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叶洪生〈冷眼看现代武坛──对二十年来台湾武侠作家作品的总批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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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洪生〈冷眼看现代武坛──对二十年来台湾武侠作家作品的总批判〉（上）

～～原载《文艺月刊》第６２期（1974.08）

（注：文中提及年份均指民国纪年，换算为西元要加上1911）




　　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于去岁（六十二年）六月间，首先刊出金恒炜先生的“书剑飘零”，拨开漫天云雾而直探武侠的青天。连月以来，已有不少位专家学者陆续地发表了许多高明精辟的见解，并由区区十分浅薄十分僭越地写了一篇“武侠何处去”，为武侠小说论战聊作小结（见六十二年十一月廿三、四日中国时报人间版）。尽管有人认为武侠论坛之设，喋喋不休，令人厌烦；却也更有人认为谈得肤泛，还不够深入具体，空有理论耐缺乏实证，这不能说不是件憾事。

　　最近淡江文理学院的文学研究社曾举办了一次“武侠小说座谈会”，邀本人主讲‘现代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向”。俺差幸是少数睡过“武侠觉”，曾“眼看他（武侠）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有心人，因此，古调独弹，取瑟而歌，乃在会中对时下的作家与作品稍稍作了一番分析与简评。我想，撇开旅居香港的金庸、倪匡（曾主编“武侠与历史”，“独臂刀”电影的褊剧人）不说，台湾的武侠作家们在书声、雨声、麻将声中，寂寞地度过了他们的“江湖夜雨廿年灯”！雁落霜寒，未始没有“知音寥落”之感，但何以他们在“著作等身”之下仍持此虚无悲观之想呢？这就不能不考量到我们的社会是否曾予他们公允的评价了。

　　在此我愿表示，我尊重武侠小说作者们的创作自由，但也要彻底检讨他们的作品，站在客观的立场，审慎地评估褒贬，并肯定他们的某些成就与价值。在尚未月旦武侠的作者与作品之前，首先似乎该把“现代武坛”的语意界定一下。“现代”一词不采现代史的定义（从民初始迄今）。

　　而从民国四十六年开始算起直到现在。四十六年以前，台湾作家尚未有武侠作品问世，而今天，武侠千层浪卷千堆雪，大江不舍昼夜尚未东去，还在乘奔御风不断吹奏“大军进行曲”，它的确是个“现在完成进行式”，殆无疑问。再者，武坛所指不是国术里的各门各派，而是特指“武侠文艺界”而言。为何要在文艺界上冠以“武侠”二字呢？因为无可否认的，武侠小说虽是中国文艺中的一“类”，却始终为正统文学家视为“化外之民”。如将堂堂文艺界比作“中原武林名门大派”；则武侠就只能算是“东邪”、“西毒”之流，或什么僻处边陲的喇嘛教密宗门之属了！因之，在此西域武学尚未被中原武林人物“重新估价”之前，使用“武坛”二字并不是件特别风光的事。而是有多少“妾身未明”的无奈意味在内。

　　有了这番界定，我们对“现代武坛”一语，乃可有清楚的概念：从民国四十六年起迄今的武侠小说作家与作品。当然它的前提是只限于台湾之内的。


【武侠与纯文艺之异同】


　　做一个优秀的作家，难；做一个优秀的武侠作家，更难！何也？一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充要条件，要在它能追求人生的真谛，反映时代的信息，而把它所处时代的奋斗、煎熬、情结、理想忠实的表现出来；它的神经就是民族的神经，它的灵魂就是同胞的灵魂，他何止于骨肉相涟？简直是血浓于水！如果这是个丑陋的时代，也万不能粉饰太平，而要把那个丑，那个陋，老老实实地合盘托出。这就是‘真”、这就是“善”、这就是“美”！像世界大文豪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沙皇时代的腐败，索忍尼辛笔下苏维埃统治的恐怖，都不是描述一人一物的丑陋，而是以写实的史笔具体而微地勾绘出那“整个时代的失败”！而欲成一部伟大的武侠作品，不但要具备以上诸般条件，作者更要通晓历史掌故，精熟地理民俗，他不但要具有纯文艺作家的细腻笔法，且要兼通佛学、道藏，旁及星卜命相，对于国术起码有基本常谶，方能信手拈来，看根有据──这几几乎非专家内行便不为功！可见优秀武侠作家之不易得。

　　一般文艺小说多写近代或现代事，而武侠小说则一律溯古（至迟在清末以前，武功尚能管用）。二者除内容与题材之外，在成书形式上亦大不同。

　　一普通文螫小说有短、中、长篇之分，少则三五千言，多则数十万言，成书例编一厚册。（如冯冯着“狂飙”分四部出书可谓少之又少。）而武侠动辄百万言，大类“王二娘的裹脚布”，故多分成数十册薄仅六七十页的小本出版，是只可长而不可短也。

　　二新文学运动以降的现代文艺，除了句法欧化，洋文夹杠增多之外，在编排上并无大变化。而武侠却有三变：

　　其一：政府迁台初期，坊间颇多大陆时代作家在抗战胜利后的作品，如朱贞木“七刹碑”、王度庐“江南鹤”、“铁骑银瓶”、毛聊生“大侠追云客”、“女侠夜明珠”，此类多仿传统章回小说的排列对仗，密无间隙，唯有俟章回完结，才有段落可寻。民国武侠四十五年金庸的小说陆续流传来台，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有云君作图，章回采七言古诗孤句，书中文字排列虽密，然每韦回已视其情节发展而分成君干段，此为一变。

　　其二：稍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已将七古章句改为四字一句的散文短题。民国四十六后五十年以前，台湾武侠作家们的说部章回虽仍承袭曩昔的传统式骈四俪六对仗，但在内容编排上，已走向金庸段落层次分明的样式了。此为二变。

　　其三：民国五十年以降，此地作家普遍改采金庸式四字散文章问，内容编排亦逐渐“扩大空间”，唯春秋出版社原约请另人作插图，至此已略去不用。泊至晚近，段与段、行与行已无大差别，往往一个‘杀！”就霸占一行。于是，以往七八十页一册的武侠小说遂由七八万字一变而为四万字，再变而为两万字，三变却只剩稀稀朗朗的万把字了。出版商的投机脑筋，动得快（每本售价照旧），但每本书的内容与份量却相对递减了。五十七年“春秋”出版卧龙生的“金剑雕翎”竟高达九十六集之伙，如此“商格”胡乱舞，武狭堕落风尘是其来有自的了。

　　以上极简略地把台湾二十年来刊印武侠小说的演变，及武侠文艺与纯文艺的分野，作一鸟瞰，下面就要谈台湾现代武坛上的作家与作品的正题了。我姑以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武侠泰斗为例，一一指出他们剑法的来历，并客观分析他们作品的好坏精粗。我将按他们出道的先后，从牛鹤亭、吴思明、张建新、古龙……依序作专章讨论。

【风尘侠隐觅卧龙】

　　牛鹤亭氏是台湾最早下海写武侠的先驱，笔名“卧龙生”，大有以卧龙复生自况之概。虽然一般读者提到他总喜欢联想到他的“惊虹一剑震江湖”，其实他最早的处女作乃是民国四十六年夏，由台中玉书出版社出版的“风尘侠隐”。牛氏自承昔受朱贞木、郑证因、王度庐的“宝剑金钗”、“鹤惊崑仑”，认系写情武侠作品之极致。因此他的“风尘侠隐”摹仿王氏手法，着力于叙事写情，刻划人物亦颇见工力。可惜是出只出到十集便因故中断，两年后由旁人代笔续完，堪称是虎头蛇尾了。

　　四十七年他的第二部作品“惊虹一剑震江湖”连载于台中民声日报，轰动一时。是书初亦如前书一般严谨，故事虽亦不脱寻常江湖仇杀老套，但布局甚巧，具见匠心，可是亦仅写到正集第六续集第十，又如法泡制地以“告病”为由，先吹暂停，再找人代笔，续诌那未了之残局。四十九年大华晚报连载牛氏的“飞燕惊龙”，全书虽被一个失败角色杨梦寰拖累，逊色不少，却也彩笔纷披，允称佳构。但此书亦“欲罢不能”，留下个续绍的狗尾巴，于是续集“风雨燕归来”乃仓皇推出。然而，牛氏打诓难圆，后力不继，既无法转圜，干脆重施故技，乞灵捉刀客，胡乱“盖”完了事。纵观以上三书，牛氏笔法虽系“传统正宗”，然已划地自限于一境界：书中主角男必天纵英才、人中龙凤、貌比潘安、屡逢奇遇奇缘；女必美如夭仙、身负绝技，却偏偏情有独钟，爱上那“瘟得可以”的小白脸。于是在如此公式下，才貌双全的俏佳人痴心‘倒追”娘娘腔、瘟呑呑的少年冤家，后而情孽纠缠，一夫多妻制是想当然的事了！

　　“铁笛神剑”仍是循此路线发展，之后，他的“天香飙”与“绛雪玄霜”开始渐离“正宗武侠”的轨道，而以悬疑、诡奇取胜。同时，他在中央日报连载的“玉钗盟”，却又奇正相间极尽幻想之能事。为此间读者誉为代表之作，并且前不久还曾搬上电视去“花拳绣腿”了一番。客观而言，“玉钗盟”的悲剧题材极好，是书牵涉到三代人的恩怨。一开始便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徐元平夜探少林，欲盗达摩易筋经，后巧遇高僧慧空三日传灯，并赠以戮情剑，从此这把剑便引出许多武林人物的贪嗔欲忘……到最后，徐元平英年早夭，悲剧收场，令人感到回肠荡气，犹有余韵在人间。是书之奸，好在其布局伏笔，气象万千；并能适时提出人生哲学的看法：即人无绝对之好或绝对之坏，在好与坏之闻，还有很多不好不坏、似好似坏，或有时好有时坏的人存在。这种人在现实社会里极多，彼辈行事全凭一时之快，便即无心造因，结果是好是坏，无从论断。因此身负血海冤仇的徐元平一旦且得知自己的亡父也不是什庆“好人”时，心中之悲痛真莫可名状，而杀父大仇神州一君易天行虽大奸若贤、伪善欺世，但不可讳言他以正派人物之姿态出现，确也排难解纷、主持正义，其影响是“正面”的，那么他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罪呢？如果他功罪俱有，那算不算是“坏人”呢？徐元平天人交战，捧扎在私仇与公义之间？这一段内心的描写是作者最用心最卖力，也写得最好的！但他伏笔虽好，却无能将自己有意造成的“自我中心难局”摆平，于是他的败笔在自己无法妥贴安排的情形下一一露出马脚：如慧空戮情剑的来历及剑匣之秘、孤独之墓与南海奇叟的关系、恨天一妪与慧空的恩怨等等，在在均是重要情节而为作者落笔暧侏与谬误之处。这一部小说，观其早先架构，本可发展成一部完美的杰作，却因“一代正宗才力薄”，而留下这些不可原谅的“粗心失误”，真是可惜。

　　继“玉钗盟”后，牛氏又以侦探手法写“，无名箫”与“素手劫”，遂正式改变了他的写作路线，却不很成功。像他在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涯侠侣’、“飘花令”、“神州豪侠传”以及迄今的“金笔点龙记”，有如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而这些晚近作品如和“玉钗盟”以前诸作相比，非但内容贫乏扯淡，全无意境，且文字拙劣更疑非一人之作。因牛氏以往曾一再有请人代笔续貂的记录，故而我颇怀疑他“素手劫”以后新朝派各书像“金剑雕翎”、“指剑为媒”、“天剑绝刀”、“天鹤谱”、“镖旗”……等亲撰的真实性。──虽然封面上还印的是他的金字招牌：“卧龙生”！

　　牛氏写作全不谈历史文物、风土人情，想见这方面的常识也太缺乏。他唯一的一部历史武侠“圣剑血刀”是特为国军“连队信箱”所写的，被列入“忠义小说”，描写明末忠臣孙承宗与袁崇焕为奸宦所害事，十分精采。牛氏以卧龙生笔纵横台湾武坛十六年，成书二十余部，都数千万言，声威赫赫如同泰山北斗，先既仗剑为前驱，开武侠风气，后又屡有佳构，惜乎五十五年以降不进反退，驯至今天这种“名存实亡”之境，残堪痛惜！但他仍不失为一个使武侠通俗化的功臣，我们是不能随意抹杀他一切的。

【夺魂旗下窥诸葛】

　　台湾武坛向有“三剑客”之称，即所谓卧龙、诸葛、司马，三分天下。卧韵生前已表过，司马指司马翎，容后再叙，诸葛就是指诸葛青云张建新氏了。张氏处女作是民国四十七年春夏出版社（吕氏书店）印行的“墨剑双英”。这书不幸有极大的败笔，其第一章“仙花墨剑有前因”的前因竟是种在民国初年还珠楼主着的“蜀山剑侠传”上。，是书叙峨嵋剑仙李英琼的降魔至宝紫郢、青索双剑，群邪丧胆，威力无边！却被张氏引至自己书中，岂不荒谬？试想张氏与还珠楼主李寿民向无渊源，又何必非祖述蜀山人物不可？（有关蜀山剑侠传的影响下面会再谈到。）

　　张氏继‘墨剑双英”后，继写“紫电青霜”、“折箭为盟”、‘半剑一铃”、“俏罗刹”、“一剑光寒十四州”、“美人如玉剑如虹”等书，传诵一时。其中“紫电青霜”、‘一剑光寒十四州”均有续集，差幸尚为其本人之作，与卧龙生先生不可同语而语也。诸葛张先生羽扇纶巾四轮车，阴阳反掌定乾坤，于谈笑间完成如许著作，其才华之高及创作力之富，在此间不作第二人想。（案：以上诸书均系四十八──五十年中完成者。”

　　五十年起，诸葛又迎风招展“夺魂旗”（书名），乃仿金庸“射雕英雄传”里人物之塑造，也东、西、南、北一番。金庸笔下五奇乃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而诸葛先生笔下五奇为“东僧、西道、南笔、北剑、夺魂旗”。“中神通”王重阳真人配上“夺魂旗”钟离老人，真真有趣！张氏稍后诸书如“铁剑朱痕”、“豆蔻干戈”、“霹雳蔷薇”、“碧落红尘”、“玉女黄衫”、“弹剑江湖”……也一直循此旧路线发展，无甚出奇。总之，张氏文采风流，腹笥渊博，记忆尤其惊人，因此他的作品中一大特色，就是历史掌故媚熟，旁征博引诗词歌赋、文虎酒令，堪称第一。但也就因如此，他的小说极易写“流”，引用古文而不“知止”，当然境界与格调不高。

　　张氏到后来写书千篇一律，几有一固定公式：美男配美女，“哥哥”“妹妹”满天飞；秘笈合灵药，使毒大家无匹敌。而他所塑造的人物，必仙露明珠、文武兼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他的“一夫多妻制”比卧龙生实行得更彻底，几乎每部书都是郎才女貌（不是“豺狼虎豹”！）且是“一床Ｎ好”，皆大欢喜收场。有人说，读他的武侠好比读琼瑶的“窗外”──一部足矣，岂可再乎？洵为持平公论也。

【关洛风云撼吴楼】

　　民国四十八年春，政大的一位文科四年级的侨生吴思明（篮球老国手吴乙安之幼弟），以“吴楼居士”的笔名写“关洛风云录”，笔触清新古雅，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其叙事之曲折，其写情之缠绵，以及追求人生境界之高邈，刻划武功之玄奇，均臻上乘。是书虽以主角石轩中与朱玲的爱恨交织、悲欢离合为中心，但也别采复线写法，将关洛道上的英雄好汉、奇人异士刻划得淋漓尽致。本书至十六集小结，又作续集“剑神传”，更见精采。“剑神传”一书销行海外，佳评如潮，吴氏再接再厉继作后传“八表雄风”，却有些画蛇添足之嫌了。吴氏另作剑神外传“仙洲剑隐”，乃描述仙人剑秦重败于剑神石轩中剑下后，携同爱妻袁绮云远赴海外习剑事。此书仅四册，虽为一般读者咸认多余，但我却由此看出一位年轻的作家对自己作品忠实的负责的写作态度。在剑神本传中，曾轻描淡写的将秦重远涉浮丘学剑事一笔带过，或者读者早已忘怀，然对一个严谨的作者来说，他是不能随便“处理掉”的！吴楼居之不马虎、不苟且，正是其成功之处。

　　从“关洛风云录”到“八表雄风”，通称前、本、后三部“剑神传”，以一般说部水准而言此传无疑可列入具文学美的杰作之林。此长达二百余万言的钜着，奠定了吴氏在台湾现代武坛的地位，以一个年仅弱冠的大四学生而言，这几乎是椿不可思议的奇迹。吴氏旧学根柢甚深，牵涉佛学道藏，因而言谈微中，莫不有物。他的遣词用字虽有现代况味，而在通篇说部中仍不时可嗅出一股古色古香的儒雅高华之气采；他偶尔引用旧诗词（间或自作）均能“时而后言”，恰如其份，所造成的文学意境之壮美，亦不可方物。

　　他的创作时期可分为几个明显阶段：即剑神传（“含前、本、后三部）、“剑气千幻录”为第一阶段，着重描述名门正派人物的浩荡江湖，“[金缕衣”、“白骨令”、“鹤高飞”、“断肠镖”为第二阶段，乃由社会各层不同的角度来写人的善恶爱欲，世界的光怪陆离；这里有老实拙朴的孙伯南，看胸无点墨却获美人青睐的何仲容，更有出身黑道，挣命于罪恶渊薮中的沈雁飞……总之，他尝试用各种题材来塑造他那绝无雷同的“江湖”，书中人各有人性缺点，而不似某些名家笔下男皆金童，女皆玉女，、吟诗作对样样在行的“理想武侠”──那种十项全能式的“超人”，在吴氏书中是不易见到的。

　　在此必须一提的是，吴氏初用“吴楼居士”作说部之谈，寻即别用“司马翎”之名写“剑气千幻录”。（案：坊间石印本有作“武林第一剑”者。）因故以后诸书，时而‘吴楼居士”，时而“司马翎”，实则一而二、二而一；究其所以如此者，亦不过效老子“一气化三清”，故弄玄虚耳。民国五十年起，吴氏巳不用“吴楼居士”之名，而正式统一用“司马翎”的笔名著书。当时，他在联合报连载“剑胆琴魂记”，波澜起伏。曲折多姿，备受欢迎。然这时他已逐渐改变文风，迈入第三阶段，即武侠更文艺化、口语化而企图全然摆脱“水浒传”以来文白夹杂的影响。继“剑胆琴魂记”后又连载的“圣剑飞霜”、“缠手驭龙”，也均能保持相当水准，而他的“帝疆争雄记”更是想入非非，引人入胜，其创作力之雄浑与文采之斐然，当远在卧龙等诸家之上。

　　无庸讳言的，吴氏虽天才高妙亦有极粗劣的作品，如“铁柱云旗”、“挂剑悬情记”、“金浮图”等书，往往前言不对后语，人死了又复生，这真是“大意失荆州”的粗心了！稍后的“红粉干戈”与“饮马黄河”尚佳，已逐渐注重一个人的精神感应力及意志力的凝炼。五十五年进入第四阶段的司马翎开始讲究武功的气势，并益发强调精神意志之威，他的“剑海鹰扬”便完全阐释他这一新体认、新观念。。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不必真正挥剑砍杀，他只要提刀作势，那肢凌厉之极的杀气便能教敌人丧胆心寒，不战而屈！这种道理正与国际间的政治战、心理战的原理若合符节。故我深觉司马翎从事武侠著作多年，居然还未写“油”、写“流”，还能不断创造新境界，殊为可贵。他的近作加添了许多侦探、推理的素材在内，颇能助长思考（如“檀车侠影”）；虽然他那更现代文艺的风格，尚不能令人满意，但我深信他每一次的尝试更新，总是有心把武侠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与层次中去，我们盍不拭目以待他的“成功在尝试”呢？

　　但有一点不可质疑者，即民风六十年南琪书社出版了署名“司马翎”着的“神武门”与“小白龙”，而揆其内容却竟然是金庸的近作“鹿鼎记”，这不能说不是件怪事。“南琪”近又出版“司马翎”着“剑客书生”，而内容居然又与金庸早期作品“书剑恩仇录”一般无二！我说：以司马翎在今日台湾武坛的地位与声望，何需藉金庸旧作强撑门面，邀誉读者？何况以往的司马翎的书，除了由“真善美”与“春秋”二较高水准的出版社印行外，亦绝不在外乱写，降格以求。我深盼吴楼司马先生有以教我。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