的衔接，在于禅宗典籍《五灯会元》）及宋代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其中传承谱系为：

       初祖摩诃迦叶（受释迦牟尼衣钵）→ 二祖阿难 → …… → 二十七祖般若多罗 → 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东渡中国后成为中土禅宗初祖）。

       如果据此，“圣服”之圣为“神圣”。
       菩提达摩变成释迦牟尼衣钵传承的第28祖，其东渡中国后成为中土禅宗初祖，将金缕袈裟的中土名称“木棉袈裟”，作为“衣钵”之“衣”，以此传给慧可（二祖）、僧璨（三祖）、道信（三祖）、弘忍（五祖），最终由六祖惠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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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挖掘武侠电影与佛教源流，得到上述资料时，颇有疑惑。
       来自印度的佛教典籍翻译书籍，释迦牟尼衣钵之“衣”——袈裟是“金缕袈裟”，到宋代《景德传灯录》首次提及“木棉袈裟”，从“金缕袈裟”到“木棉袈裟”的过渡，文献中出现“断层”。

       关键是，按照上楼的传承图谱，释迦牟尼衣钵从初祖摩诃迦叶，传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再传到中原的弘忍（五祖）——等于三十二祖弘忍，又传三十三祖惠能。
       因为释迦牟尼衣钵之“衣”——袈裟的唯一性，等于释迦牟尼袈裟传了三十三代，到中土的惠能手中。

       本来释迦牟尼的佛教是全世界（传承）的，等于佛教的原始衣钵，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的惠能变成佛教在全世界的继承人。
       按照释迦牟尼衣钵之象征意义，变成全世界范围的佛教，从印度开始，到惠能这一代，转为在中国。
       那么，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开始到惠能——这些年代的印度佛教，难道没有了释迦牟尼衣钵传承人？难道佛教的中心从印度转到中国？

       反证得到，按照上楼的传承图谱，出现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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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增补这个漏洞，还必须从袈裟做文章。
       笔者认为，释迦牟尼衣钵之“衣”——袈裟是“金缕袈裟”，一直在印度传承（至少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此时间段），印度一直是佛教的中心。

       释迦牟尼的“金缕袈裟”，从初祖摩诃迦叶（受释迦牟尼衣钵）→ 二祖阿难 → …… → 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一直按照“金缕袈裟”。
       或许菩提达摩是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继承人，但当菩提达摩接受到中国传播佛教，必须离开印度时，
       印度的二十八祖另有接受“金缕袈裟”者，同样印度的二十九祖继续接受“金缕袈裟”。

       而菩提达摩，是若干个准备在印度之外传播佛教的高阶佛教徒，菩提达摩携带的是不同于“金缕袈裟”的“木棉袈裟”，在中国传播的是“禅宗”此宗派；
       应该还有其他的高阶佛教徒，在中国或邻国，传播佛教，形成后来在中国发展的、不同于“禅宗”的宗派。
       “木棉袈裟”是重要的佛教信物，代表了允许在异地传播而保证与源头一致的“神圣性”。
       从这个意义上，“木棉袈裟”的确是“圣服”，其圣之意涵为“神圣”、“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