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信史__金庸回避的写错的未写的史实_暨全真实用术

半剑飘东半剑西

§28  于1258年大辩论道教败象早露

       而丘处机的传人，不仅夸大了丘处机的言语魅力、劝导作用，使用了“一言止杀”的总结语。
       过分夸大也伴随对丘处机所起作用的过分信任，固然成吉思汗确赐予丘处机虎符玺书，授权其掌管天下道教、且“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
       （但只是让丘处机一脉掌管天下道教，貌似没有让丘处机一脉也掌管天下释教。）
       而旭烈兀，也有鞭长莫及的一面。

       在1258年的佛道大辩论的主裁判，没有旭烈兀授意的有利人物。
       蒙哥主持了一场佛道大辩论，可能也知道其三弟旭烈兀西征对《化胡经》的利用，干脆避开，让二弟忽必烈主持辩论。
       或许当初张志敬等以为旭烈兀主持辩论，没有估计到蒙哥派二弟忽必烈主持辩论。
       张志敬更没有料到，忽必烈与佛教关系之深。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路过云中时，海云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遂邀他同行。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讲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为称赞，多次垂询。
       忽必烈对禅宗的兴趣，要明显高于对道教（包括全真道）。
       佛道大辩论的主要评判为国师那摩、蒙古文字创制者八思巴、蒙元的汉族儒臣姚枢等：

       那摩虽然是蒙哥在位期的大蒙古国国师，但有另一个身份是“总领天下释教”,与少林寺高僧关系密切，包括少林福裕雪庭。
       忽必烈由于那摩，也结识了少林寺高僧，也接触了禅宗，叠加对海云、刘秉忠禅宗学说的认可，忽必烈对于禅宗的印象明显好于全真道。

       蒙古文字创制者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密切，八思巴另有一个身份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与汉传佛教同源，认为道教印刷的《老子化胡经》，诋毁了佛教。

       因此，当一场佛道大辩论，主要评判为国师那摩、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佛教“头众”为少林福裕雪庭，忽必烈主持了辩论，可以直接向双方发问；
       这场佛道大辩论的胜负早已定了，不管道教首席是否是张志敬，都早已有定局，即使道教参加者辩才比张志敬、樊志应胜十倍，道教还是必定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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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忽必烈与金庸人物“金轮法王”历史原型之遇合

       “金轮法王”之名在《神雕侠侣》“第十一回  百计避敌”开始出现。
       在“第十二回  英雄大宴”金庸写道：

       那藏僧听到「蒙古西征右军元帅」八字，双目一张，斗然间精光四射，在郭靖脸上转了一转，重又半垂半闭，对丐帮的帮主却似不放在心上。霍都王子朗声说道：「这位是在下的师尊，西藏圣僧，人人尊称金轮法王，当今大蒙古国皇后封为第一护国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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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法王，因为擅使金轮作为自己的兵器而得“金轮”之名,但实际能够熟练使用金、银、铜、铁、铅五轮，因此拍成电视连续剧，动作图像极好，如果魔术师使用“转盘”。
      在藏传佛教中，“法王”是对具有极高宗教地位、掌握佛法教权或统领寺院体系的高僧的尊称。
      而与“金轮法王”接近的，有个名词是“转轮圣王”（Cakravartin）。
      在印度佛教语境中，“金轮法王”是“转轮圣王”中最高级别者，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神圣性。
      对比这个身份，“金轮法王”就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八思巴自幼被誉为“圣者”（八思巴意为“圣者”），后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对应于金庸文字中的“西藏圣僧”。
       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对应于金庸文字中的“第一护国大师”。
       但貌似金庸此处又写错一处史实，“大蒙古国皇后”应就是指摄政的昭慈皇后即乃马真后（钦淑皇后排除）；

       八思巴自幼随伯父萨班·贡噶坚赞学佛法。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随萨班赴凉州觐见蒙古宗王阔端，途中出家。
       金庸可能误将乃马真后在位时，八思巴出家一事，误记为“封为第一护国大师”
       但八思巴被尊为国师，不是在“大蒙古国皇后”摄政期（昭慈皇后、钦淑皇后）。
       严格而言，八思巴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位帝师。

       八思巴地位极尊，而金庸笔下的“金轮法王”，是忽必烈聘请的蒙古高手之中武功最强的一个，同时也是不输于“天下五绝”的绝顶高手之一。
       在华山绝顶，洪七公和欧阳锋均称赞金轮法王一派的内功极有门道，连“金轮法王”的徒弟，都可列入中原武林一流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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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笔下这位原型八思巴，首遇忽必烈在1253年。当时忽必烈是在南征大理途中，于六盘山召见年仅18周岁的八思巴。
       八思巴3岁诵经，8岁讲经，学识与气度远超同龄人。他的渊博学识和沉稳气度，让忽必烈折服。但是忽必烈深信“转世”之说，没有认为八思巴才18周岁。
       会面后，八思巴以渊博的佛学知识赢得忽必烈敬重，忽必烈更接受其密宗灌顶，确立了师徒关系。
      （具体是忽必烈拜“转世”之前的宗教领袖为师，现实世界则以八思巴为师；在公开场合和处理政务时，八思巴需向忽必烈臣服，而在讲授佛法时，忽必烈则需以弟子之礼拜见八思巴，等价于拜见“转世”之前的宗教领袖）
      (1253年忽必烈38岁)

       1255年八思巴与忽必烈再次相见，进一步巩固宗教与政治联系 。
       此时八思巴已开始深度参与忽必烈的宗教事务，为其提供精神支持。

       1258年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请八思巴任主评判之一，足见对其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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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金庸人物拖雷两个儿子的夺位之战

     《射雕英雄传》“第三回　大漠风沙”，拖雷开始出现：
      “铁木真得讯，先派长子追赶，再亲率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幼子拖雷一齐赶来。术赤向黑马一指，道：‘爹爹，找到那贼子的黑马啦！’”

       铁木真是成吉思汗本名，成吉思汗共有八个儿子，其中最著名的四位是正妻孛儿帖所生的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个人名均在上面出现。
       历史上，术赤（Jochi，约1181–1225年）是成吉思汗长子，因母亲孛儿帖曾被敌部掳走，其血统自出生起便受质疑，尤其是次子察合台多次公开质疑其身份 。尽管如此，术赤仍屡立战功，参与西征花剌子模等重大战役。成吉思汗将最西边的广袤土地封予他，死后其子拔都建立金帐汗国，统治东欧与中亚大片区域 。

       察合台（Chagatai，约1183–1241年）为次子，性格刚正、严守札撒（蒙古法典），深得成吉思汗信任，被委以掌管法律之责 。他与术赤不和，支持窝阔台继位。其封地涵盖中亚河中地区，后发展为察合台汗国，成为中亚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力量 。

       窝阔台（Ögedei，1186–1241年）为三子，被成吉思汗选为继承人，是大蒙古国第二位大汗（元太宗）。他性格敦厚，善于调和各方势力，治国能力突出。在位期间定都哈拉和林，设立行政制度，推动帝国从征战转向治理，并开启第二次西征，将版图扩展至多瑙河流域 。

       拖雷（Tolui，1193–1232年）为四子，继承了成吉思汗大部分军队与核心领地，掌握约80%的蒙古精锐兵力 。他监国两年后拥立窝阔台，是蒙古灭金战争中的核心统帅，以三峰山之战歼灭金军主力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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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小说中的拖雷，是郭靖成长路上的“铁哥们”，使得郭靖经历了家国大义与个人情义的激烈碰撞。
       他们的友情始于大漠草原的童年，两人曾经互赠信物，郭靖送拖雷母亲李萍缝制的布鞋，拖雷则回赠自己佩戴的黄金头圈，两人本来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默誓，直到郭靖必须“站队”。
       拖雷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豪迈仗义、心地善良、极具英雄气概的青年。他虽出身权贵，却从不轻视出身平凡的郭靖，反而在郭靖被同龄人欺负时挺身而出，多次在危难中庇护他 。
       他对郭靖的信任与支持，是郭靖在蒙古部落中得以立足并成长为“金刀驸马”的重要助力。
       而郭靖在金庸文笔安排下，放弃了“金刀驸马”，成为国之大侠。

       拖雷有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均是拖雷与唆鲁禾帖尼的嫡子，不是历史书是按此排列而不是将其他偏室生的也混在一起排序）。
       1258年的佛道大辩论前夕，本就是拖雷的继位当皇帝的长子蒙哥，派其二儿子、蒙哥的二弟忽必烈，去主持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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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哥于1251年经忽里台大会推举为蒙古大汗（元宪宗），是首位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拖雷系君主。
       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并非严格的父死子继或长子继承制，而是通过忽里台大会（kurultai，贵族议事会）由宗王、贵族共同推举产生。因此，大汗生前不立遗嘱是常态 。但一般大汗生前会向忽里台大会的主席团有所交代。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前线（今重庆合川钓鱼城）突然去世，未明确指定继承人（未向忽里台大会的主席团有所交代），导致汗位空缺，为后续兄弟争位埋下伏笔 。

       忽必烈最有实力，为何蒙古不向主席团交代、指定继承人为忽必烈？
       蒙哥与三个弟弟，尽管同出一脉，却因治国理念与权力分配产生深刻裂痕。
       蒙哥坚持“草原传统”，对忽必烈推行汉法深感警惕，曾派亲信查账夺权，几乎将其铲除 。而阿里不哥因坚守蒙古旧俗，深得蒙哥信任，被视为“后院守护者”。
       蒙哥没有交代，主席团成员各种拥立。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被部分蒙古宗王和汉地支持者拥立为大汗，建元“中统”，迈出称帝第一步 。
       同年，阿里不哥在漠北哈拉和林（蒙古帝国传统首都）被留守的保守派宗王拥立为大汗，形成“一国两汗”的对峙局面 。
       双方开始调兵遣将，冲突升级，内战正式爆发 。

       1261年，双方在昔木土脑儿（今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南部）爆发关键战役，忽必烈亲率大军击败阿里不哥主力，迫使其北撤 。
       此战成为军事转折点，阿里不哥势力开始衰退。
       1263年，阿里不哥因粮草断绝、部众离心，尤其在中亚的盟友阿鲁忽背叛，导致其陷入孤立。多位将领和宗王转而投靠忽必烈，阿里不哥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1264年初，阿里不哥在走投无路之下，向忽必烈投降，标志着长达四年的汗位之争正式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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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拖雷另一个儿子的明智

       在拖雷二儿子与四儿子的夺位之战中，拖雷三儿子旭烈兀比较明智。

       1258年佛道大辩论之上一年，拖雷大儿子蒙哥汗在钓鱼城下战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分别在中原和漠北宣布继承大汗之位，内战爆发。此时，三儿子旭烈兀正率军驻扎在波斯与叙利亚一带，远离权力中心。
      由于路途遥远、信息传递滞后，他无法像其他宗王那样马上站队。明智如他，采取了谨慎观望的态度，既未公开表态，也未立即东归 。
      随着局势的明朗，旭烈兀很快做出了选择：他接受了忽必烈的册封，被正式任命为“伊尔汗”，统辖阿姆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波斯、两河流域等地 。

      忽必烈在诏令中明确授权他：“自阿姆河岸至埃及之门，尔旭烈兀善自管理和守卫之” ，这实际上承认了他对西亚的统治合法性。
      作为回报，旭烈兀在政治上坚定支持忽必烈，并多次遣使谴责阿里不哥，形成东西呼应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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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雷共有 11个儿子，其中4个嫡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由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按照传统排在前面。
       其余7个庶子由其他妃妾所生，按照排序为：
       忽睹都（Qutuq）、拨绰（Bolokh）、末哥（Möge）、岁哥都（Sögedü）、雪别台（Sübe'tai）、脱忽（Toqoq）、也速不花（Yesü Buqa）。
       其中，忽睹都与雪别台早卒，对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王位之战，7个庶子有影响了的主要是拨绰、末哥、岁哥都。
       拨绰（又作不者克）以勇猛著称，曾参与对金作战，其母为宠妃乃马真氏。虽然他作为乃马真之子，较有分量，但他在随蒙哥西征后。镇守西域，未卷入忽必烈-阿里不哥之争。
       岁哥都没有表态，选择了沉默。

       末哥（Möge）生母不详，他的态度关键。
       末哥曾向忽必烈密报蒙哥死讯，早就支持忽必烈，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中，一直支持忽必烈夺位。
       其余如脱忽，生母为妾，无实力，也速不花，太小，也无力参与。

       因此，在拖雷的庶子队伍中，忽必烈已经占了优势。
       而嫡子中，旭烈兀态度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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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烈兀的选择，由于两边都是兄弟，不能以兄弟情谊解释。
       旭烈兀受到的利益驱动，忽必烈许诺其在西亚的独立统治权，而阿里不哥更倾向于维护传统蒙古贵族利益，可能削弱其自主性 。
       后方安全压力的需要，当时他正面临钦察汗国别儿哥的军事威胁（因为宗教与领土争端），无暇东顾，支持忽必烈可稳固后方 。
       多重考量结果：尽管战功显赫、实力强大，但他深知长途远征争夺大汗之位风险极高，拥兵自立反而是更稳妥的选择 。

      旭烈兀最终决定留在波斯，不再东归。1264年，他正式接受元朝册封，建立伊儿汗国，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唯一由元朝皇帝正式册封的政权 。
      史称“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他对忽必烈正统地位的认可，也奠定了元朝与伊儿汗国长期友好的基础。”

      查到，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领土广袤，涵盖了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西部、阿富汗西部以及土耳其东部等地。

     （伊儿汗国极盛时约400万平方公里，可比较现代伊朗国土面积的约164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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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拖雷两个儿子——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夺位之战中，八思巴站在忽必烈一边。
       1259年冬，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眷属一同抵达中都即今北京，此时正值蒙哥汗去世、忽必烈准备争夺汗位的关键时期 。
       他在中都写下多部宗教著作，表明其已深度融入忽必烈的核心圈层 。

       1260年春，忽必烈正式即位后，八思巴仍在中都，为其举行重要宗教仪式，强化其称帝的合法性 。
       八思巴让忽必烈获得“文殊菩萨化身”与“转轮圣王”的宗教身份。这一神圣授权在权力争夺中极具分量，帮助忽必烈塑造“天命所归”的形象 。
       同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统领全国佛教事务，标志双方合作进入制度化阶段 。

       而八思巴对忽必烈的支持是实质性的，居功至伟。
       当时藏传佛教在蒙古贵族中影响力日增，而八思巴作为萨迦派教主，其立场直接影响西藏及周边地区的政治倾向。
       他拒绝与阿里不哥合作，确保了西藏的宗教力量不被对手拉拢；
       八思巴在西藏的广泛影响力，为忽必烈稳定后方、集中兵力南下或北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

       至元五年（1268年），八思巴制成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次年被元廷下诏颁行全国。对蒙元政权整体素质的提高，作用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