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往事 I ：孙李恋劫.事件经纬.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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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考证这段历史，表明天津是晚清司法改革的试点城市，民国初期也是地方行政、司法分立和审检分离的先行者。资料显示，民初各地到天津参观和咨询司法改革、实施细则者，络绎不绝。
       1929年，天津中级法院的组织结构如下：
       [1]执行处，分查封股、代行截决断股、讯问股、拍卖股。
       [2]法庭，分地方庭、简易庭。下各分民事庭、刑事庭，共5庭（地方庭有2民事庭）。
       [3]书记室，分记录科、文牍股、统计科、会记科，记录科下5分支，文牍股下5分支，统计科下无分支，会记科下6分支，书记室下四科股累计共17个分支。
       [4]登记处，分三个分支。

        初步的感觉，1929年-1930年的天津司法部分，司法处理还是依照一定程序办事。缺点可能就是程序复杂，仅书记室就有17个分支，貌似比较拖拉。
        李寿民的案件不是刑事，而是民事。应归地方庭的民事庭处理，《微笑集》所称“杨某”应就是地方庭之民事庭主办法院。
        而李寿民的初步处理，归执行处之讯问股。
        按照当时天津为“司法改革的试点城市，”发生完全颠倒黑白、胡作非为的判决概率也不是100%，这可能是李寿民的幸运。
        从天津中级法院的庞大的书记室，可以看到，每个案件都需要反反复复的登记、查证程序，时间之漫长可以估计到。
        由于李寿民的案件本质就是“自由恋爱”，许多指控或经不起推敲，因此也就是浪费时间，而这本来可能就是孙仲山的原意。
        因此，李寿民在优待室呆了45天，也就“无罪释放”。
        另外，查证这段历史，李寿民进入的地方，严格而言，不能称是监狱，而是一般性的“看守所”，该所里面被看守的是“涉嫌犯罪、未必真正有罪”者。
        后面，将更正为“李寿民被暂时关在看守所”。

        不过，按照还珠楼主对1929年看守所一般房间的描述，环境比一些监狱还差。从内里环境看，“入狱”与“入看守所”差不多。

        又，1935年资料已经有“看守所”。
        据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档案，施剑翘自首后，被解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关押，后又羁押于天津“西头看守所”。地方检察处于1935年11月16日开始了侦讯工作。
        1929年，天津中级法院的执行处改名，检察处。1935年已有“西头看守所”，属于情况比较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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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断在孙经洵二次出走后，孙仲山预感到可能失去这个女儿，控告李寿民的法院，是高级法院，而《微笑集》所称“杨某”，应是在孙仲山运作之下，作为“高级法院”的协办人，身份已经不是天津中级法院。
       因为“一案不二办”，按照司法程序，等于不服中级法院判决，向高级法院上诉；
       按照《微笑集》的叙述，这次孙仲山使用了一些手腕。
       当时大约是1931年的夏季。
       对于二次被告，李寿民感到彷徨，上次仅是自己入“看守所”，这次可能危及孙经洵，“唯先只己身一人，余妻自投妇协可得援助，囚辱在所弗恤；而此时再被收押，余妻将同受其殃。彼一弱女子，余无余财，复少戚友，人多远嫌，谁与为助？”

       但最后竟然峰回路转，最高法院判决无罪：“一纸不起诉”。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导致李寿民胜诉？
       最高法院的判决大致时间为1931年10月到11月，由于民国司法的判决书档案一般不解密，除非有意选择，可得知全文，或者记者在法庭旁听，给予报道。

       李寿民胜诉的原因，是还珠楼主研究一个重要的不解之谜。
       但可类比历史案件，寻求线索。
       著名的“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由天津的法院审理，选择性公告，资料比较充分，施剑翘得以宽大处理，施剑翘是电影《邪不胜正》之中女次角的的原型。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发生于1935年，比李寿民的案件仅迟三四年。
       天津地方法院与河北高等法院前后共开庭七次，三审结案，刺杀致大军阀孙传芳死亡，但最后于12月16日仅判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而免死刑。
       1935年6月起，河北省省会迁保定，天津改为直辖市，但司法辖区，天津仍归河北省。
       类推1931年，疑似司法辖区天津仍归河北省，省会在北平，疑似河北高等法院地址在北平。
       推断1931年李寿民案件的再审（主审），也由地处北平的河北高等法院审理。
       在天津审理与在北平审理，区别何在？
       北平的传媒比较发达，高等法院还要倾听民意、一定程度收到舆论的影响。
       施剑翘免于死刑，很大程度是舆论的影响，有人认为，民国法官还是讲道理的，还是有独立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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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李寿民能胜诉，更主要原因是孙仲山自身的原因，1931年8月起，孙仲山花费大量心血在银行业务（资金抽离火线）上，情况可谓迫在眉睫，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包括李寿民的案件。

       前面已述：
       在1929年的政府文件上，还可得到前述的北洋政府某任“财政总长”阎泽溥，卸任后与大中商业银行的关系——阎泽溥为大中商业银行“总理”、孙仲山为协理。
       由此可知阎泽溥与孙仲山的密切关系。
       因为阎泽溥的缘故，孙仲山当时不能分心李寿民案件；因为阎泽溥的缘故，舆论一度对孙仲山不利，后才澄清。
       一切需要从阎泽溥与张作霖的关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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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珠楼主曾经以“阿七”为笔名，在《微笑集》撰文介绍阎泽溥。
       参考之前对《微笑集》专栏的介绍，其非历史小品，亦庄亦谐。
       因此，其中对阎泽溥的描述，部分与民国文献不一致。
       尤其是“阿七”对阎泽溥、张作霖结缘的原因的撰写，“在沈阳小南关置洋房一所，纳交诸中下级军政界人士，早夜宴集。”“又以阎寓饮食方便，烟赌咸备，人多乐于就之，”
     “阿七”认为阎泽溥由此结识一批东北要人，其中有张作霖。

       而研究后张作霖历史者，都清楚此一代枭雄，其心腹均战友、尤其共过患难的，依靠洋房一所，饮食男女，无法成为张作霖的心腹。
       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肯定阎泽溥是张作霖的心腹。
       而历史记录，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阎泽溥坐在同一部火车上，刚刚要替张作霖取资料，炸药爆炸了。
       那么，阎泽溥是如何与张作霖共过患难呢？
       资料显示，早年张作霖还是小人物时因个子矮，容易被人看低，有一次巧遇阎泽溥，阎泽溥看见几个高个子大汉准备挥拳打一个矮个子，刚好阎泽溥手头有家伙，一时打抱不平，冲过去帮张作霖（阎泽溥早年在直隶有一个人打几个的经历），后几名大汉搁下狠话，悻悻而走。
       由于阎泽溥智商高、口才好，分析事情一道道，只读过三个月私塾的张作霖，觉得阎泽溥可做朋友。
      （还有小报的资料，谈张作霖、阎泽溥一起遇到野兽，一起脱险的经历）
        大约光绪二十六年，沙俄侵占中国东北，清廷负责东北事务的将军弃城逃走，地方政权陷于瘫痪。当地人不得已，自行组织“大团”以自保。
        张作霖在赵家庙组织“大团”，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阎泽溥是“大团”骨干之一，主要是阎泽溥早年在直隶当小包工头时，学会了财务筹算、成本核算之类，是张作霖在管理方面的好帮手。
       张作霖的大团生涯，在维护治安方面有些成就，积累了名声，后在八角台成立规模更大的大团，阎泽溥继续是管理方面的助手。
       到了张作霖的大团受到“招安”，成为正式的地方军队时，阎泽溥成为“军需官”。
       随着张作霖势力范围的逐渐扩大，阎泽溥也一步步登上权利高峰。

      “阿七”在《微笑集》中所写“及张为奉督军，遂渐升至吉、黑榷运局长，盐务美缺，”是事实，在民国资料中可查到。

        而“榷运局”属于专业名称，按照词典对应于民国的解释：
        榷运局属于盐务管理机构，民国二年（1913年）开始设立，分区职掌榷运事宜。
        按照榷运局的历史资料，民国二年设吉林、黑龙江、鄂、湘、西、皖、宜昌、河南、正阳、江宁、建昌、苏五属、热河、口北、晋北等十五局。民国三年裁撤热河、口北、河南、正阳、江宁、苏五属等六局，增设黔岸、花定、广西三局。次年归并吉、黑为一局，裁撤建昌、黔岸二局。
        资料称“吉黑榷运局为吉、黑两省盐之运销、缉私之唯一机关”。
        在民国，盐务利润高，阎泽溥的吉黑榷运局长，是个肥缺，也就只有奉督军张作霖的亲信，才能得到此美差。
        历史上，还珠楼主曾经在榷运局工作过。
        其散文《晋北生活》中称：“二十年前, 笔者曾管此两县榷务。长城密道, 蒙旗相接, 贩蒙盐之私枭, 时有大队往来。”
      “是本瘠差。历任局长, 除日向升斗小贩, 穷搜苦罚外, 并城门亦不敢轻出一步, 缉私更无论矣。”
       二十年前就是1926年，看了散文，不要误认还珠楼主当了榷运局长。
      （这段经历，填补了还珠楼主1926年的一段空白。）

       晋北榷运局，是民国二年全国设立的15个榷运局之一，榷运局长按照现在讲法是“厅级干部”，榷运局下设分局，分局下设卡。
       而还珠楼主管此两县榷务，即是晋北榷运局在天镇、阳高两县的卡长。
       分局长相当于“处级干部”，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因此散文称“是本瘠差”。
       但李科长比榷运局长神奇的是，敢于直面“蒙盐之私枭”。

       而阎泽溥统管整个吉（吉林）、黑（黑龙江），与晋北不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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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在《微笑集》指阎泽溥“阎曩主办镇威军赈务，积善……”,也是事实。
        不过“镇威军”欠详细，实际上是：
        奉军入关后，阎泽溥担任了山东赈务督办兼奉天赈务局长，统管关内关外的赈灾、移民及其安置。
        赈务局长的影响力，在于“办善事”，如果处理赈灾、安置移民得力，传媒广为报道，社会价值大。
        虽然当赈务局长，一般与油水无关，但阎泽溥有一项关键事务，使得孙仲山也不得不屈尊。
        即是阎泽溥曾经被张作霖委任为东北三省的官银号总经理，该银号统一了东北的币制，获取了“铸币”的超额收益（不严格的类比：美元为世界主要货币、美国所获得的铸币收益）。

      “阿七”在《微笑集》指阎泽溥“未达时常受孙周济”，是事实，但那是光绪二十年左右的事，“阿七”又称阎泽溥曾经拿了孙仲山一笔钱、伪称去东北投资房地产，却类于欺骗，
       可以理解为阎泽溥花了孙仲山一笔钱而孙仲山暂时没有回报。
       不过，这或正是孙仲山高明之处，参考“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当年不也是在王有龄身上花了一笔钱而暂时没有回报。
       但后来正是王有龄，使得胡雪岩受到左宗棠的器重，事业不断高速发展。
       孙仲山是赈务专家，是1909年的福建驻京赈捐局总办，1910年的江皖赈务公所正提调。
       阎泽溥任赈务局长据说向孙仲山请教过。
       由于孙仲山早期追随那桐、盛宣怀，财税业务纯熟，在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成为北洋政府首席期间，一度财政运作困难，在阎泽溥的推荐下，孙仲山替北洋政府清理海关历年关税，也即清理税赋欠款，通过追讨历年隐瞒的欠税，奉系渡过了资金难关。

       张作霖投桃报李，例如在1922年北平大中银行出现困难时，张作霖曾经借给孙仲山数十万大洋。
       在1927年张作霖成为北洋政府元首之时，潘馥为国务总理，阎泽溥成为财政总长，对孙仲山的大中银行的支持更大。
       在上世纪20年代，在张作霖、阎泽溥的支持下，大中银行在东北的业务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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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北洋政府潘馥内阁无疾而终。
       根据1929年的政府文件，阎泽溥弃政从商，成为大中商业银行“总理”、孙仲山为协理。
       不过，孙仲山专注于关外，关内事务由阎泽溥亲自处理。
       阎泽溥在东北，未受张作霖去世太大影响，东北军由少帅张学良负责，因为阎泽溥是与张作霖同坐一列火车、共同受炸者，张学良对阎泽溥表面还是比较尊重的。

     《微笑集》中称，“当奉张东退，阎本随行，距皇姑屯不及十里，阎方与奉张、吴俊陞诸人，同斗十湖。
       阎所居包房在后车，忽忆及有一公文须呈张阅，告张略去即来。
       方起行至第三车，迈步欲过，砰然巨响，炸弹已发，将阎由第二车跌入第三车内，仅略擦伤头皮，而张、吴咸被炸伤甚重。
       张当时尚能发声，俄顷即死，吴立时毕命，死状最惨，躯体粉裂。”

       张作霖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之一，何时死亡？
      《晨報》1928年6月5日报道：“昨日拂晨五时半，张作霖专车在皇姑屯遇险，车站铁桥上投下炸弹”。准确时间锁定“清晨5时30分”，现在史料多根据此份《晨報》。
       其死讯最早有所隐瞒（张学良的策略），《大公报》、《益世报》同日报道仅指“张作霖吴俊陞”负伤，指“张作霖鼻端受伤”。
       但因为有人爆料出现死者，随后报纸补充了“吴俊陞死亡” 的消息。

       吴俊陞是民国奉系军阀主要将领，留守关外，1928年北伐战争张作霖失败后，决定息争罢战，退兵关外，吴俊升前往山海关迎张作霖返奉。
       6月6日报纸如《大公报》、《益世报》已经对张作霖受伤严重情况存疑，《中央日报》6月6日新闻甚至说“张作霖生死不明”。
       6月7日《益世报》转“东方电所消息”称“张作霖被炸车辆仅剩铁骨”，民间普遍认为张作霖凶多吉少。
       为了争取时间，《顺天时报》发了假消息称“张作霖脑震荡已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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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时事新报（上海）》1928 年 6月8日第5 版报道《張作霖死謠中張學良忽又失踪》，证实張學良作接班准备，而社会已传張作霖死讯。
     《中央日报》6月7日新闻专注于被炸原因，称“疑为某国阴谋”暗喻日本。另文称“张作霖的死讯越加证实，凡入病房者皆不许出外急”
       6月9日《大公报》称“张作霖未死”。
       没有关联的第三方传媒，《锡报》1928 年6月9日第4版有《張作霖之死与望平街》，认为已经死了。
       6月12日《京报》消息《张作霖未死？》
       到了13日之后，出现确认的报道。例如，《中央日报》1928年6月1 日第3版之《張作霖死矣》。
      《申报》1928 年6月14日第7版《日人謂張作霖確死》。
       并开始有火车被炸情况的详细报道。
     《报报》1928 年 6 月 19 日第2版《張作霖確死矣》，作者老蘇；
     《实报半月刊》1935 年第2期第37页《張作霖死之寫真》，作者張子懿。   

       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列车中是否有阎泽溥？
       有的，根据《晨報》1928年6月4日报道，随行人员中有潘复、何丰林、阎泽溥等（报道标题为《张作霖昨晚可抵奉》）。
       而《微笑集》对列车被炸时阎泽溥状况的描叙，比起其他报纸更为详细，可能还珠楼主更专注于阎泽溥。
       其中的“砰然巨响，炸弹已发，将阎由第二车跌入第三车内，”系指阎泽溥刚刚在第二车厢到第三车厢的过道、向第三车厢方向迈进，爆炸时跌进第三车厢。
       还珠楼主有不少军界朋友，对诸如此类的详细很着意，可参考其散文中与火车事故有关的军事历史文字。
       而阎泽溥列在随行人员的第三位，可见受张作霖器重的程度（潘复即潘馥，是国务总理）。

       隐瞒张作霖死讯为张学良争取了宝贵时间，使得其能从外地潜回，处理交接要务，并与杨宇霆共同主持军务。6月17日开始接管张作霖在东北的部分指挥权。
       7月2日张学良得到其父辈老人（有潘复、何丰林、阎泽溥等）的支持，从此主政东北。而其后对阎泽溥也相当客气。

       史书记载，（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依据就是12月29日沈阳《盛京时报》等消息：“东省改悬青天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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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泽溥继续在关外处理大中商业银行的业务，得益于张学良对父辈老人的支持，也得益于其早年在东北的经历，三教九流，包括东北的日本要人，阎泽溥都比较熟悉。
        其中，当年张作霖聘请的军事顾问、日本人本庄繁，关联到阎泽溥的最后归宿。
        张作霖后期在军阀混战中，不得不依附日本人的武器、财力和情报系统（向日本人借过钱）。
       日本某些派系介入中国事务，“帮助”过某些中国人，其实报藏祸心，在向恺然早期的小说中，不时提到这一点，例如，曾经帮助过革命党的日本人、及其情治系统，（参考向恺然著作涉及秋瑾、杜心五部分）。
       但张作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日本人，参考《我的前半生》。
       日本“君国主义者”为了在东北续建铁路，以实现他们扩张蚕食满蒙之计划，曾经威胁恐吓张作霖，要其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
       但在签约过程中张作霖耍了一手段，他在签约上只写了个“阅”字，并没有签上“张作霖”。
       后来，张作霖干脆撕毁条约，加上其他事宜（如奉系不听劝告、坚持与日本支持的皖系作战），这才终于导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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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聘请的军事顾问、日本人本庄繁，一直是日本“君国主义者”在东北步下的一步大棋。
       炸死张作霖的用意，可类比《教父》和《流星蝴蝶剑》，炸死老子、希望儿子听话；
      不料适得其反（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日本“君国主义者”不得不加快其东北侵略计划。

       孙仲山再控告李寿民是在1931年的夏季。
       但到了1931年8月前后，与本庄繁“隔空交手”多次的阎泽溥，已经从本庄繁手下的动向猜测出本庄繁的狼子野心，以阎泽溥为“总理”、孙仲山为协理的大中商业银行，当时在东北最重要一件事，是抓紧把银行存款、尤其现金搬出关外，其中不少钱是阎泽溥、孙仲山的私家钱。因此什么与李寿民的恩怨，相比之下，根本不是事儿！
       在918前夕，大量资金已经抽离，但“资产化”的银行资金，还没有办法，所以《微笑集》中称：“然现款不多，多为不动产业”（这说对其中一些，而未全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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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细读刊登在《天风报》1935年2月23日、24日文章，可能一头雾水，甚至连阎泽溥何时死亡、死于谁之手，依然是一无所知。
       实际上，公开文献，几乎没有阎泽溥的死亡年期，网页上曾经写阎泽溥(1879~1928)即1928年死亡。
       根据《申报》1931 年10月24日第8版消息《閻澤溥奉張命來京》，阎泽溥1931年还在生，張是张学良。
       1931年秋季，本庄繁已经是是关东军司令，加紧筹备和中国东北的中方武装力量动武。不过，未等本庄繁下令，其部下石原莞尔等已抢先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由于“不抵抗”政策，受到一片责骂。有辛亥革命元老马君武的打油诗《哀沈阳》为证：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再抱佳人舞几回。”
     “赵四风流朱五狂”中的“赵四”指的是赵一荻，赵四小姐；“朱五”指的是民国总理朱启的五女儿朱媚筠（有点冤枉）。

      （附人物关系：孙仲山是盛宣怀的亲信，盛宣怀府上的两个少女“家政”，后被盛安排出嫁：吕葆贞是赵一荻的生母，倪桂珍是财阀宋子文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