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往事 I ：孙李恋劫.事件经纬.未解之谜

半剑飘东半剑西

       本庄繁在1931年第四季度，又成立了一个叫关东军统治部的机构，负责对占领区的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管控。
       参考《东方杂志》对本庄繁的系列报道。以及《生活周刊》的多篇介绍本庄繁文章。
       后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运作下抵达东北，1932年开始有名词“伪满洲国”,简称伪满。
       参考《大公报(长沙)》1946 年8月18日第3版《溥儀在法庭陳述 被迫離津之經過》。           
       为了“关东军统治部”，本庄繁不断物色傀儡，包括阎泽溥。
     《微笑集》中称：“亲友中有识者，多方劝阻，阎卒不听，”，就是指阎泽溥入关一事。
       但《微笑集》中若干细节，与史料略有差异。阎泽溥入关，主要是为了他原来在东北多年积累的不动产。
       通过对阎泽溥死亡事件的梳理，可以发现，阎泽溥、孙仲山当时一直进行的把银行存款搬出关外事宜，是成功的，而阎泽溥实际是被本庄繁“绞杀”的。

      《微笑集》指阎泽溥死亡是因为五万元小事，“然其死因极微，仅于某项充公烟土案内，先则借故不能拍卖，嗣以极廉之价购之，转手再行卖出，其盈余仅万余元耳，在阎本身，不过九牛一毛，竟以致祸，亦殊不值矣！”
       五万元是传闻，真正是“五十万”。
       本庄繁对阎泽溥、孙仲山的银行资金一直垂涎，但被人揭发其银行资金转出“五十万”，只不过这是最后一笔，本庄繁派人查账，发现再早的“流水”，大批存款、现金，已被（阎泽溥、孙仲山）提转他处。
       再加上本庄繁发现阎泽溥虚与委蛇，不是真心为“皇军”服务，对“关东军统治部”毫无实际贡献，因此本庄繁将阎泽溥“绞杀”——脖子上有清晰的“绞痕”。
       因此，阎泽溥未必是“通敌”，至少是为敌所“绞杀”。
       关于阎泽溥的死亡真相，也是后期才被知情人在报纸上披露（阎泽溥死亡消息的外漏，要到1932年4月2日，死亡时间则更早，但在1931年12月后）

       在1931年秋三审李寿民案件的关键时间，阎泽溥的死亡真相还未见报。
       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阎泽溥，也招惹骂名。或影响到孙仲山的官司，也影响法官的判断。
       而到1931年10月到11月还有阎泽溥的新闻，例如《民国日报》消息，《閻澤溥赴  锦州》

      但仔细看内容，却是“奉张学良命赴锦州”等等。

      可以想象北平的法官，在种种东北消息之下，在军政人士总是将孙仲山与阎泽溥联结的背景下，还会不会在李寿民官司上全力帮助孙仲山？

      只要稍为思索，便知李寿民与孙经洵不是师生，非老师借师道尊严与学生“恋爱”。

      那篇用以作证明的长寿孙氏部分乡亲签署的资料，竟然以“誘騙孫經洵幼女”为主题，法官只要看过《勇敢女性》中孙经洵年龄，或者核对户口，便知1930年孙经洵已经23虚岁22实岁，哪来来的“幼女”？

      李寿民案件在高级法院三审后，根据《微笑集》

     “公役持最高法院公文见示，始悉余未到堂，而三审之案竟结，依然一纸不起诉与上诉驳斥之处分书也。”

      在李寿民案件结案后，第二年（1932年）的四月，才有阎泽溥的死亡真相，更迟，才得知阎泽溥没有替本庄繁服务，东北的日本最高负责人为本庄繁，本庄繁看中阎泽溥的财税能力，要求阎泽溥替关东军统治部作财税全盘规划，但阎泽溥没有提供。

       而由于阎泽溥、孙仲山事先提出现金，本庄繁的个人贪欲也无法实现，即使逼出阎泽溥的不动产契约又如何？

      （本庄繁占领张作霖张学良的大帅府，搜出黄金八万条，运往东京，每条重2斤，累计256万两。）

       因阎泽溥、孙仲山事先提出现金，没有“资敌”，阎泽溥被敌“绞杀”，某种意义孙仲山反而有功劳。

       随着阎泽溥事实上是死于日本人之手消息的开始传播，社会对阎泽溥的认识开始转为谅解，也纠正了对孙仲山的附带不利影响。

       到1932年下半年，对孙仲山的报道是正面的，例如有关齐堂煤业公司的消息，孙仲山是股东之一。

       更后些，还有“川難民待救”消息，四川乡绅联名要求“請借撥川路股”赈灾等，名单前面有孙仲山的名字。

      （又，阎泽溥妻子实际上看不到阎泽溥的遗体，1937年5月31日《大公报》消息，“阎泽溥失踪六年妻子请求宣告死亡”，

         反推阎泽溥是1931年底入关后一直“失踪”，六年未见遗体法律作失踪处理，故妻子请求宣告死亡。）

       而在东北行了一步险棋后，对于李寿民的“打赢”官司，可能孙仲山也想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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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显示，在孙仲山再次控告李寿民的后期，已经知道孙经洵坚决的与李寿民在一起（孙经洵的二表哥清楚两人近况，二表哥也一直出入孙府），孙仲山也必须考虑将李寿民逼得太甚对孙经洵的影响——孙经洵的性格非常刚烈。
       孙经洵离家前对父亲孙仲山的告别信，清楚写上：“爹爹如再三固执，女儿逼得无奈，祇好求法律保护，不济则以死济之了。”
       注意“以死济之”！
       即使不“以死济之”，将李寿民逼得太甚，给女儿痛恨一辈子值得吗？
       孙仲山一生中多次担任“赈灾”相关要务，假如多次出资出力做善事、普度众生，却被自己的女儿痛恨一辈子，孙仲山不得不考虑继续打官司，有没有必要。
       因此说，“可能孙仲山也想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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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寿民也想开了，后来借《天风报》赞扬一下孙仲山“孙为人任侠，经营商业，有远见，魄力甚大”。

       而孙仲山历史上也值得一书的贡献，如果孙仲山真的要办一件事，他会持之以恒、不言放弃，例子是追讨欠款的多年奋斗。

       大中银行是孙仲山与重庆商人汪云松,王墨园,何鼎臣等十人联合发起,1919年6月起业务不断扩大。其中汪云松为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王墨园,何鼎臣等人的实缴现金更多，但看中孙仲山的才华。后大中银行的分支扩大到至少十三处。

       北洋政府是是中国在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由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代表中国与各国打交道。
       北洋政府的元首，开始三任为：
       袁世凯（1912年3月10日~1916年6月6日）、黎元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冯国璋（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到第四任为徐世昌（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时，财政孱弱不振。为解决国库空虚问题，1921年由币制局总裁调任财政总长的奉系张弧，
       找到孙仲山，希望向大中银行借款三百万元。
       其中直接借款为80万，余为间接借款，即大中银行向财政部出具存单，政府凭借存单作为抵押，向各个银行贷款。表面上是北洋政府向其他银行借款，实际上大中银行因存单变成背书人。
       北洋政府准备如何还大中银行的三百万元借款？
       北洋政府财政部将在1922年收取的当年盐税、扣除付外债本息和支付盐务行政经费后，得到余款，优先安排偿还大中银行欠款。
       孙仲山与股东们商量后认为是万无一失的好生意，遂答应。
       为了这笔巨额借款，大中银行实际上是调集十一处分行的存款，才办得到。

       不料，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失败，不仅张弧被革职，而且主持北洋政府的直系，不愿（拖延？）偿还对大中银行的欠款。
       风云突变，大中银行不得不将十一处分行同时停业，孙仲山与股东承认分行存款的本息，承诺追回这笔巨额。
       为此孙仲山牺牲了多年心血，在军阀风云中，不断施展人事技巧、不断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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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政府的元首，第五任到第八任为：
       周自齐（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
       黎元洪（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高凌霨（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曹锟（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
       但1922年到1924年的北洋政府实际由吴佩孚把持。
       孙仲山与吴佩孚建立了更友好的关系（原已有旧），虽然1924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吴佩孚一时无法帮助还款，但在其支持下，最高法院判决，北洋政府财政部必须偿还大中银行的款项。
       而不久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影响了还款计划。
       因1926年7月、1927年4月，南方政府二次北伐，吴佩孚兵败入川，还款计划泡汤。

       北洋政府的元首，第九任到第十四任为：
       黄郛（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3日）、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胡惟德（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颜惠庆（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杜钖圭（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顾维钧（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但大权基本掌握在奉系手里。
        1927年6月，张作霖开始主持北洋政府，成为北洋政府的第十五任元首：
        张作霖（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

        由于张作霖心腹阎庭瑞的介绍，孙仲山帮了张作霖一个大忙，作为感谢，张作霖下令在增收的出口税中，拨款偿还原最高法院承认的大中银行欠款。
        不料1928年6月5日张作霖被炸死，还款计划再次泡汤。
        随后张学良主政东北，阎庭瑞向张学良重提其父的还款计划。
        而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原北洋政府的财政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合并，最高法院也合并。
        北洋政府在经历了十五任首脑后，也正式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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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学良帮助下，合并后政府承认原北洋政府最高法院的判决，合并后的财政部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归还大中银行的款项。
      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财政部欠大中银行的款项，是重要内债之一。
      （潜在人脉链：孙仲山是盛宣怀的亲信，盛宣怀府上的少女“家政”倪桂珍，长大后被盛宣怀安排出嫁，倪桂珍是孔祥熙的岳母。）

      在孙仲山的不懈努力下，当时的财政部（部长为孔祥熙）终于偿还大中银行的欠款，也是偿还大中银行原十一处分行的存款本息。
     （由于原借款合同附息，计算表明，原300万借款的本息累计已是2875万元）
      而孙仲山，也对得起其作为银行家的信誉、对得起其早期对巴蜀老乡的保证银行存款本息之承诺。

      按照这种恒心，如果孙仲山坚持要打赢一场官司，最终还是能打赢。不再打官司了，多数是看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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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之前，好几年前，曾有想法：是否还珠楼主的结拜兄弟段茂澜帮其打赢后面的官司呢？
       因为根据还珠楼主家人的回忆：1933年1月30日李寿民长子诞生，为纪念段茂澜 (字观海) 恩德，取名观承，字怀海。此后子女取名均以 “观”字排行。
      （李寿民、段茂澜大约于1928年夏季义结金兰）
       而早期的还珠楼主研究称：“段茂澜是段祺瑞的侄儿”。
       但根据辈序资料，对早期研究的“侄儿”存疑。
       民国资料显示，段祺瑞与其二弟段祺辅是“祺”字辈，两人的儿子是“宏”字辈，段祺瑞的长子为段宏业，段祺辅的儿子为段宏刚。
       而段茂澜，字观海；不是“宏”字辈。
       段茂澜与段祺瑞的关系，要上溯到段佩（字韫山），段佩为段祺瑞的祖父。
       可能按照宗亲，段祺瑞是段茂澜的上辈，如果比段茂澜父亲年轻，就是叔叔辈。
       即使段祺瑞是段茂澜的亲叔叔，在1931年已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也无能为力。

      段祺瑞另有一位高其两个辈序的族叔公段芝贵，为原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
      不知段茂澜是否属于段芝贵此一脉，不过既然先期研究称段祺瑞为段茂澜之“叔叔”，段茂澜与段芝贵起码隔了三个辈序。
      又查到段芝贵1925年3月已经在天津病逝世。
      这一脉的后代,到1930年底，地位可能还不如段茂澜，
      当时段茂澜可能已由副局长升正局长（至少1930年有几个月时间，天津电话局的局长还是陈体荣，未查到何时卸任的任命）

      根据《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4期第1页《中比永久亲善:臧专员演说后高呼万岁(立臧侧持译稿译诵者为电话局长段茂澜)》，
      1931年段茂澜的身份为“电话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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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茂澜还有一个身份是南开大学教授（段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算孙经洵的校友“师兄”；后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回国）。
       未知段茂澜是如何处理在南开大学的上课与电话局正副局长的关系，推断当副局长、（后）正局长在南开大学无法像普通老师那样上课。
       因为天津的电话局也负责军务，局长任命由国府的交通部长签署。
       查到段茂澜在南开大学授课是“教法文和德文”，但正式任课的民国报道是1933年6月25日，南大學生劉維翰出了意外，“因德文試卷不及格敎授段茂澜謂不能及格、恐學校不准畢業”。
       因此，也可能段茂澜任南开大学外文教授，是1933年前后的事情（当时可能已不当局长）。
      （1936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初任秘书兼交际科长，后升任美洲司司长、驻英大使馆公使。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驻马尼拉公使兼总领事。）

      按照在李寿民打第二场官司时，段茂澜自己还能施展一些影响，如向北平法官证明“孙经洵是成人人不是幼女”。
      不过，从段茂澜在外国读书、对学生試卷不及格决不“放水”分析，其可能会相信“司法公正”不会主动干预（在法官向任职单位作征询时，签署证明文件则是正当的、被动的）
       在《微笑集》中，李寿民没有描述到军政要人的帮助，他自己也差不多绝望了，做了最坏的打算。

      段茂澜的功劳，是当孙仲山的一帮孙名乡亲，联名作证说明李寿民种种不是之处时，坚持相信还珠楼主的清白，一如既往，也坦然地安排李寿民在电话局工作。作为正副局长，知人善任，认为一个人胜任工作，就安排工作，这是正道。

      即，段茂澜是否在官司上发挥影响，没查到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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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还漏了谁？

       如《微笑集》所述，还珠楼主在事先对于高级法院的判决，一点把握都没有。“不若一任已意为之，福祸委之命定。”隐隐然又“赌命运”之意。
       不过，文中写道：“又半月，适有梁园之行，”，还跑了一趟梁园。
       还珠楼主不在，高级法院要找谁呢？当时的天津、管辖天津的省份，司法改革一直进行，也很先进，不排除在还珠楼主不在时，有代理律师替他应付。
       那么，有没有可能某个律师朋友，在明或在暗帮助他呢？

       散文中出现过“至友名律师赵星缘，曾旅甘多年”，这位律师赵星缘，应列为首选。
       在《蜀山剑侠传》写出后，有个赵从轺律师受任还珠楼主李寿民常年法律顾问。
       根据1925年《善后会议公报》第6期的第153~155页，有“议案：修正案：会员赵从轺（陆洪寿、马麒代表）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修正案”。
       又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赵从轺等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修正案（一九二五年）》其中，具体有“提出者：赵从轺”，表明赵从轺是“国民代表”。
       早在1925年，赵从轺律师已有一定社会地位。
      （不过，请赵从轺为版权律师，是1933年的事。）
       是否赵从轺就是赵星缘，必须经受“旅甘多年”的核验。
       而是否在此案，赵从轺或赵星缘，帮助过还珠楼主，也无资料佐证。

       还有，凌昌炎,1915 年 9 月受聘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法律概要”，精通法律，还珠楼主至少在1944年与其有交往。
       凌昌炎人颇正义。1946年，北京36名道士为了维护道教清规，焚烧了白云观自称“住持”的安世霖和都管白全一，
       是道教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曾轰动了北京九城和全国宗教界。当事人虽然事后自首，仍然有判重罪可能，36名道士之首回忆：  
     “凌昌炎律师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办理一切上诉手续，并将上诉状呈送河北高等法院”。
       因此，凌昌炎律师也是能暗中帮助者。
       只不过，在还珠楼主的文字记述中，没有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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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珠楼主早年的词作，或关联了此一秘密。
       笔者早年积累了还珠楼主10多首诗作，但词作只有一首，词牌名为“临江仙”，是写给“蕖青五兄”的，即著名律师朱鸿儒，号蕖青。
       记者的资料显示，还珠楼主与朱蕖青有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交往历史。
       民国记者曾经报道，还珠楼主1921年在内务部值闲差时，已经认识朱蕖青，也同“袁寒云、梁爰居等”“同寓旧京，诗酒征逐”，
       律师可能是两位（朱蕖青、赵星缘），加上袁寒云、梁爰居和还珠楼主共五位（另一不详，或桂君或陈君），不排除还珠楼主已与朱蕖青订交。
       从词作分析，还珠楼主可能还经常与朱蕖青等射虎（猜灯谜）。

       1947年还珠楼主45岁，朱蕖青太太年已近50岁，推断朱蕖青比还珠楼主大起码5岁。
       而袁寒云（袁世凯二儿子）如在生则57岁； 梁爰居则65岁。
       因此，朱蕖青在“诗酒征逐”中排第五（还珠楼主为六），也是可能的。

       虽然，袁寒云是袁世凯儿子，但1921年袁世凯已死了5年，北洋政府也并入国府，袁寒云是也就是“二世祖”，风流文人。
       袁寒云人比较随性，喜欢订交，但有些很快忘记了。
       袁寒云在北平、上海、天津各有房产，六人“诗酒征逐”是在北平的一段。

       梁爰居自幼诵读经史，为人狂傲，以苏东坡自许。
       但是查到1921年开始到1924年，梁爰居主要经历在上海，诗酒自娱。
       不排除六人“诗酒征逐”，梁爰居是伴袁寒云从上海返回北平，因为与袁寒云对官场失望不同，曾在张作霖旗下出任政治讨论会委员的梁爰居，一直有官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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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断，记者的描述本意是为还珠楼主添光彩，但六人“诗酒征逐”的历史不太长（还珠楼主自己从来不提与袁寒云有过交往）；
       主要是李寿民、朱蕖青、赵星缘的交往，长近30年，20年代的三人交往，射虎（猜灯谜）可能是节目之一，
       参考李寿民赠“蕖青五兄”的临江僊词，其中有“旧日北平，射虎”。
       民国文人的射虎，足足可以写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鸳鸯蝴蝶派与射虎，可参考
     《时光永驻——民国著名涉侠作家合影 等历史相片___据以溯原武侠创作》链接：

       https://bbs.gulongbbs.com/forum. ... &extra=page%3D1

       例如：
       江红蕉民国的著名事件是，常至大中楼悬谜和射虎，猜谜猜中了自己的名和姻亲的名：
       其一：火烧赤壁（报界人名一）谜底：江红蕉；
       其二：黄河清（报界人名一，玉带格）包天笑
       江红蕉创作的谜语有：膣（古人名一）谜底：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