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客小说辨析熊飞指导古龙可能时空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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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方客小说辨析熊飞指导古龙可能时空轨迹

       前贴<熊飞对古龙《剑毒梅香》创作指点可能性.墨迹辨_暨孰为武侠处女作之惑>提到一个论点：

       在《剑毒梅香》的写作中，古龙可能难于知道民国“昆明城内外，居民多善雕刻和制铜器”，即使现在的内地非云南人，也未必清楚。

       但熊飞则会清楚。

      熊飞对西南的了解证据，来源于署名“东方客”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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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飞在60年代前期，发表了一些小说。其中《俏寡婦》已由helloworld666兄提供了下载。感谢helloworld666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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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俏寡婦》是1964年1月初版，当时离高玉树第二次竞选成功当台北市长，只有5个月。但熊飞没有用原名，而是用笔名“东方客”发表。
     《俏寡婦》不是武侠小说，是抗日小说，侦探悬疑类。
      但从中，可辨析出熊飞指导古龙可能时空轨迹。
     《俏寡婦》的地理背景是内地广西到越南河内，从中看出熊飞对西南一带很熟悉，西南也包括昆明城，实际上，西南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西南包括昆明城的熊飞，当然也可能依此指导古龙《剑毒梅香》的写作中民国昆明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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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俏寡婦》中，可辨认出熊飞读过民国武侠小说、侠义小说的痕迹。
     《俏寡婦》中主要人物之一是“金罗汉”，而同名的“金罗汉”正是《江湖奇侠传》中的正派元老。
      参考“江湖奇侠传第七十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熟读民国武侠书的熊飞，以前人经验指导古龙是可能的详细见前帖。
    《俏寡婦》有马寡妇给桑怀青吃西南毒药丸的描述，而古龙早期小说已经有毒物描述，可推测熊飞指导古龙时，讲述过毒物比暗器更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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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古龙自述，他1959年创作小说时，住在李敬洪先生家“后面一栋危楼的一间斗室里”，
      1957年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连任失败，转经商，而熊飞也一度经商似乎不成功，后以小说为业。
      熊飞当时与张秀碧在一起，似乎是租房子住，但时间上自由。

      推断当时时间上自由的熊飞，在“危楼的一间斗室里”中找到古龙，在1959年熊飞也在写小说时，指导古龙。
      而1962年前后，当高玉树决定再竞选时，熊飞成为其干将，后顺水推舟，
      借助高玉树的光环，加速出版小说，但是连载与竞选冲突，而出版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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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树1964年4月26日再次当选台北市长，6月2日就任。
       是两次，不是一次，1954年5月2日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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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1985年4月10日《民生報》的报道中，“守在床边的是跟了熊鹏飞廿几年的张女士。”
       张秀碧自述是：“张女士却不愿去谈它。她长在福州，廿几岁时逃难到台湾，现在已六十二岁了。但和熊先生相处只有廿几年。”
       一个女子，记忆与丈夫在一起的时间，还非常清楚，如果是30年不会说廿几年，理解就是21~29年，没有到30年。
       21年是1964年；
       29年是1956年，极限年份。
       张秀碧自述“和熊先生在一起，正是他最潦倒的時候”
       对比1957年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连任失败，以及1957年6月1日的卸任。
       竞选连任应该有几个月的时间。

       熊飞“离家”与张秀碧在一起的开始年份，大概率是1956年到1957年之间。
       一直到1985年4月，张秀碧与熊飞大概率生活了28~29年。
       因此，张秀碧应听熊飞讲了无数次古龙，书名不会讲错。
      “剑什么的梅香”与《苍穹神剑》的区别，应十分清楚。
       也有可能是家乡口音，记者把“剑毒的梅香”的“毒”听不清楚，写成“剑什么的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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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碧所说的：“本来熊先生也为出版社写过小说，后来是做生意做垮了，干的差事也不算好。”
       其中的“后来”，应是高玉树不当市长之后。虽然高玉树1972年6月出任“交通部长”但受到排挤，没甚实权。
       在高玉树1964年6月2日就任台北市长后，熊飞曾经有高光时刻，实际上还相当有实权。
       帮助高玉树第二次任台北市长的功臣有“三个外省籍能说善道的助选员周启承、俞作人、熊鹏声”（高玉树语）。
       其中，俞作人、熊鹏声在高玉树上任后的身份是“市长顾问”，有编制的，不是私人任命。

      在七名有编制的“市政府顾问”中，只有俞作人、熊鹏声是市长秘书，但只有熊鹏声职务规定中包含“处理市长私人函件”，可见熊鹏声与高玉树的私人关系。
      熊鹏声的日常工作是“初核公车处，人事室稿件”，报市长正式处理。
      俞作人的日常工作是“核兵役科、警察局、民防指挥部、民防电台稿件”。
      与不参与帮助高玉树竞选团队的朱云浪相比，朱云浪只是兼任研究发展室的执行祕书，与市长秘书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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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初核公车处，人事室稿件”并不是熊鹏声的实权职务。
       由于高玉树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熊鹏声取得实权（对于土地价格变化比任何人清楚，建设规划与房地产参考李超人发家史）。

       上世纪50年代是特殊的时期，台北当时的情况主要是一批大兵涌入的吃饭和安置问题，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停顿。
       台北仅破坏了具有日据政权特征的建筑物及地标，包括但不限于神社、日本天皇及总督铜像；
      也兴建了数座有中国宫廷色彩的建筑，可参考南海路的科学馆、历史博物馆的历史介绍。
      可值得一提的事几座具有现代特色的建筑物，可参考农复会大楼历史介绍。

      于高玉树新市长而言，台北基本上仍沿用早时的都市格局，故甚不满意，于是逐步实施基础实施建设计划。
      比较显眼的计划是，扩大示范新社区的范围，东起基隆河，北至松山机场，西至敦化路，南至南京东路，这一新社区的范围内，面积将增至卅甲地以上，约合一百万坪地以上。
      由于当时已出现台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在预定的示范社区购买土地四万余坪，高玉树新市长意识到必须防止地价的暴涨和投机商人的抢购土地。

      对策是成立新社区建设筹备小组，由祕书室、工务局、财政局和地政科等单位联合组成，值得注意的是：
      熊鹏声以有编制的“市政府顾问”，成为筹备小组的召集人。
      后来可能是熊鹏声还不够权威，直接由高玉树为召集人，成立了新社区建设委员会，核心成员包括社会处长傅云、警务处副处长潘敦义、公共工程处长陈敏卿等，
      但熊鹏声依然以“市政府顾问”身份参加。

      因为新社区建设有拆迁、有纠纷，加之其他历史问题的纠纷；
      高玉树成立了台北市政府诉愿审议委员会，他自己兼任主任，委员九人，以俞作人、熊鹏声为前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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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9年父亲处于“潦倒期”（张秀碧语），古龙还能疑似接受父亲对《剑毒梅香》的指导。
       但是，当父亲处于“高光时刻”、唯一能“处理市长私人函件”的1964年下半年，古龙反而与郑月霞隐居于“边城”瑞芳镇；
       古龙离这个发迹的父亲，远远的，不肯沾父亲一点光！
       从中可出古龙的倔强性格。

       因而，即使是与古龙较亲近的人，从其回忆资料看不出一点能“处理市长私人函件”的熊鹏声痕迹；
       估计古龙长期闭口不提父亲，当然父亲做什么也不为“较亲近的人”所知。

       连弟子都说，怎么古龙还有个父亲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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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鹏声参与决策团队所建设的新社区，在资料上称为“台北市民生东路新社区”
       ——在内地作为城市规划教材的叫法是“民生小区建设”；
       内地教材中文字有“这是一个成功的大型住宅小区计划，它兴建了台北市中山堂一带、光复南路、仁爱路孙文纪念馆附近、自强隧道出口等处的景观，以及一大批浮雕壁画等”。
      （ 可能现在一些地名，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称呼不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的浮雕壁画，内地资料显示，这是二期工程的建设。与此同时还有中山北路的“水牛图”马赛克壁画。
       这是基于市政研究发展委员会研究后的结果而建设的，该委员会是高玉树将上任市长的市政府资料室和市政研究小组，撤销后重新设立的。
       该委员会从事专题研究，做为各单位改进市政建设的参考。
       市政研究发展委员会中有当时的市教育局长林清辉、工务局长魏炳麟、财政局长黄震球、民政局长张灿堂、社会局长黄宇元等一级基层单位的负责人，
       也包含市长秘书熊鹏声、俞作人等。
       由于市政研究发展委员会就设在祕书室的隔壁，因此，在各局长忙于本局工作时，主要研究就要依靠熊鹏声、俞作人等有编制的市政府顾问。

       为了推进市政建设速度、保证质量，熊鹏声另有新职务。
       因为高玉树新成立了政视察室，承担市政推行中的视察与检查的任务。
       政视察室的五人小组，领头是编制的市政府顾问熊鹏声，另四位的衔头是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