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信史__金庸回避的写错的未写的史实_暨全真实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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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从全真北宗前九任掌教代序看张志敬地位之超越

       全真道北宗的历任掌教为：

第一任，王重阳。
第二任，马钰。  
第三任，谭处端。
第四任，刘处玄。
第五任，丘处机。
第六任，尹志平。
第七任，李志常。
第八任，张志敬。
第九任，王志坦。
第十任，祁志诚。
第十一任，张志仙。
第十二任，苗道一。
第十三任，孙德彧。
第十四任，蓝道元。
第十五任，孙履道。
第十六任，苗道一。（第二次任掌教）
第十七任，完颜德明。

       下面分析全真前九任的代序。
       第一任为第一代。
       第二任到第五任掌教，均是全真北宗的第二代。

       尹志平于1190年正式拜丘处机为师，李志常于1218年拜丘处机为师，王志坦于1223年秋拜丘处机为师，均为第三代。
       张志敬是李志常的亲传弟子，且没有记载显示他曾拜其他人为师，不可能出现第二代隔代传授可能。
       因此，张志敬是第四代。
       但作为第四代，张志敬任第八任掌教；然后，第三代的王志坦任第九任掌教。
       这正常吗？

       因此前九任，张志敬是唯一打破代序者，冒尖进入本应第三代的掌教序列。
       原因是什么？
       是否是张志敬太出色，太有辩才？（关联后面的一场大事）
       道教资料显示，张志敬因“善诵工书”，聪慧过人，深得李志常器重，得以遍览其师所藏万卷道经与儒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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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庸或回避的史实：张志敬掌教期悲剧事件

        1258年，这是元宪宗蒙哥当皇帝的第八年，元朝尚未建立，处于大蒙古国阶段，蒙哥请忽必烈召请各地僧、道两宗的数百人（一说500余人），各选出代表，进行一场佛道御前辩论，少林长老福裕雪庭为佛教“头众”。而道教“头众”（总代表）则是后来“越位”、在第三代“冒尖”当了掌教的张志敬。
        评判为国师那摩、蒙古文字创制者八思巴、汉族儒臣（时任重要官员）姚枢等：
        忽必烈亲自压阵，也曾经向双方发问。

        辩论场面空前激烈，最终姚枢在辩论结束时公开宣布“道者负矣”，以全真道张志敬为首的道教为失败方，佛教大胜。
        是否张志敬过于自信（抑或无法回避），答应了御前辩论失败的苛刻处理方式（僧一方也有失败处罚方式，如蓄发、穿上道袍）；
        结果参加辩论的道士被迫削发、穿上僧衣，饱受侮辱。

        另有记载称“道士樊士应等17人被迫削发为僧”，真假待考，但张志敬肯定没有“为僧”。
        如果真有全真道如此受辱的事件，金庸不会写进武侠小说，这会与丘处机一脉的形象造成反差。
       （后将给考证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此次辩论的出题和提问，以张志敬的口才、辩才，也难于发挥作用。
        例如，“道士能否持咒做到入火不烧、白日上升、摄人返魂、固精久视”？这本来就不是全真道的教义内容，老实说全真北宗对“持咒”达到非凡目的，本来就有所抵制，修道方式与此无关，张志敬不相信，必定“言不由衷”。
        而提问“持咒能做到入火不烧，不如你自己试给我看”，张志敬如何能、如何愿意亲自“被火烧”以证明有效？
        据说忽必烈也提了些问题。假如忽必烈让道士“持咒”使得火烧忽必烈自己而无损，道士敢不敢做试验？
        失败是否源于张志敬一方的过分自信？

       张志敬的“悲剧”有什么标志？
       辩论失败后，道教共毁去道教书籍45部，失去道观（包括归还原佛寺）23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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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辩论肇始：北少林寺之争

       1258年的佛道御前辩论，辖地佛道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
       肇始疑为“北少林寺”之争。
       北少林寺位于天津蓟县城东北十多公里之盘山中盘，最初还未称“北少林寺”，名为法兴寺，1216年之后成为佛教道场，海山本无禅师等住锡。
       盘山上盘，还有个上方寺。
       1224年成吉思汗确赐予丘处机虎符玺书，授权其掌管天下道教，且“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之后，全真北宗利用成吉思汗的信任，大举扩张，扩张道观。
       1223年，全真七子郝大通的徒弟王志谨，“借住”了法兴寺。

       本来只答应了“借住”，但王志谨等全真道士，改拆佛殿,打损佛像,拆毁舍利塔，且将法兴寺改名“栖云观”，在门口立碑。
       1225年乙卯年，原法兴寺和尚不得不奏请皇帝，下圣旨要王志谨归还，但其一直拖延不肯归还。
       于是，发生了上方寺道云禅师砸碎盘山栖云观石碑事件。

       佛道对法兴寺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在佛教辩论胜利后，福裕雪庭为扩大少林寺地盘，将法兴寺改为“北少林寺”，是事史称“北少林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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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年，丘处机尚在生之年，发生了甘泉本无禅师等砸烂道教大本营天长观事件，僧人们趁着黑夜，将将天长观“圣位殿阁、常住堂宇至于窗户阶砌,毁撒殆尽”。
      根据记载，全真七子之王处一，还曾经发生过被人下毒酒事件，记载归于僧人所为，所幸王处一无虞。

      僧人对道教的反击，引发道士们从“舆论上”、从根源上证明佛教的非正统性。
      集中表现为大量印刷《老子化胡经》，道士说法强调“老子确实化身为佛，道教才是正统”；对于文化程度不深者，则通过大量印刷、粘贴的《老君八十一化图》，通过图像“反佛”、“谤佛”（和尚指责之言）。

      鉴于《老子化胡经》的广泛影响力，僧人们觉得必须借助皇室力量，正本清源，于是有了佛道御前辩论。
      但1258年的佛道御前辩论实际是第二次，之前有一次，道教均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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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记载，在全真道参与佛道御前辩论之前，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发生佛道御前辩论。
      其记述，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沙门昙无最在御前对阵，争论老子与释迦牟尼的出生谁先谁后。
      姜斌引《老子开天经》、昙无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来证明各自的教主生得早。
      最后皇帝和大臣们认定《老子开天经》属后人伪造，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子止著五千文，余无言说”。尽管《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实际上也不怎么站得住脚。

      此事在《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佛教史籍记载。
      部分学者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研究指出，辩论中提及的官员如魏收、萧综、李寔等人，在正光元年时尚未担任所述职位，甚至尚未进入权力中心。例如，魏收当时年仅十四岁，不可能任中书侍郎；萧综于525年才降魏封太尉 。
      此外，孝明帝当时年仅十岁，政局由权臣元叉掌控，是否能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御前论辩也存疑 。因此，有观点认为此事件可能是唐代佛教徒为贬低道教而伪造的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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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引起质疑的早期佛道御前辩论，包括唐代的佛道论争。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朝廷曾召僧人静泰与道士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展开御前辩论。

       李荣当时是道教重玄学派之代表人物，道号“任真子”，被誉为“老宗魁首”，也是初唐道教界的核心辩手之一。
       而静泰则是佛教方面高僧，精通经义，且准备较充分 。
       资料记录辩论之中，唐高宗曾经问：“老子化胡为佛，此事如何？”
       静泰指出，《老子化胡经》系后人伪造，尤其王浮所撰之本逻辑混乱、前后矛盾。静泰引用了《西京杂记》中“老子葬于槐里”来否定老子西出化胡的可能性。
       李荣虽引《老子序》等文献辩驳，称佛经多属伪作，不过面对静泰对佛教译经制度的系统阐述，显得应对乏力 。
       显然，道士李荣占下风，辩论判败。

      据《集古今佛道论衡》等文献记载，李荣“由是失厝，令还梓州”，即被责令返回故乡梓州（今四川三台），声誉大损，形色沮丧；
      “道士之望，唯指于荣，既其对论失言，举宗落采” 。
      此既反映出其于道教内部地位之高，也显示了是次失败对道教士气的沉重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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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真北宗参与的两次道教辩论失败后，不仅道教当时印刷的《老子化胡经》、《老君八十一化图》被毁，连原始的全真道藏，不少也被勒令毁掉；
       不仅栖云观要求归还、恢复为法兴寺——“北少林寺”，有两百多处道观（包括毫无争议的道观）也改为佛寺。

       如果写入武侠小说，自然不利于郝大通、丘处机的形象，因此“道教辩论失败”成为金庸未写之史实，也是自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