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11）：金庸六

安石

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11）：金庸六
韩云波


第四是金庸小说中的美学。

金庸小说的美学成就，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雅俗流变与整合中的地位，二是金庸小说对汉语的贡献。

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在高雅与通俗的对峙与整合之间艰难前行，梁启超在世纪初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新小说”，到20年代转眼就成了“旧小说”，从此，中国式的传统文学就被郁达夫在《小说论》里所称“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中国现代的小说”即“五四新文学”所排斥、所压抑。然而，传统小说却并未停止向新文学靠拢，白羽就曾经从外国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中吸取大量养分，而金庸也被梁羽生称作“现代的‘洋才子’”。金庸作为“新”武侠最杰出的代表，就在于他通过对五四新文学历史经验的吸取，打破了雅俗对峙的僵局，并在为广大华人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上有所发展。首先，金庸将严肃文学“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化为在武侠小说中“写人性”，写出了真实丰富的人生，同时也表达了犀利深刻的批判。其次，就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言，金庸小说在表现“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之维基础上，发展了隐喻和象征系统，江湖武林作为社会历史的特殊形态，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历史的本质，更加接近中国传统的审美形态。金庸小说上述两个方面的美学追求，打破了五四以来壁垒森严的雅俗分野，用通俗的形式表达了严肃的内容，创造出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文学境界。金庸小说的这一成就，从90年代中期开始，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史观念的论争，促成了对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有多篇文章甚至拿金庸和鲁迅相比。如果说雅俗的对峙与整合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雅俗动力的支点，就是在金庸这里。

金庸小说还为汉语文学传统的复苏做出了榜样。在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主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陀把金庸称之为“一个久已中断的伟大写作传统的继承者”，他说：“金庸的写作没有顺从现代汉语发展的正统和主流，而是主要从‘五四’之后被正统所贬斥和排挤的‘旧式白话’吸取营养，对‘旧式白话’进行种种改造，形成了当今‘普通话’和‘国语’之外的一种另类白话文。”他把这种白话文称为“金氏白话文”。那么，当我们今天仍然承认《红楼梦》语言体系的伟大传统之时，金庸小说就正是在20世纪新的语言环境中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有空前的开放性，李陀认为：“讨论金庸的写作的意义，分析金庸写作的特色，评价金庸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我想都不能回避对这种新的白话语言做细致的研究，因为正是在这种语言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写作突破欧化汉语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为欧化汉语和西方‘摹拟再现’这一深度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追求新的更为自由解放的写作的可能性。”[1]

金庸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这不仅是由于金庸小说文本的艺术魅力，以金庸小说为中心，从50年代金庸创办《明报》开始，金庸小说就同时具有文化产业化的魅力。在50、60年代，金庸小说一度支撑起了《明报》的市场，直到《明报》在60年代的社会剧烈变迁中以知识分子的客观立场脱颖而出。从1958年胡鹏导演《射雕英雄传》上下集发端，到80年代开始形成持续高潮，金庸小说也带动了一个庞大的影视产业，而在199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拍摄系列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更是标志着金庸小说走入主流媒体产业。除此之外，金庸小说还带动了电子游戏、动漫、旅游等一大批文化产业，金庸小说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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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陀：《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29－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