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14）：温瑞安

安石

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14）：温瑞安
韩云波

温瑞安（1954－），祖籍广东梅州，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1973年到台湾求学，1980年被台湾当局遣送出境，1983年被批准到香港定居。

温瑞安从1970年开始发表武侠小说，作品数量众多，形成了“四大名捕”、“神州奇侠”、“说英雄谁是英雄”、“游侠纳兰”、“七大寇”、“现代武侠”等多个系列。温瑞安的主要成就是他所倡导的“突变”式“后现代武侠”。

1987年，温瑞安开始以“现代派”自居，又称为“超新派”，并进一步发展为“后现代派”。温瑞安在1989年的《刀丛里的诗》初版后记中认为，文学已经进入“后现代”，而武侠还是“现代”，因此需要逆流而上，但又不能过多地超越传统。这成为温瑞安努力的一个方向，在他的作品中，就交织着探寻历史规律的传统努力和建造游戏场景的后现代努力。温瑞安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创作中，受到金庸和古龙的影响比较明显。80年代他在从台湾到香港的过程中，饱尝人生冷暖，风格开始大变。温瑞安由此成为20世纪武侠作家中个人风格最为突出的一位，个体的激情人格与时代的特殊语境，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温氏风格，这可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超强主体人格。四大名捕作为温氏的金字招牌，魅力并不仅止于武功的造诣和气质的超酷，更在于勇敢地在“有所不为”和“有所必为”中做出艰难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武侠小说写的就是“逆境中的人性”与“历劫中的真情”，几乎所有温瑞安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有着超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正是从这里出发，温瑞安将他的侠义观表达为“侠，就是于‘在所不为’与‘在所必为’中作选择”，就是能够以巨大的意志力艰难苦斗的“有本领的平常人”。由此，温瑞安的小说就不再像传统武侠小说那样宣扬正义观念和坚强人格的最终胜利，在温瑞安的小说中，人类已经不再需要确证自我，当金庸以“我是谁”的追问而大放光彩之后，温瑞安已经不再追问这个问题。人物的出现是飘忽的，他们不需要一个确切的背景，白愁飞、无情、戚少商的身世，虽然也都是“谜”，可他们根本就不想去破解。那么，“逆境中的人性”与“历劫中的真情”，就主要是一种理想，是他的超强主体人格的具现。

第二是宏大架构笔力。温氏武侠世界的社会结构尤其复杂，朝廷江湖搅在一起，中土东土混杂莫辨，帮派世家纷纷纭纭。温瑞安以“势”来描述历史的制衡格局。“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是他自80年代中期以来倾力打造的宏大叙事，作品选取北宋末年外忧内患之际为故事背景，皇帝、侠者、奸臣、江湖等等各方，形成了一种相依共存的制衡机制，无不努力寻求平衡之局以自保，如果谁率先打破这个平衡，谁就可能率先灭亡。他由此构拟出一个以诸葛先生和蔡京两大势力为主而又汇聚了多边并存、多角纷争的复杂社会格局，长期的冷战加上经常性的局部冲突，兴亡无数，江山依旧，激烈的生死苦斗，最后都归于上层的妥协，而正是这样一种妥协，得以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保持暂时稳定，形成了一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势”，展现出他驾驭宏大格局的笔力。就武侠情节层面而言，温瑞安在这里写了多次刺杀，《惊艳一枪》王小石刺蔡京，《朝天一棍》张炭打皇帝、唐宝牛踢蔡京，《群龙之首》名门四秀、戚少商先后行刺皇帝，可是却没有一次成功。赵佶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温氏的用意，正是站在现代社会政治的力量制衡角度来处理的。从这里充分体现出他既要表现传统侠义原则、又要站在现代政治制衡高度来处理武侠题材的苦心，这也是他关于“势”的历史哲学的体现。整个江湖武林以至社会朝廷，都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系统中，侠不再是万能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过得很艰难。宋徽宗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昏庸，而是他有意地利用了忠臣与奸臣的力量制衡，来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忠奸斗争常常要互相让步，以保持各自在皇帝面前的权力平衡。作家还要尽力发掘这种制衡的最激烈而又最隐蔽的冲突形式，即他们各自对江湖的利用，这就是武侠小说中的武林江湖。历史的妥协之局，是一个传统命题，得到的是和平，有利于整体民生，是建构。然而，要维持这种和平之局，却是以牺牲善恶二元对立基本原则为代价，是以容忍恶的存在为代价，这又悖于侠的原则，而且必然导致忠良遭害，如果制衡之局一旦打破，将面临的是彻底的崩毁。侠的意义正是在这种选择中凸显出来的。

第三是戏拟人生态度。“武侠精神现代化”是温氏的独特创造，有时也被称作现代派、超新派。在他创作的年代，世界文学的先锋潮流早已由现代主义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温瑞安也就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完成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现代与后现代是不同的，现代主义犹如西西弗斯的神话，个体为非理性的思想和行为所缠绕，内心始终不得安宁；而后现代已经适应了非理性的尘世，内心安宁平静了，虽然如温瑞安自己所说，“江湖不过游泳池”，“武林不过污泥地”，世界一塌糊涂、一片混乱，而个体却可以不再被世界压倒，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却可以犹如消解迷宫式与突变规则式地狂欢戏拟于这个世界之中。因此，在文本层面，温瑞安就更多地表现了在无奈之中侠的逃亡（江湖之侠如戚少商）与追逐（庙堂之侠如四大名捕），展开一场让读者觉得“好看”的游戏，在情节、人物、场景、活动、悬念的绚丽中，传统视域内“势”的历史哲学，被悄悄被置换成“后现代”的感官刺激。

第四是惊艳审美风情。温瑞安在文学的意象和语言上，有很强的感受能力。比如“七大寇”里“太美丽绝对是场灾祸”的“黛绿嫣红一泼风”，温瑞安写的就是“刀丛里的诗”，“遇雪尤清，经霜更艳”，写出了“诗的真实”。温瑞安除了对古龙的现代都市平民色彩的格言警句之美和电光石火之间的武侠武功节奏之美有所继承而外，还进一步对既成的传统语言进行戏拟，同时以时尚的流行语体对传统作了改换，颇具刻意造就的语言游戏与语言狂欢的特点。在《战僧与和平》中，战僧何签的武功“蚯蚓大法”名为四十一仰五十七伏，孩子王何平的“送别刀法”名为三十七抽二十九送。作于1996年的《风流》，流氓军的头子詹奏文、房子珠夫妇，绰号叫做“东方蜘蛛”与“洞房之珠”。他以现代时尚语体来构建武侠标题，造成武侠故事的传统性与语言构建的时尚性之间的分裂，并由这种相向的分裂形成巨大的文体张力，达到荒诞、幻想、闹剧、滑稽模仿的效果。

温瑞安的武侠“现代”与“后现代”尝试，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同时带来了一些时尚的恶俗。比如将作品无限拉长，形成类似肥皂剧的结构格局，许多系列作品写了一二十年，结果还是虎头蛇尾。由于篇幅过长，比如《天下有敌》近60万字仅仅写了两场劫杀，其中不乏水分。在80年代以来香港都市文化恶俗泛滥的“拳头加床头”模式氛围中，温氏作品也不乏色情暗示和血淋淋的场面。而在90年代末，温瑞安又堕入“装神弄鬼”的恶俗，比如“四大名捕斗僵尸”，渐显创作力枯竭之象。

顾雪衣

写关于温瑞安小说的评论，一定要狠批的。不狠批就显得不够公正。因为温后期的小说写得实在太滥了。真让人有些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地感叹。遥想当年，他写《神州奇侠》的时候可真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且腹有奇气（借金庸评古龙语）。随后写的《逆水寒》、《杀楚》也是可圈可点──如果他的写作水平能始终保持在这种水平，即使他不能赶超金、古，也足以笑傲江湖了。

安石

最近对温瑞安有所改观，他也很不容易，古龙有很多枪手，出了那么多伪作，温大侠毕竟还是自己写出来的。比较反感的是黄易，虽然有些功绩，却也使得武侠小说趋于下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