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珠楼主轶事、佚作、逸闻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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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实际早已完成，前后历时三月，自2025年6月4日起，在百度还珠楼主吧以《从还珠楼主出生开始说起……》为题，渐次发布。

之所以名为三录，是因为本站已发有两篇前录。原本想以还珠的朋友们为题，有些可以概述生平，有些则略提一鳞半爪，但到底还是围绕还珠而写的，似乎更像还珠生平的具体资料。大抵说来，本篇并不是前两篇的老调重弹，而是一些以前从未有人讲过的新内容。比如，前人很少涉及还珠的幼年时期，《年表》中写的不仅有时间错误，有些还一片空白，而本篇恰好可以补充。又比如还珠什么时候和唐鲁孙见面，又是什么时候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又于何时才卖了《蜀山》《青城》等版权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本篇通过与还珠相关的社交圈，重新厘定这些时间线的同时，还旁及其他好友的重要事件，诸如“四大名旦”命名之始，朱贞木先于还珠写小说等等。大多前两篇已提过的，本篇不再重复，最多只是述及。然而留在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还珠楼主还有一个从未被任何资料提及的笔名，这个笔名或许不重要，但是他写的这篇散文，从感情上讲，我愿称其为还珠楼主散文之最，足以说明楼主四次从政（在电话局不算从政）、四次从军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也许仅靠记忆，匆匆写来，没有仔细校对，字词并不严谨，甚或有所疏漏，结构混乱，繁简失当，在所难免，照旧列此草稿一篇，一俟机缘，再三篇合一，统一修订。
以下，正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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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阴历二月二十八日，正是清明时节，还珠楼主就在此时出生了。他的出生地姑且认为是四川长寿的李家祠堂（未必），但他的生长地却在浙江。当时他的父亲李光乾跟随兄长宦游，居住在湖州乌程县衙里，还珠自谓：“因小时长在湖州，取得苕水之清”。于是“李苕清”便成为他日后自号名字之一，《蜀山剑侠新传》的李清苕也来源于此。

1903年3月，李光乾的兄长李光益从乌程县知县离任，调省差委。

1903年5月，李光乾捐了个候补知县，先是发至江苏吴淞，委以发审局知县，1904年3月丁母忧于杭州，1907年3月，又调上海绸捐南卡委员知县，不久又任帮审委员。（李超琼日记记载，李光乾一家先租住于苍龙巷（今南林苑内），后置宅于仓米巷。仓米巷位于苏州古城中心饮马桥北，东出人民路，西至东美巷。这一段李光乾的任职经历，与李超琼日记记载的相吻合，可以互相印证。李超琼卒于1909年。）

1910年6月，受江苏巡抚程德全关照，先是在署内掌收发助理员，9月调奔牛厘局局长，全家遂搬到丹阳县奔牛厘局附近的一个小村，局长公馆租在一个姓徐的小地主家中。因同乡同僚魏士鸿之荐，聘一个姓赵的私塾教学，还珠对赵私塾的学问很看不上，为此没少挨打，因此在《珠还》一书中对此人没少编排。

1911年2月，李光乾从奔牛厘局撤任，重回抚署收发委员（从时间上看可知《珠还》秦姑太太及文瑛文琪二表姊事为虚也，（还珠有一表兄秦午晴），因为奔牛一任没有一年之久，堪堪就和赵私塾受聘一样长）。此时全家也随之搬到苏州城内饮马桥堍衙前街居住，8月李光乾兼任官电编辑文牍助理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江苏巡抚程德全响应起义号召，于11月4日在苏州成立江苏都督府，并被推举为江苏都督，李光乾留任江苏都督府文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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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0日，江苏都督府决定暂行《小学校令》，并于当年9月开始施行。
就在这一年，还珠十岁，按照新学制，还珠于当年9月先入初等小学三年。然而，关于还珠有没有上初等小学，毕竟没有佐证。而1912年12月，李光乾还在江苏都督府酌留名单上，直到1915年6月，教育总长汤化龙保荐李光乾免试知事。期间至少有两年时间的空白，而这段空白的时间，据说是李光乾的母亲去世，所以回到四川长寿，还珠也跟着王二爷开启峨眉青城之旅。所以，还珠可能并没有上过完整的初小。实际上，李光乾的两次丁忧，是1896年丁父忧，1904年丁母忧。大约此段期间，还珠游历两浙山水。


1915年9月，还珠进入吴县（苏州城区）第一高等小学，彼时校长为杜应震（鲁林）。


关于杜应震，以及还珠毕业小学的情况，当可一述。
杜应震，别号鲁林，1904年为赴日留学师范生（江苏巡抚端方送行，与留学众人有留影存世），1905年冬回国，与同学一同在吴县的小学堂任职。当时在苏州（吴县）的旧小学名叫“长元吴三校高等小学堂”，此堂设立于1902年旧历二月，校址在驸马府堂前。1906年，省里因旧学制未完善，谋求改革，于是三县分析，吴县的小学仍设在在三多桥苏衙旧署（驸马府堂前），定名为“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并于1907年旧历二月三日开学，堂长为蒋炳章。1908年旧历十一月，杜应震辞职北上天津。1911年夏，堂长蒋炳章辞职，教务王泽永继任。1911年冬，起义光复后，杜应震接家人电告自天津南返，回到学校校务上。1912年实行《小学校令》，学制变更，改用阳历，并在1912年4月1日开课，更名为“吴县第一高等小学校”。1912年秋，从教育部令，以8月为学年之始，于是在9月1日行开校礼。1914年冬，因王泽永赴沈阳，杜应震代校长职，从此就任吴县第一高小校长十数年，直至1927年才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履新。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王泽泳曾向省里建议设立女子师范学校无果，后来杜应震继续此项事业向程德全请愿，没想到最终他果然去了女子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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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珠曾经上过初小，必然选择离家最近的初小，选择高小亦是如此。比如，还珠家住饮马桥堍衙前街，离草桥不远，但最近的只有三元坊蜜蜂洞的第一高小，现址在苏州市东大街小学。后来还珠上中学，就在草桥附近，而吴县第四高小也在草桥边上（现址在苏州市草桥实验小学），所以还珠对一高、四高、草桥二中的人比较熟悉。



1915年6月李光乾被保荐为免试知事，10月经内务部考询合格，依然分发在江苏，从1916年开始，以候补知事的身份派到江苏各地铲除烟苗（禁烟委员）。


1918年9月，还珠进入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时年十六岁。当时上新式中学，学制四年，一年级最大者十九岁，其余通常都是十五六七岁，至于十三四岁，则是极个别。江苏省立第二中学，也就是俗称的“草桥二中”，地址在草桥南块，校长是汪家玉。按照正常情况，还珠将于1922年毕业，然后考取他心中所冀望的东吴大学。但是到了1920年3月，李光乾被江苏省长齐耀琳委以代理六合县知事，6月因病请假，约7月下旬便病故了。为了家庭生计，只读了两年中学的还珠，不得不辍学北上谋生。

上图中最左上角为草桥，最上方的司长巷，现已并入干将东路；左边的“井义坊巷”在《吴县图》标为公园路；下边的“十郎巷”在《吴县图》中标注为“元和路”。因此草桥二中的原址，实际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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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7日，还珠进入内务部义赈奖券处，因北洋政府时常需要法商顾问，法律经济的人才也常从事政务，诗词唱和，冠盖往来，还珠便与赵从轺、朱鸿儒、凌昌炎等人相继认识，成为好友。


（此期间，李思浩、赵从轺、朱鸿儒、凌昌炎等人曾在财政部供职或顾问，张之兴在内务部。）


在还珠散文中，有个至友名律师赵星缘，星缘是字，名赵从轺，一字星垣，江西南丰人，1917年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法律本科专业毕业，此人因为专业上的才识，早在1916年10月31日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大总统黎洪元授予七等嘉禾勋章。才情既厚，在北洋政府中自然也有交情。当时学法律的，也大多懂会计，比如凌昌炎便是经济本科出身，又有会计师证，又是律师，朱鸿儒和赵从轺后来再次受聘财政整理会。这样的人才，在穷乡僻壤更是稀缺。


1920年代的大西北就是这样的穷乡僻壤，青海甘肃一带在军阀横征暴敛之下，更是民不聊生。彼时甘肃省长张广建，1914年被袁世凯任为甘肃都督兼民政长，抵任后肆行贪暴，政风恶劣，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不久就被免职。军事民政都掌握在一人手里，割据便成大害，北洋政府有意分治，于是在1921年6月委任潘龄皋为查勘甘、新禁烟大员，后又任命他为甘肃省长，企图掌控西北（青海时未设省，亦归甘肃管辖）。也大概是在此期间，赵从轺便以顾问身份，立足此间。而此时的还珠，也被派发到山西大同，体验了一把“晾脚会”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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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甘肃陆军测绘局耗时四年绘制的青海地图毁于战火。幸而一两个月前，暂时回京的赵星缘曾连夜请人复制了一份，后为还珠所得。约1922年8月，内务部义赈奖券处关门，还珠辞职，便拿着地图，“间道入青海，得其图说以归”。

还珠的西北之行，应该到1923年1月时便回京过年，母子团圆。至于他写的那部《青藏边界番族志》，实际上并未出版，仅存书目，如今看到的记载，都是没有出版社，没有发行日期，只在天津商报副刊登载过，由于主编副刊的王小隐遗失原稿，从此便无全篇存世。1924年11月后，还珠加入国民二军胡景翼戎幕，作为寇遐的秘书，协助处理军政事务。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善后会议召开。甘边宁海镇守使、锐威将军马麒便让军事高等顾问赵从轺代表赴京，到了正式的会议，赵从轺又作为青海民政的代表会员参加。这次会议的结果，最终令还珠所在的国民二军得到两席，许世英也暂时组阁，1926年1月，寇遐就职农商总长，还珠则为帮办秘书。然而第二次从政，只有短暂的两个月，许世英内阁便全体辞职了。

1926年4月，国民军撤离北京，直系军阀很快反扑，由王怀庆就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并控制了北京大部分地区。由于形势急转，西北军寇遐等要人，还有一些安福系的成员，新闻记者等，不得以退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躲避王怀庆的追捕。王怀庆发函外交部要求引渡，但是外交部由于总长次长还没到位，无法办理，等到6月蔡廷干就职，据说被人劝住了，毕竟如此循环报复，下次难保也轮到自己身上，于是他就推给了国务院杜锡珪。杜锡珪本来也想办理，没想到又给人劝住了，说的还是那套话：“此种造孽之事，总以不办理为上，否则他日失败，不免又受他派报复。”于是，这事就这么耽搁了好几个月，那些个要人便通过各种手段逃出了是非之地。这些轶事说来还颇有生趣，惟与主角无关，不便展开。

是时还珠虽非重要人物，但作为寇遐的帮办秘书，也不得不暂避风头。而赵从轺则留在了北平，1927年8月又受聘财政部附属的财政整理会，成了还珠的同事。直到北伐成功后，他才专心干起了律师本行，偶尔也当个票友过过戏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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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26年6月，直系与奉系互相合作，接管了北洋政府的各大机构，财政总长虽然一时难定，财政次长夏仁虎却是常常代理。1926年8月唐鲁孙便以在校生的身份进入财政部附属单位印刷局，派差文书课文牍员。


这财政部可不算个好单位，常常被外人追债，也被自己人追债，北洋政府能管的也就几个大省有些收入，还时常被截用自留，至于江南富庶之地都各自为政，没有上缴的可能，财政状况可谓入不敷出，财长更是频繁更迭，干不长久，只有这个夏仁虎，以次长身份代理总长事务，在还珠入部之前，独木支撑。


不过它的附属单位印刷局却是个肥差，想要进去，都得凭关系，由此白纸坊就三间文书课办公室，却被塞进了一百二十多号文牍员，简直无立锥之地。总算大家都是关系户，都不怎么来上班，常到的也就三十来人。唐鲁孙虽是学生，却也是前清勋贵，与印刷局的几个关键人物都沾亲带故，因此受到印刷局长濮一乘的特别关照：不必每天来上班，要以学业为重，所以唐鲁孙每周只在星期六点卯。虽说尸位素餐，但到年底结薪时，所得颇丰，连银行经理都咂舌，竟想把自己女儿嫁给他。


1927年2月，编译室的主任萧子玉受聘天津某校讲学，每周六要上课，而唐鲁孙恰好是每周六上班，于是就把他调到编译室工作，1927年6月濮一乘辞职，由奉军三四方面军团部兵站总监米春霖接任。此人虽系军人，倒十分儒雅，一到任便给唐鲁孙升仓储课副课长，唐鲁孙任上有为，不负期许。由于1927年9月学校开学，唐鲁孙难以两顾，不得已递交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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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鲁孙与还珠的第一次相见，就在1927年8月。这是还珠第三次进入政界，任财政部总务厅文书科主事，公务之余，还珠便去文津街的图书馆看书，两人因此结缘。因唐鲁孙的介绍，还珠认识了北平星相家关耐日，时常拉他去算算，一来二往，从此成了朋友，后来还珠还常去唐府蹭吃的，一饱口腹之欲。也在这时，朱鸿儒任财政部的法律顾问，前财长李思浩任高等顾问，同时朱鸿儒与赵从轺受聘财政整理委员会。


1928年5月财政部大裁员大减薪，原本丰厚的薪水断了，就在南京北伐即将成功、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之际，还珠南下天津谋生。这时，他去了孙仲山府上，第一次见到了孙经洵，因孙仲山介绍，在某机关任职。


1928年12月26日天津社会局贫民工厂筹备处成立，李善基作为机关团体代表出席。这个某机关不能确定是否天津警备司令部，但是傅作义确实于1928年6月就职天津警备司令，并聘留洋博士、名律师、北平朝阳大学教授凌启鸿为洋文秘书。


此时凌启鸿年近四十，曾经留学日美，精通数国语言，法学博士，文采风流，原配于1931年初离世，后又续娶学生，主办离婚案，又与女主纠缠，花林粉阵，始乱终弃，由于善于活动钻营，贪财恋权，后来竟投敌沦为汉奸。不过未出事以前，履历堪称完美，大约1928年12月左右凌启鸿辞去洋文秘书之职。于是傅作义经侯少白之介，先后聘外交部佥事段茂澜为洋文秘书，聘还珠为中文秘书，两人从此一见如故。彼时侯少白在天津经商，自然认识银行家孙仲山，孙仲山自然也有举荐还珠的机会，也许先前的某机关就是警备司令部，也未可知。


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在1929年1月份，还珠已入傅作义戎幕，1929年2月1日河北省国术馆开学，李善基作为董事傅作义的代表进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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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还珠的娱乐爱好除了听金万昌的梅花调，另外一个便是看戏了。


还珠对戏剧有着独特的理解，因此看戏的眼光自然也独到挑剔。当时京剧的表演形式不同今日，早年唱戏是你一句我一句，我唱我的，你唱你的，不唱的时候，这个角色就呆立一旁，显得特别怪异。那时候的观众还不觉得什么，毕竟人尽如此，只看唱的那人，不唱的那人就如道具一般。据说是齐如山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从梅兰芳开始，改变了这种旧剧的表演方式。因此，四大名旦之所以成为名旦，便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新绝活，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京剧表演的独到见解。尚小云便从王瑶卿那里悟到了“文戏武唱，武戏文唱”这个理念。


1921年3月30日，尚小云搭班双庆社，在三庆园唱“昭君出塞”，这时候的还珠还在奖券处作书记，每天谈笑茗烟，无所事事。当时他居住在宣武门外，去礼士胡同奖券处上班，天天路过三庆园，因此当他初见尚小云的“昭君出塞”时，便立刻感到了与众不同。此时尚小云已有相当名气，但他的成就远不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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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沙大风编《留香集》曾提出“老生余叔岩，武生杨小楼，花衫荀慧生，青衣陈德霖”为四大名伶的说法，但是真正将“四大名旦”与“梅尚程荀”划等号还要再等些时日。沙大风曾经得意地说“四大名旦是我封”，确有这个可能。因为，“四大名伶”是为捧“荀”而提出的，“四大名旦”同样如此，而且首提的地点是在天津。那时《天风报》还没诞生，也并非在1927年6月顺天时报“五大名伶”投票之后，亦不是梅花馆主所说的“民十七”，更不是1931年《戏剧月刊》“征文”之时。


那是在1927年2月16日张宗昌寿宴上，“梅尚程荀”四个人邀演堂会，末后合演了一出“四五花洞”。也正是这一次之后，4月28日天津的白党（就差指明是沙大风了）首先在大公报上提出了“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的说法……不必说，是为了捧“荀”，便将之前的“四大名伶”升级成了“四大名旦”。而在此日之前，“四大名旦”之说，应已流传了一段时间。


张宗昌寿宴堂会是不是起因尚不可确定，但是4月报纸的提法却是明确记载，而且这时已将荀慧生列为四旦之一，另外当时三个能称名旦的是谁，已不问可知。后来沙大风自谓民十那年胡造“四大名旦”，一唱百和，至今难觅证据。反而先提出“四大名伶”，继而升级为“四大名旦”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