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往事 I ：孙李恋劫.事件经纬.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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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这样的话，还珠楼主出狱后，可能没有机会到天津电话局上班，因为时间仅仅有两个月。
        另外，《微笑集》中称：（因为孙、李自由恋爱）“余患难忧危、丛谤交集”。
        孙仲山打官司前搜集对李寿民不利证据的，社会上对李寿民充满“丛谤”即诽谤，其中的不实之词，例如“师生恋”，需要孙经洵才能加以澄清，说明李寿民是她妹妹的老师，不是她的老师，说明李寿民的确是准备到东北创业，筹资有正当理由，等等。

     《微笑集》中称：“因余在押时，余妻不来存问，归又音信毫无，以为知难而退”。
       出狱后，李寿民以为孙经洵“知难而退”，说不定已经应允“父母之言”成婚，对两人再续已不抱希望。
       按照心理学理论分析，还珠楼主出狱后，选择离开天津这个“心酸之地”，到外地求发展的概率，要高于留在天津。

     《微笑集》中继续称：
    “翌春，忽接余妻电话，谓已摒绝衣饰，留书辞亲，二次出走，去留生死，一唯余意，如不背盟，苦亦甘之。盖以前此离家，未征得余同意，见时颇怨其冒味也。
       人生最难得者，红闺知己，且渠首次离家，险阻艰难，已备尝之，今复如此，余一男子，忍相负乎？
      乃幡然变计 (时余正应南中友人电约，往佐戎幕，已治装矣，因余在押时，余妻不来存问，归又音信毫无，以为知难而退，不虞其节志坚定若此也) ，锐身而前，随之牺牲一切，与同生死。”

       翌春即1931年春或年初，当时还珠楼主或正从港粤归来；
       本来“已治装矣”，“应南中友人电约，往佐戎幕”，出行之前，忽然改变了主意。
      从1930-11-04李寿民出狱，到1931年春或年初，假如在天津电话局上班，时间不够“旅居港粤”。
      更主要是，如果在天津电话局上班，等于接受段茂澜的恩惠，很难又马上准备离开段茂澜、南下“往佐戎幕”，这不是朋友之道。

      因此，一家之言，认为还珠楼主脱离后第一时间，没到天津电话局上班。

陈文玑

半剑飘东半剑西 发表于 2024-11-3 10:10
小说《大江東去》的男主人公孙志坚，在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前夕，将妻子薛冰如托付给自己的好友“江洪 ...

小说对薛冰如的塑造，并不是正面的褒扬的。冰如再嫁是偏主动、荷尔蒙式的，不耐枯守，明显有一种揶揄、嘲谑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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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还珠楼主“幡然变计”的，是孙经洵为爱做出的第二次牺牲。
       这几句话一直是研究孙经洵的经典名句：
      “摒绝衣饰，留书辞亲，二次出走，去留生死，一唯余意，如不背盟，苦亦甘之。”

      “摒绝衣饰”说明孙仲山家产是如此之丰厚，孙经洵需要反复说明：不要家中一针一缕，愿意与李寿民同甘共苦，只要李寿民没有背叛原有的“山盟海誓”。
        而李寿民当然一如初誓，“锐身而前，与同生死”。
        李寿民“幡然变计”后，由于孙经洵还没有固定工作，出于养家考虑，便在天津电话局工作，大致是从事文书、局长秘书等业务。
       《微笑集》中所称“余仍寄居官舍”，官舍应为“天津电话局员工宿舍”。
        1930年8月某日起，李寿民在天津电话局任职。
        李寿民被宣布无罪释后，离开天津这个心酸地，旅居港粤。
        回天津收拾行装时，接到孙经洵电话，决定留在天津，哪里倒下去、那里站起来。而段茂澜帮助他，在天津电话局继续上班，即“依旧日贤长官为记室”。

        从心理学分析，李寿民离开天津原因之一，是“丛谤交集”，又认为无法得到当事人孙经洵出名澄清丛谤，而即是在外地求得发展，始终留下别人丛谤无法消除的遗憾。
        而与孙经洵再续前缘、同甘共苦，也意味着孙经洵可以为其澄清丛谤，李寿民可以得证清白。这样，再聚天津，便没有南下遗留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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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微笑集》中称，孙经洵“暂寓友人家中，分租余屋二间，一居女佣，供洒扫，且为伴。”
       当时两人尚未结婚的原因，主要不是经济原因（租两间房请一女佣也需要不少钱），
       主要原因，按照《勇敢女性》，是李寿民尚未“满服”，于“期制”之中，即是母亲周家懿丧期未满一年。民国原报纸将“满服”排字为“服满”、将“期制”排字为“制期”。
       周家懿出生于涪陵周家，为当地首席文化望族。周家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精通。
       还珠楼主在北京曾经卖掉一些古籍珍本换取远游资金，其中有父母所传书。
     （关于周家懿的家教，有两种对立的说法。因为小时候跟王二爷登山，引起周家懿的担心，有一次差点误了过年。
        但母亲一封电报，马上赶回家，可见母慈子孝。还珠楼主自小被认为是神童，不可否认有周家懿的基因。
        暂时搁置讨论以免影响主线。）

      《勇敢女性》刊登于1930年9月10日，
       因此，李寿民母亲周家懿去世时间，应该是1929年10月到1930年8月之间，而不是早期研究认为的1931年。

陈文玑

半剑飘东半剑西 发表于 2024-11-6 07:30
按照《微笑集》中称，孙经洵“暂寓友人家中，分租余屋二间，一居女佣，供洒扫，且为伴。”
      ...

@lingyur 提供——
1930年10月6日报纸文章
請看李壽民誘騙孫經洵幼女之罪惡
一李壽民爲孫經洵現時之教讀老師。二李壽民之嫡堂姊爲孫經洵祖母之胞弟媳。三李壽民之父母及其本身兄嫂弟妹生養死葬作事……受孫經洵之父幫助培植，由清末以迄現在，未嘗有所間斷。
據上三種關係，李壽民竟能誘騙孫經洵私訂婚約，背家潛逃，其背理蔑倫，罪曷容誅！自此案發生，經洵之父即呈報法院軍警各機關、各租界局一體緝拿，業將李壽民緝獲，由公安局轉解法院審訊管押。現在法院偵查期間，不久當有秉公之裁判。惟壽民與孫氏歷史關係，恐外界未能深悉，余等與經洵之父均有同鄉親友關係，深悉壽民與孫氏因有瓜葛之親。壽民故父前在江蘇候補，每遇艱難，輒由經洵之父力爲幫助。及壽命之父病故，殮葬之費，亦由經洵之父厚助。及壽民長成所任職業，多出經洵之父介紹之力。由清末至今二十餘年，壽民家中遇有缺乏及喪亡等事，如壽民之胞兄十年前身故，壽民之母今年五月身故，一切意外用項，莫不由經洵之父資助。蓋經洵之父素性豪俠，重交輕財，同鄉親故受其惠者，不知凡幾，固不獨對於壽民一家爲然也。上年歲關，壽民以久閒無事，貧至無以卒歲，乃詭言欲赴黑龍江谋事，(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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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玑 发表于 2024-11-6 10:20
@lingyur 提供——
1930年10月6日报纸文章
請看李壽民誘騙孫經洵幼女之罪惡

        多谢！1930年5月去世，落在1929年10月到1930年8月之间（去世）的时间区间。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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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还珠楼主研究的先行者，认为孙仲山孙经洵在天津的住宅是英租界，而
       張恨水小说《大江东去》，则写孙家在天津的住宅是法租界。

       特别查询了民国银行家资料库，得到孙经洵父亲孙仲山在天津的住宅不是在英租界，而是在法租界。
       详细地址是法租界“平安里25号”，另外矿业资料（孙仲山也参股矿业），显示法租界平安里地址在“长发栈”贴邻。贴邻即很接近。

       在唐山路矿学堂校史上，记录了“唐山路矿学堂由总教习葛尔飞设计。
       1906年8月，学堂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主要报纸刊登招生广告，经考试共录取学生121名，其中铁路工程科81名，矿务工程科40名。11月间，沪、港学生陆续北上，实到学生119名。由于唐山校园建校工程仍在进行，暂住天津法租界长发栈、中和栈、佛照栈三家旅店，就地组织学生先行温习功课。”
       也即是说，长发栈是天津法租界的一家旅店。

       而长发栈还是连锁经营，在上海也有长发栈。
       根据严复传纪，严复1919年5月下旬由闽至沪，寓长发栈。5月27日郑孝胥闻讯至长发栈视严又陵（严复字又陵），谈久之。

       在赛金花历史上，又查到通州的长发栈。资料记载
    “走了几天，居然到了通州，找了一家客栈，名叫长发栈的，包了一个跨院，连男带女十余人勉强住下了。赛金花忙……”
      继而，又查到连锁经营的长发栈，在各处的长发栈，居然是革命党人的联络点，而天津法租界内的长发栈，是革命党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曾在1912年在这里策动天津起义。
      再根据天津起义历史资料，查到长发栈的今地址是和平区滨江道44号。
      而民国资料中，长发栈关联于民国的葛公使路（Rue Paron Gros）、福煦将军路（Avenue Général Foch）(两个方向定位）。

      因此，孙仲山、孙经洵20年代在天津的地址，还珠楼主当家庭教师进入的豪宅，具体地址为
      天津法租界平安里25号。
      先期研究中地址指是英租界有误。
      在民国时定位于葛公使路、福煦将军路；今定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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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寿民为孙经洵租两间房请一女佣，时间为1931年春季，当时李寿民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仅仅依靠天津电话局的薪水，未必能应付。
       按照笔者独立考证得到的资料：
       1929年5月6日，民国报纸已经报道了“名宿还珠楼主为名坤伶冯素莲新排《女侠聂碧云》一剧”的消息。
       民国其实笔名含“还珠”的另有作家，源于成语“合浦珠还”使用的广泛性，但官方查民国文献，1929年5月6日之前，未有完整的还珠楼主笔名。
       也就是说，除了为尚小云写剧本外，李寿民还为冯素莲等撰写剧本、编排新戏。而且已经在业内出名，已经成为“名宿”了。
       猜测为了让孙经洵过上好日子，李寿民应在下班之后，尽量承接一些剧本的编写工作，但这些编写，主要得到稿酬，而署名权可能归于他人（时间从1931年春开始）。
       这可能是后期某些剧本，李寿民仅仅被认为是剧本修改者的原因之一。
       为了养家，也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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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为还珠楼主的剧本原作者正名，这实际还要看尚小云等名伶的态度，必须理解表演界名人，一般不愿意与官司的挂上钩，尤其是被告者原来不是名人、社会了解不多者。
       不过在1933年的《北平剧訉》，介绍尚小云的新戏剧，将名宿还珠楼主与李寿民连在一起。
       证据颇具体的有：
       1936年12月12日的《神州日报》第四版，尚小云新排《千里驹》新戏，“剧为小说家还珠楼主（李寿民）手笔”。
       1936年2月9日北平《益世报》之《梨园消息》，上面有“系李寿民还珠楼主，依明人制曲所绎”等等。
       更早的将珠楼主与李寿民连在一起的证据，寻找中。
     （1929年5月6日，民国报纸已经报道了“名宿还珠楼主为名坤伶冯素莲新排《女侠聂碧云》一剧”的消息。这时社会只知道名宿还珠楼主，不知道还珠楼主就是某官司的当事人李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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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孙仲山，此前虽然“留住孙经洵的人”，但显然“留不住孙经洵的心”，因孙经洵的第二次离家出走，怪罪于李寿民。
       于是孙仲山再次控告李寿民。
     《微笑集》中称“对方二次复又请求法院追保传人”
       法院到底是天津中级法院,还是天津高级法院？
       因为《微笑集》中称“乃主是案法官，仍为杨某，” 杨某是还珠楼主首次入狱的主办法官，因此，应该是天津中级法院。
       但《微笑集》后又称“公役持最高法院公文见示”，变成“高级法院”。有些含混。
       为此，必须查阅天津的司法历史。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省会设于天津，天津属津海道。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天津特别市，
      同年7月，直隶改称河北，省会仍设天津，10月省会迁北平。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天津市，直属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
      同年11月，因河北省省会由北平迁至天津，天津市改为省辖市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河北省省会迁保定，天津又改为直辖市。

      清朝末年，清廷开始推行司法改革。具体内容为使行政和司法分立，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要求各省推广，先由天津地域先试行。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同时举行开厅典礼。

      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就是天津高级法院、天津中级法院的历史名称；
      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审判厅名称改为“法院”。
      在天津作为省会城市时，一直有两级法院，即至少在1928年9月前。

      在1928年10月到1930年10月，天津不是省会城市，高级法院迁至省会城市。
      但天津中级法院一直是存在的。
      前述某前辈有手抄的资料：“1930年11月4日，河北区三马路的天津地方法院，宣布李寿民无罪”
      查到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地址，是“河北区三马路240号”，吻合，推测前辈有一定正确性（在地方法院控告，由地方法院宣布）。

      但原天津高级法院从1928年10月迁北平成为河北省全省的最级法院，在1930年11月天津市改为省辖市时，是否又从北平再迁，尚未查到详细的结果。
      推测当时属于天津辖区的司法变动期，李寿民的回忆未必很清晰。

      而按照孙仲山的社会关系，无论要到天津中级法院再告，还是向上到高级法院控告，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