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8）：金庸三

安石

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8）：金庸三
韩云波


第二是金庸小说中的人性。

金庸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因此，“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具体到武侠小说，“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1]。金庸小说就着重写了人类的三种情感：男性之间的感情、男女之间的感情、个体的内在感情，金庸不仅吸收了传统文化人性论的精华，更是运用现代理论对人性进行了探析和批判。

男性之间的感情，就是江湖上的“义气”，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兄弟情谊，这已经成为中国侠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金庸从《书剑恩仇录》一开始，就着重写了这种情谊，最后是陈家洛是牺牲了男女之间的感情来顾全了“大义”；在“射雕”系列里郭靖对杨过的关怀，也是源于他和杨过之父杨康的兄弟情谊，虽然郭靖和杨康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正邪道路，但“义气”仍然要在作品中得到足够的体现。但是，“义气”的传统已经道德化而模式化而陈腐，失去了人性的光辉，金庸于是在《倚天屠龙记》里开始重新寻找男性之间最真诚的人性交流，他在该书后记中说：“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2]一直到《鹿鼎记》，金庸都在探索男性之间真诚感情的存在，像以小桂子和小玄子身份出现的韦小宝与康熙皇帝，也就正是这样的一种感情，最后韦小宝才可以假装“谋杀亲夫”而在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盛世中隐姓埋名。金庸对男性情义的探索，改变了武侠小说义气模式化的陈腐局面，使武侠小说在铁血激荡中生动活泼起来。

男女之间的感情，历来是金庸小说中最能引发读者兴趣同时也引起了广泛争议的焦点。武侠写情，在前人那里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如何既超越民国武侠“情侠”的侠骨柔肠又超越王度庐的“心灵悲剧”，写出创造性的男女之情来，是一个极大的难题。金庸小说写男女之情，首先是写出了一群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她们灵心慧性、天真无邪，即使有一点儿狡黠也不失意趣，像少女时代的黄蓉、王语嫣、岳灵珊等。她们步入江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其性格的内在原因而发生了命运的极大变化，黄蓉成了武林江湖中德高望重的女前辈而开始做了些让人讨厌的事，王语嫣在金庸小说第三版里被改成得到幸福之后却百无聊赖了，岳灵珊因其性格中的顺从、软弱而最终成了江湖争斗的牺牲品。她们的情感经历，已经超越了男女二人世界的心灵绞缠，成为融入大江湖之后社会关系运行法则的必然结果，虽然是在武林的特殊世界里，也同样具有现实生活的隐喻意味。同时，爱情的时间历程，在金庸小说中和大侠主人公的时间历程一样，也表现出明显的成长意味，是在动态之中来达到人性升华的。

长期以来，关于金庸小说中的女性与爱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焦点主要是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是否具备独立地位。一方面，金庸小说中爱情的获得，是大侠追求自由过程中的一种确认，最为典型的是《笑傲江湖》里的爱情，金庸说：“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作为对比，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还写了其他追求自由的行为，比如友谊和艺术，但刘正风、曲洋二人与梅庄四友，最终都无法做到。只有爱情，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爱情（当然，还得有武功与侠心作保障），才最终达成了自由。因为这是与生命连接一起的。爱情成功以后，他们要的并不是江湖侠侣到处走走，顺便行侠仗义，他们宁愿翩然归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逸境里，享受自由。另一方面，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正因为是在自由追求的语境中来进行抒写，这就涉及到比男女二人世界更广阔、更本源的人的本质属性的核心展示，因之而荡气回肠，宏大与旖旎并在，从而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情，奇情、惨情、痴情、孽情、欢情、魔情无所不有，各自有其前因后果。在这个意义上，金庸无疑可称写情圣手。

个体的内在感情，是根源于个人心灵深处的个性解放，是战胜和超越自我的情感历程，最后表现为对人性的展示以及赞扬和批判，这是金庸小说最富于魅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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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南洋商报》文林版 1981年7月9日。

[2] 金庸：《倚天屠龙记·后记》，三联书店1994年，1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