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友人王冲（王克强）生平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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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汪德宣的名字出现在1916年8月15日创刊于北平的《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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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雅叙園飯莊 注重衛生_《晨报》[1941年]

       上图来自一本书籍的插图，报道时间是1941年。
       如果抗日战争时期“奋战在我国秘密战线”的汪德宣，与《晨报》出现的汪德宣是同个人，而且1941年出现在日伪把持下的北平；
       那么其从事“雅叙園”的餐饮，是否也是“秘密工作”的一部分？
       是否汪德宣以北平“雅叙園”为基地，刺探日伪的行踪情报呢？

       当年在日伪卧底的“奋战在我国秘密战线”情报人员，刺探了包括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等重要情况，均是以准备牺牲生命的代价获得的。
       这位汪德宣先生“终身无儿无女没有结婚”也是为国立功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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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冲曾就读辅仁大学考证(二)

        关于“父亲汪雁秋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主事”之汪德宣，在北平“雅叙園”卧底，这些纯属于猜测，提及后就该封闭了！

       《雅叙園飯莊 注重衛生》报道，主要是强化了王耀庭这个北平“雅叙園”董事长，与北平“雅叙園”实际业务捆绑的事实，例如强调其“注重衛生”，作形象宣传。

        至此，可以对古龙原文作了总结。
        古龙所写的王冲“他是北平人，家里开北平最有名的西餐厅“雅叙园”，大学念“辅仁”，民国卅七年随流亡学生到香港”
        其中王冲“他是北平人”，应理解为王冲自幼在北平长大。
        王冲“家里开北平最有名的西餐厅‘雅叙园’”唯一对应的是——王耀庭任董事长、位于北平“东城南河沿”的“雅叙園”。

        由于家里开了西餐厅“雅叙园”，是富人，李翰祥在香港《东方日报》写了“王冲因为在北京和文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吴性裁的长公子吴熹升同学”，两个富家公子王克强与吴熹升相识就很正常。
       由于王冲（王克强）后成为电影编剧，按照李翰祥回忆“现在又用笔名，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又成了文化界的新人”，王冲在北京的辅仁大学，应该是正儿八经地读书，不是"选科"身份就读者。
       推测甚至因为王冲在辅仁大学功课好，吴熹升因而推荐困难重的王冲到其父的电影公司工作。试想如果王冲在大学游手好闲混日子，吴熹升的推荐会影响乃父的事业，反推而得。

       根据[1946年第三季度]资料，以及古龙所写的王冲“家里开北平最有名的西餐厅‘雅叙园’”的“家里”；
       此“王耀庭”可能是王冲的“伯父”？“叔父”?甚至是…….

       从《王耀庭解法院》[1946年第三季度]文中，可看到对王耀庭的定性、措词非常严厉，同样是“附逆”，王耀庭所为甚至比伪石门市长孙世荣、伪玉田县长孙永茂，还要严重得多。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辈和爷辈”——
      “名人的父辈经历与名人经历是分开的”——

       无论王冲的“直系上辈”当年做了什么，均应与王冲分开。
       或言之，“时代的灰尘，压到每个凡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1946年第三季度，王冲是21~22岁的青年，压在王冲身上，已经不是“时代的灰尘”而是“时代的沙粒”，足于“压烂”任何凡人。

      假如王冲因而失去辅仁大学的毕业资格（即肄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譬如：王冲离开北平，离开辅仁大学，一路南下，到1948年到了香港。
      （当时政局动荡，吴熹升可能也随父1948年到香港）。
      （吴熹升在1947年可能已读完辅仁大学）

      对王冲的教育背景可以做个总结：
      王冲（王克强）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大学生，约1943~1944年入学，就读时间长度足于积累以后任电影公司编剧的知识基础，与吴熹升（吴熹笙）为同学；
      因直系上辈所为，学业发生变故，从而未读完大学，为辅仁大学肄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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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三国”时期参演香港“三国”电影之王冲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圈，有过所谓“三国”时期的说法。

　　“三国”即“电懋”、邵氏和“长凤新”，此三“国”占据了电影市场的绝大部分，其他电影公司或者占小份额，或者与“三国”之某国合作。

　　“长凤新”即是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与“新联”，创作力旺盛，所拍影片产量大、水平高——“长城”坚持以社会写实为创作主导，“凤凰”着手描摹小市民、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新联”则是家庭伦理粤语片的中坚力量。

　　“长凤新”的特长是人才多，且主力人才多以精神力量参与电影业，不同于为家计投身电影界的从业者。

　　“长凤新”当时集结了李萍倩、朱石麟、吴回、李晨风、秦剑、李铁等著名导演，楚帆、白燕、张瑛、张活游、黄曼梨、李清、容小意、红线女等著名演员，还有一批从事幕后工作的奉献者。

　　王冲是“左派电影”最早参演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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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左派电影”公司是南国影业公司，其由上海电影大亨、昆仑影业负责人夏云湖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等集资创办，蔡楚生担任总监制，拥有阳翰生、史东山、司徒慧敏、司马文森、沈浮、卢敦、王为一、李清、张瑛等众多编导演人才。

　　最早的左派电影多交给邵氏等公司发行，为了加强控制，1950年5月1日以杨少任为主导创办南方影业。

　　不仅完成左派电影的香港发行，而且也从事推广左派电影到东南亚、以及打通内地与香港双向市场的任务。

　　后来因为负责人、核心人才的流动，重组为以“长、凤、新”为主体的左派龙头电影公司。合称“长凤新”。

　　笔者三年前旧帖《贺元旦__金庸导演和编剧的电影》，链接

　　https://bbs.gulongbbs.com/forum. ... 4209&extra=page%3D4

　　讲述金庸先加盟左派报社、继而介入电影业，曾为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剧、导演，其即是“长凤新”之一。

　　1952年香港国语片十大票房榜排行，长城一家公司就占了6席。

　　但左派电影公司不仅仅是“长凤新”，例如独立制片公司“大光明”也是“左派”。

　　前面35楼已讲述王冲1953年参演“鳳凰影業公司”出品的《水紅菱》(又名莫愁巷)，王沖饰演木工，大概是最早介入“长凤新”的演员之一。

　　原名王克强的王沖，在50年代初实际没有左、右派的倾向。

　　他是动荡年代的一名青年、曾经认真在著名大学读过书的文学青年，只知道家族在开餐馆，直系长辈真正在干什么，很可能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断了直系长辈的生活供养之后，就要依靠自己谋生。

　　所幸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叶，王沖已经基本在电影界，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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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楼，光明日报出版社郭华_文凤编著P590的文字，清楚记述蒋光超原来是一名富家子弟，曾拜师习京剧名伶马连良与胡琴名师杨宝忠，有“胡琴圣手”的称号。

　　马力是马连良的四公子，本来也是养尊处优。

　　但在动荡年代，蒋光超、马力可能也“断了直系长辈的生活供养”，也只能李翰祥等七人，“四张单人床，四张碌架床，七兄弟同居一室”（1953年2月情况，李翰祥回忆，后面有补充、有辨识）。

　　无论是李翰祥的七兄弟，抑或王沖（王克强），五十年代初期，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发展。

　　但是李翰祥的七兄弟，若干父辈、爷辈显赫，可挂在嘴边提，，而王沖则几乎不敢多提、以免惹祸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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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翰祥的七兄弟，至少李翰祥、胡金铨均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工作过，但两人与王沖一样，在50年代初实际没有左、右派的倾向。

　　上面确认王沖参演过“长凤新”此“国”的电影，前“§04古言之三“《四千金》”准确度考证”已经严密考证过，王沖参演过电懋1957年的电影《四千金》，王冲（Chong Wang）饰演了傅立夫（Fu Lifu）。

　　下再记录邵氏部分。

　　王冲参演邵氏出品电影，可追溯到1958年参演《全家福》，饰演“王大民”；

　　同时，胡金銓在《全家福》，饰演“林騰麒”。

　　《全家福》是李翰祥执导的香港喜剧片，核心剧情为：

　　张惟宁的岳母为查探未来二女婿的家世,率领一众亲戚从澳门来港,入住宁家.宁和妻子林月华为应付众人,疲于奔命.二人为求逐客,竟布局假装家中闹鬼,引起连场斗法。

　　[1]闹鬼布局动机：

　　张惟宁夫妇被岳母和一众澳门亲戚的长期暂住折腾得精疲力尽，日常起居被完全打乱，连私人空间都被挤占，多次委婉逐客都没有效果，最终决定用“闹鬼”的荒唐办法把亲戚们吓走。

　　[2]闹鬼前期铺垫：

　　二人提前在家中各处偷偷布置诡异道具，故意在深夜制造异响、晃动家具，先给留宿的亲戚们制造“宅子不干净”的心理暗示。

　　[3]首波装鬼操作：

　　夫妻俩深夜披着白布假扮鬼魂，在走廊和客厅游荡，故意发出阴森的怪声，成功吓到了几个胆小的晚辈亲戚，引发全家一阵慌乱。

　　[4]反被将计就计：

　　亲戚里有人识破了二人的小把戏，非但没被吓跑，反而顺着“闹鬼”的由头反向操作，故意装出更夸张的“遇鬼”反应，反过来折腾张惟宁夫妇，让二人的逐客计划彻底失控。

　　[5]竟以闹剧收尾：双方你来我往的“装鬼斗法”闹出了无数啼笑皆非的乌龙，最后真相被当众戳穿，大家在哄笑声里解开了之前的尴尬，亲戚们也主动告辞离开，闹剧最终以温情的方式收尾。

　　其中，王大民和胡金銓为从澳门来港的亲戚之二。

　　以上为王冲参演“邵氏兄弟”此国电影的结果。

　　（后面将讲述:王冲同时在“电懋”、邵氏左右开弓。）

　　由于曾经参演过“左派”电影公司、“电懋”、邵氏兄弟出品电影，因此，王冲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圈“三国”时期，同时为“三国”工作过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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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翰祥“七兄弟”之“结识链”考证

　　前述“李翰祥的七兄弟，若干父辈、爷辈显赫，可挂在嘴边提，，而王沖则几乎不敢多提、以免惹祸上身。”,下举例。

　　李翰祥的“七兄弟”，一旦聊起抗日战争，蒋光超便可向人提及其叔祖公蒋百里。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以字行），号飞生、余一、澹宁，中华民国时期军事教育家、军事理论家。

　　1925年任直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主张联络广州革命政府讨伐奉系，因吴佩孚不采纳而辞职。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春赴欧美考察，倡议发展空军，建设现代国防。

　　1937年发表其代表作《国防论》，成为中国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又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11月病逝于广西宜山，享年56岁。1939年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其英年早逝，所以对蒋光超没有直接的帮助。（如果恰巧碰到蒋百里门生，或得助）

　　胡金铨可提及其六伯父胡海门（胡源汇）

　　胡源汇，字海门，河北永年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其出身永年胡氏家族，父亲胡景桂（即胡金铨之爷爷）曾任清代监察御史、山西巡抚等职。

　　胡海门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裕仁天皇、冈村宁次同期；回国后追随梁启超，成为民社党骨干，历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财政部印刷局局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等职，1947年当选国民政府国务委员，1948年任上去世。

　　研究系是由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演变而来的政治派别，是民国初年重要的立宪派政治团体，主张通过议会政治和学术研究来推动国家改革。

　　他与梁启超、丁文江等人关系密切。虽然丁文江主要以地质学家和科学家身份闻名，但他也是梁启超的亲密追随者和研究系的重要成员，曾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深度参与研究系相关的文化与社会活动（如讲学社、共学社等）。胡源汇（胡海门）作为同属研究系的政界人士，与他们在政治理念和社交圈层上高度重合。

　　因此电影史称胡金铨有少爷脾气（大得很），少爷脾气没关系，但少爷性格容易被骗就会坏事（后述）。

　　“七兄弟”之沈重（沈庆桢）是沈强之子、沈鼎臣之孙，“七兄弟”中最早结识者——沈重与胡金铨最早认识：

　　沈重和胡金铨在北平汇文中学同学，当时汇文中学初中二就分科了，胡金铨是理科，沈重是文科，属于同班不同科的同学。

　　民国有几个沈鼎臣，可能与沈重有关，也可能无关。

　　其一是与沈敦和（1866~1920）相关，参与选编监制《中国新美术品留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陈列》，活动时间约在民国初期。

　　其二是与中国银行相关，民国29年（1940）中国银行支票存世品显示“沈鼎臣”签发，可证此名当时存在，说明当时此“沈鼎臣”是该厂负责人或经办人。

　　另有两人字“鼎臣”，但姓名不同：

　　孙百斛（1864—1920），字鼎臣，沈阳人，曾任奉天商务总会会长、张作霖秘书。

　　国英（1823—1884），字鼎臣，清末藏书家，创建“共读楼”。

　　但是，“七兄弟”中最早攀的亲戚是——蒋光超称胡金铨为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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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亲戚关系很奇特，参考金庸的一大堆亲戚。

　　金庸（原名查良镛）出身浙江海宁查氏望族；

　　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即查家旁系长辈女性），因此金庸需称蒋百里为姑父（严格是族姑父）；

　　蒋百里之女蒋英为金庸的族表姐，蒋英丈夫钱学森则为金庸的族表姐夫。

　　如果要算上亲戚，“七兄弟”之蒋光超，与金庸、钱学森都有族内亲戚关系，再推，胡金铨也攀上远族亲戚。

　　但蒋光超不用与金庸攀亲戚，他的直系亲戚也够威风了。

　　除了叔祖公蒋百里，蒋光超一位大伯，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蒋复璁先生；姨丈是前任的“新闻局”局长、“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

　　（魏景蒙也是张艾嘉的外祖父）

　　蒋光超就读于北平艺专，是“七兄弟”中最早有电影拍者，直接在演员表加上名字的有：

　　《萬紫千紅》(1948)、《十三太保》(1951)——饰演洪差利、《花鳳仙》(1951)、《花姑娘》(1951)——饰演翻譯、《誤佳期》(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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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七兄弟”中最早结缘是蒋光超、沈重、胡金铨。

　　而“七兄弟”中最早与王冲有交集是蒋光超，两人共同参与龙马影业的《花姑娘》(1951)、《誤佳期》(1951)三出电影的参演。

　　王冲是因为大学同学的介绍而参演龙马影业出品电影，蒋光超呢？是否有直系上辈、直系亲戚的帮忙？

　　李翰祥在香港的回忆连载曾经称“小胡(胡金铨)高中没毕业就让学联调到华北人民大学去”。但是，“学联调往华北人民大学”一说存在明显时间疑点。

　　华北大学成立于1948年8月（河北正定），1950年10月以之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

　　胡金铨生于1932年，1949年时仅17岁，高中未毕业即被“学联”直接调入高校，在当时的招生与学籍制度下极罕见，且无入学记录佐证。

　　多数严肃电影史研究仅提及其“早年离京赴港”，未采信“调入华北大学”细节；该情节更可能为记忆偏差。

　　据考证，胡金铨申请入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代顿学院成功，因内战无法抽身。胡金铨离京抵港时间为1949年11月，拟备考香港理工学院等大学的升学考试。

　　胡金铨刚到香港碰见了一位中俄混血的同学王大勇（或为北平汇文中学的同学）。王大勇的爸爸王新章是当时“中国航空公司”（TNAC）香港站的总经理，中航宿舍就包在半岛酒店。

　　当年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很普遍，因此胡金铨在豪华的半岛酒店（应免费，当时半岛房价普通人不敢想象，民航是多房长包群购而打个大折扣）住下备考。

　　关于胡金铨抵港之初曾经住在半岛酒店应可信，但推断住的时间不长。

　　因为，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中，陈卓林（时任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与刘敬宜（时任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率领1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北飞抵达内地（1架降北京、11架降天津）。

　　王新章（1916–?）在1949年11月“两航起义”期间，被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任命为视察室主任并代任总经理，是留港起义核心负责人之一，曾于1949年11月10日主持记者招待会宣布起义立场。

　　回忆录称“此事导致胡金铨同学之父”王新章“被迫辞职”，但关于“被迫辞职”未有历史资料支撑，更可能的是，当时各方势力均在，“率领12架飞机”起义兹事体大，某方面或追查留港的“策动起义人员”，对于豪华的半岛酒店以航空公司人员名义居住者进行稽核，导致胡金铨离开豪华的半岛酒店（之前以“空少”名义居住），搬到北角的康复公寓居住。

　　历史事件发生月份与胡金铨抵达香港月份重叠，因此推断其住的时间不长。

　　由于胡金铨没法提供高中毕业证书（北平汇文中学读完高二），因此“不被获准参加香港理工学院升学考试”，但“好马不吃回头草”，决定继续在香港发展（曾经有过被人骗去离京时携带主要钱财、缺路费的说法）。

　　胡金铨在嘉华印刷公司招校对和管仓时求职被录取了，故认识了在嘉华工作的宋敬斋，也认识了宋敬斋的兄弟宋存寿。

　　“七兄弟”有了蒋光超、沈重、胡金铨、宋存寿四人的“结识链”。

　　因脾气倔强，得罪经理被迫下岗，被小表哥蒋光超引到九龙界限街107号。

　　可以确认的是，1950年蒋光超、沈重已经在界限街107号，加上胡金铨是三个房客。

　　当时李翰祥住钻石山的永康中学楼上，还未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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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影業公司出品《火鳳凰》首映是1951-01-18，龙马的《花姑娘》是1951-02-23。

　　《火鳳凰》杀青之后，李翰祥正在为《火凤凰》画大广告，刚好看见蒋光超和李丽华在场地上拍《花姑娘》卡车里的戏，两人因而结识。

　　所以，李翰祥初识蒋光超的时间在1951年1月到2月《花姑娘》未杀青之前。

　　当时蒋光超和胡金铨合着搞一间广告公司。

　　在李翰祥初识蒋光超的次日，李翰祥见到蒋光超的小表弟胡金铨。

　　“七兄弟”有了蒋光超、沈重、胡金铨、宋存寿、李翰祥五人的“结识链”。

　　马力之父亲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至少1950年已经在香港，依靠京剧表演过日子，但香港的京剧戏票收入不稳定，联系到台北表演，无奈条件谈不拢，1951年，返回广州与张君秋组成中南联谊京剧团。

　　1951年马连良返回广州之后，马力也住进界限街107号。

　　本来马连良将带不动的京剧团财物，交给管事宓仁清变卖，本以前宓仁清会将变卖款部分交给马力，但实际没有。马力只好自谋生路。

　　因为马力住界限街107号，“七兄弟”有了蒋光超、沈重、胡金铨、宋存寿、李翰祥、马力六人的“结识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