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料委”熊飞1945年及前趋之时空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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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言及今日今人之幸福，毋忘昔日前人之艰辛。


　　随着古龙父子生平考证的深入，“购料委”熊飞抵汉前工作搜寻，暨铁路人抗日贡献——昔日铁路人之艰辛，值得一书。


　　在帖《采购组长熊飞案历史重演[2025.5.29古武论坛首发]》中，笔者根据考证得到结论：“同名者”熊飞的案件另有隐情，熊飞在庭审中坚持“自己并无犯罪”，勒索案之“勒索”罪未必成立，更可能是“回扣”案，广义属于贪污罪。（在2025-4-19的另一帖已经指出熊飞的身份“购料委员会采购组组长熊飞”，“购料委”的身份比“采购组组长”身份更能说明问题，而同案之胡家驹，涉及许多细节值得推敲。）


　　在《采购组长熊飞案历史重演》第16楼指出：夏光宇能替熊飞求情，说明同名者“采购组组长”熊飞，以前可能对国府有过贡献，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间有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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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料委”熊飞1945年及前趋之时空轨迹

        “购料委”熊飞、胡家驹一案发生于1945年第四季度。
       本帖将进一步分析，熊飞一行最早进入武汉的大致时间，以此为时间节点，反推“购料委”熊飞抵达武汉前的可能工作地点和可能贡献（可为保外就医提前释放依据之一），借此回顾广大铁道人在抗日战争陪都时期的历史贡献。
      同时，回顾1945年第四季度的一些重大历史背景（物价难题），为“回扣”案发生肇因作一点历史注记。

                                                   
                                                                                                                                                  2025-06-12 古龙武侠论坛首发
                                                                                                                                                                      半剑飘东半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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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  交通部武汉区特派员与接收委员
§02  夏光宇曾为熊飞（鹏声）直接上司
§03  战时机制中下属之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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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交通部武汉区特派员与接收委员

       根据《正气日报》1945 年9月18日第1版报道《襄河西岸日軍繳械——孫蔚如王東原昨抵武漢》，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是1945 年9月18日才抵达武汉，因此交通部负责修改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事务的领导层，最早也在年9月18日之后才抵达武汉。
       之前的《华侨报》1945-08-20报道，国府委任了夏光宇为“交通部武汉区交通特派员”、杜镇远为“交通部广东区交通特派员”。
       根据夏光宇提供的名单和交通部的协调人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签署命令：
       “武汉区交通事业接收事宜，特派交通部武汉区交通特派员夏光宇负全责，及接收委员钱镛、张平、沈蕃、洪长缵、祝秉冲、许季珂、刘开坤、王致敬、盛祖钧等负责办理。”
交通部武汉区的接收委员有10人，其中夏光宇负全责，钱镛、张平、沈蕃负责铁路方面，其余委员负责公路、邮政等。

       感谢zyl0116012坛友提供下载的《汉平铁路管理局铁路职员录》，胡家驹约1904年出生，字子壮。1929年时已经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25岁时、最迟21岁读大学），1928年3月已入职交通部；江岸材料厂任“司事”，未显示级别，仅显示工资“四十元”。
       同在江岸材料厂任职的张平，北平交通大学毕业生，江苏无锡人，曾在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干过，任“文牍员”，显示级别为三十六级。
       此张平约1905年生，无法确定是后来的接收委员，因为太年轻、升得太快，先作同名解。
       根据《为中山陵尽瘁主事的工程学家夏光宇》（原载于《钟山风雨》杂志2016-04-10出刊），夏光宇（1889~1970），1913 年4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科。同年起，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任职，曾任国际交通专门委员，两次赴美国考察，任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交通部代表、万国工程师大会及国际水利会议中国出席代表。回国后，任广三铁路管理局局长、京汉铁路南段办事处处长等职。
      而“京汉铁路”也称“汉平铁路”；
      因此，如果有更早的铁路职员录，可查到夏光宇在含1926年上下的《汉平铁路管理局铁路职员录》之“南段办事处处长”，与胡家驹同个铁路局。
      1927 年起，历任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主任干事、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又先后兼任首都阵亡将士公墓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墓工程委员会委员，因此，暂时在1929年的手册查到夏光宇。
      《为中山陵尽瘁主事的工程学家夏光宇》称：
       “1932 年3 月辞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务处长职，之后专注铁路与交通建设。1932 年3 月辞去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务处长职，之后专注铁路与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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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几年前得到的档案内容，“鐵道部令：第八六三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一日）”，显示同名者熊飞，在1932年10月1日，被铁道部长顾孟余任命为“铁道部购料委员会三等事务员”。
        第八六四號、第九三二號分别委任沈骏英、杨德寿同为“铁道部购料委员会三等事务员”。

       感谢zyl0116012坛友提供下载的1933年《铁道部职员录》，其中顾孟余为铁道部长。
       夏光宇为“参事厅”参事。
       “铁道部购料委员会”主任为沈昌，第44页恰好有“三等事务员”沈骏英、熊飞（字鹏声）、杨德寿。
       注意其职位排序，专员、技士、一等事务员、二等事务员、三等事务员。
       而“料款管理委员会”，沈昌为“当然委员”，委员为夏光宇、谷正鼎。没有所谓的“委员长”。
       由于料款管理委员会”与“购料委员会”业务紧密相关；因此，夏光宇与熊飞（字鹏声）相当于上下级关系。
       暂时未在1933年《铁道部职员录》查到胡家驹，暂时按照胡家驹仍然在汉平铁路管理局、未在铁道部总部处理。
       而按照当时的内部电话系统，夏光宇尚未到铁道部核心领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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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夏光宇曾为熊飞（鹏声）直接上司

       在1936年的《铁道部职员录》，当时部长为张嘉璈。
      “购料委员会”委员为潘光迴、夏光宇。
       各位主任之后，职位大小分别是：专员、技正、技士、科员，最后是“事务员”，虽然取消了一等、二等、三等之分，但有姓名排序，原来的一等事务员仍然排在前面。
熊飞排在第14位，“事务员”总共24位。
       “购料委员会”比1933年版的专员、技士、一等事务员、二等事务员、三等事务员。
       1936年多了“技正”在“技士”前，“科员”在“技士”后。
       熊飞不是技正、技士、科员,四年了，至多是原1933年版的“二等事务员”：进步不快。

       根据1929年《铁路员工薪级表》规定，铁路系统职员分为局长、处长、课长、课员、事务员等多个层级。其中：课员分为一等至三等，月薪180至50元；
由于1936年版出现“科员”对标“课员”，因此“课长”对标“科长”。
       科员(课员) 属于“员司”（管理岗及技术岗职员），事务员即使是一级事务员，还是属“雇员”层级（即非正式编制的基层办事员）。
       熊飞1933年的三等事务员，就是非正式编制的最基层办事员，只需“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或“职业学校毕业生”。
       这不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应有的岗位，这更不是毕业本科院校为名牌大学或名牌专业（如土木系）者。

      推测，此同名者——交通部的熊飞，1933年入职时未读大学（非本科），由于一直在职，1936年依然未读大学（非本科）。
      推测因为一直未能成为“员司”（管理岗及技术岗职员），此熊飞归结于文凭不硬或所读专业不硬，其1937年专注于本科入读资格，因此1938年《铁道部职员录》已经找不到熊飞。

      另外，从1936年的《铁道部职员录》，夏光宇在“购料委员会”，成为熊飞（鹏声）的正式直接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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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交通部武汉区的接收委员钱镛，也是老铁路人。
       据1916年的《部令：交通部令第一一○號（八月十九日）》，錢鏞当时被任命为“京漢鐵路管理局通譯課課長”；
       据《新闻报》1922-04-22报道“京漢車務處長錢鏞已奉部令復職”，再根据《局令：訓令第一九○三號（五月十六日）》，京漢指“京汉铁路管理局”，1922年钱镛已经是车务处处长。“京汉”一端在武汉，钱镛与武汉段渊源很深。
       同时，钱镛也曾经在交通部任过职。
       根据1925年的《部令：交通部令：第九九七號（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交通部令派錢鏞暫行兼代路政司司長》。
       钱镛后来到胶济铁路管理局，由1931年的《訓令第四八二號：（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十八日）》，錢鏞变成胶济铁路管理局“總務處處長”。
       1933年的《訓令第一四六七號（六月五日》，錢鏞仍为胶济铁路管理局“總務處處長”。

       另一位武汉区接收委员沈蕃，也长期在交通系统任职。
       根据1924年的《部令：交通部令：第二八○號（十月二十五日）：派沈蕃兼充郵政司稽核科科長》；沈蕃是兼任，还有个原任。
       根据1926年的《部令：交通部令：第三二九號（七月十日）：派沈蕃署京綏鐵路管理局副局長》，沈蕃主要在京綏鐵路，1926年已经是副局长了。
       又根据《时报》1926 年8月27日第3版报道，“孫鳳藻沈蕃辭京綏局長職——敵不過事實局長”。
       再根据《益世报》1927-01-07报道《京綏局長又正式委唐德萱.孫鳳藻沈蕃調部辦事》，即沈蕃后进入交通部。
       估计沈蕃职场波折多，所以后来位置在夏光宇、钱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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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区接收委员张平，经历主要在交通部（含铁道部）。
       根据1943年交通部长曾養甫的《交通部令：人甄渝字第一三二○四號（中華民國卅二年五月二十日）：令張平、秦璋、吳梅修：派張平秦璋爲專員吳梅修爲編審委員》
       張平属于某个交通部下属机构的专员。
       再据1945年交通部长曾養甫的《交通部令：人一字第一七二八○號（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时張平的职务是“專員簡任待遇兼設計考核委員會考核組組長、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委員張平”，可能張平以前的职务行政管理成分多、考核评审事务多，干纯粹的铁路事务，没有夏光宇、钱镛熟悉；
       因此，排在夏光宇、钱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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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战时机制下属之忠诚度

       夏光宇排名在老资格的沈蕃之前，为第一位，是因为夏光宇在中山陵建设项目中，忠诚度突出，不仅清廉，承建中山陵建设项目建筑商也亏损，而且中山陵落成后得到普遍的赞扬。

      1945年9月夏光宇以降之交通部公务人员到武汉，当时还是战时机制，众人到武汉首先是修复铁路，为第六战区服务。
      从上层的人员安排看，基本都是老铁路人，彼此熟悉，级别也相当。
      继续推导，往下看，下面的办事人员选择，也是老熟人，长期的下属等等。

      同名者熊飞，出现在交通部武汉区特派员办事处购料委员会中，需要几个条件。
      首先是不能在汪伪组织中任职，更不可能为日军服务过。
      1938年以后，熊飞名单未在出现在《铁道部职员录》，但熊飞的去向不仅夏光宇清楚，将成为武汉区铁道系统领导人的钱镛、张平、沈蕃也应清楚；国府情治系统更清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而武汉实际还有大量持械日军，把守武汉的还有邹平凡的伪军（后被招安），当时的武汉铁路主要由日军和邹平凡等伪军共同控制。
      铁路破坏队不久前还刚刚破坏了京汉铁路，以阻止日寇侵略步伐。
      熊飞1945年8月到9月中旬不可能在武汉的铁道系统上班，要不就日伪工作，要不就在铁路破坏队，剩下是在家吃闲饭更不可能。
      因此，熊飞在武汉以外营生。

      熊飞能被夏光宇挑选到武汉，成为特派员办事处购料委员会中一个小组长，最大概率是：
      1945年9月18日之后夏光宇等随孙蔚如的第六战区大不大进入武汉之前，熊飞已经在夏光宇的手下干过活，即使夏光宇有几年不见熊飞（例如熊飞去读书），但夏光宇要看出熊飞还像以前一样能干、一样可靠。
      所以，熊飞在夏光宇的眼皮底下工作，时间不能太短，至少包含1945年元旦到9月中；甚至可能1944年在铁路系统工作过。

      1944年的原因是曾经有博客之类，认为熊飞参加了1944年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
      这其中或有些误会，只是说明熊飞在1944年的抗日大潮中曾经在国府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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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西迁陪都期江岸材料厂行踪

       1945年第四季度，同样出现为夏光宇下属的胡家驹，在1928年3月已入职交通部，1929年任江岸材料厂的“司事”，该厂是汉平铁路管理局的附属工厂。
       在武汉沦陷前，江岸材料厂的行踪暂时未查到具体记录，但同类机构行踪可稽。
       1937年11月，日军进犯上海、南京告急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行政院、中央党部等核心机构陆续西迁。
       战时铁路是物资运输命脉，铁道部下属机构需配合战略转移。例如，1937年吕正操接管东北铁路系统支援抗战，1947年成渝铁路工程由国民政府直接管理，均体现铁路系统的战时统筹性质。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大量工厂、医院西迁。汉阳铁厂等重要工业设施于1938年西迁重庆大渡口，成为战时工业支柱。
      平汉铁路（北平-汉口）是华北华中交通干线，其附属设施必然面临日军威胁。国府1938年1月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专门协调武汉物资转运，铁路系统物资转移属于重点任务。
材料厂作为铁路后勤单位，储存钢轨、机械等战略物资，若不内迁恐资于敌手。既然当时有“坚壁清野”计划——战略物资坚决不资于日伪之手，那么江岸材料厂也西迁陪都的可能性大。
      参考当时在武汉的汉阳铁厂迁于重庆历史。
      反证，江岸材料厂如不内迁，武汉于1938年10月沦陷后,江岸材料厂将被日军占领，但未查到江岸材料厂出现于沦陷区情况，反证结果得到：江岸材料厂也西迁陪都的概率大。
      继续的推论是，胡家驹也随同大部队西迁重庆，有一定概率因资格老，在交通部工作；也不排除成为交通部武汉区接收委员钱镛、张平、沈蕃其中一人的下属，从而一同到武汉处理铁路修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