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7）：金庸二

安石

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7）：金庸二
韩云波


金庸的武侠小说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在整体上突破了武侠小说的类型特征，他的创作成就，使他的武侠小说从类型文学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金庸小说”，自90年代以来，在许多场合，都已经由“金庸小说”这一称谓代替了“金庸武侠小说”。也正如金庸自己所说：“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1]1994年，金庸被学者列为“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位于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而在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2]。金庸小说的视野是广阔的，内容是丰富的，内涵是复杂的，意义是重大的。理解金庸小说，可以从文化、人性、哲学、美学四个角度来进行。

首先看金庸小说中的文化。

武侠小说作为传统的文学类型，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承文化”的功能，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这里有知识性的文化，也有精神性的和批判性的文化。

所谓知识性的文化，指金庸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历史知识，比如“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里宋、辽、金、元、明对峙时期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以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方式描写了传统艺术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门类的专门知识，如诗词、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茶艺、酒道、医药、建筑、农业、渔业、术数、教育等等，其中表现尤其典型和集中的，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渔樵耕读”、《笑傲江湖》里的“梅庄四友”等等。金庸以雅俗融通的广阔视野和品位提升，超越了平江不肖生以民俗传承文化的小说建构。

所谓精神性的文化，以典籍、考据之学为基础，金庸小说几乎对中国传统文化各学派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巡礼，其典籍之学比如对《九阴真经》和摩尼教文献的描写，而在不同作品的传统文化线索中，他先后描写了陈家洛、郭靖、乔峰、陈近南这样的儒侠，还有胡斐这样的墨侠，有杨过、张无忌、令狐冲这样的道侠，有段誉、虚竹、石破天这样的佛侠，有狄云这样的“无侠”，最后归于韦小宝这样的“非侠”。金庸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巡礼和深刻体认，超越了还珠楼主将中国文化整体综合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初级认识。

所谓批判性的文化，金庸不是简单地对传统文化进行陈述，他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同时也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和批判。金庸每一次对传统文化形态的转换，都是一次否定性和超越性的提升。比如杨过的道侠就超越了郭靖的儒侠，而韦小宝的“非侠”则超越了陈近南的“大侠”，等等。尤其是在金庸60年代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反文化”进而“反武侠”的倾向。《天龙八部》让气壮山河的大英雄萧峰最终走向了悲剧结局；《侠客行》里最终获得武功真谛的是不识字的石破天，知识反而成了人类走向真理的负累；《笑傲江湖》里的“君子剑”原来是伪君子，而正派的武学至宝“辟邪剑谱”与魔教的功夫秘籍“葵花宝典”原来是同一件东西，而且需要自宫这种反人性的途径来达到武学巅峰；《鹿鼎记》让一个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流氓做成了大侠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中国的政治原来就操纵在市井流氓手中，岂不是对一本正经的所谓“正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金庸小说所表现的文化批判锋芒，是自武侠小说出现以来所没有过的，而这却正好与五四新文学的批判传统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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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南洋商报》文林版 1981年7月9日。

[2] 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