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4）:白羽

安石

20世纪文学发展史：武侠小说（4）:白羽
韩云波


白羽（1899－1966），原名宫竹心，祖籍山东东阿，生于天津马厂。

白羽从1938年2月在天津《庸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开始，到1956年香港《大公报》连载《绿林豪侠传》结束，共创作武侠小说17部，主要作品有《十二金钱镖》四部曲及《偷拳》等。白羽创作武侠小说纯属偶然，1937年，白羽供职于霸县师范学校，因为有学生沉迷于武侠而离家出走到峨嵋山习武，校长郭云岫（叶冷）让白羽研究武侠小说以引导学生正确读书。不久，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白羽不愿为日本人服务，于是写起他所一度深恶痛绝的武侠小说来。白羽早年曾向鲁迅请教，走的是新文学路线，在这样的文学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写武侠小说，展示了极大不同于传统武侠的写作姿态。

白羽在他的首部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序》中说：“叙游侠以傳奇，托体愈卑。”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武侠小说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文学类型，本来品位低下，甚至不值得称为“小说”，仅仅只是低级形态的“故事”或“傳奇”。那么，即使要写武侠小说，就再也不能像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那样，而必须具备不同的特质。也就是说，他要背离传统的“武侠”模式，写出一种前人从未有过的“武侠小说”。如果站在传统的角度，这就是“反武侠”。白羽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具体实践：

第一，传统武侠写的是他者，经过白羽的“反武侠”，武侠变成了自我现实的隐喻，进而成为自我所处时代的社会与人生的隐喻。武侠的世界是英雄的、神奇的，白羽的世界却是平庸的、苦难的。白羽自己是“穷愁”、“穷忙”，他不得不适应社会：“噫！青年未改造社会，社会改造了青年。”在无可奈何之中，他“渐渐的，学会了‘对话’，学会了‘对人’，渐渐的由乖僻孤介，而圆滑，而狡狯，而喜怒不形于色，而老练”[1]。当他一旦由迫不得已而进入武侠小说创作时，人生体验的异化感和天津江湖文化的异化感、以及1938年殖民时局的异化感就交织在一起，用他在20年代以来进行新文艺尝试的感觉，把这三种本来互不相同、互不相干的异化感融会起来，形成了新的武侠小说形态。

第二，传统武侠所夸张的英雄行为，经过白羽的“反武侠”，武侠从人类世界拯饥救溺、存亡死生的英雄，变成了现实社会到处碰壁、迭遭厄运的小丑，这造成了白羽武侠小说创作基本指向以“反讽”手法表现“反英雄”的变化。在白羽所感受到的三种异化感之中，人生体验的异化感和江湖文化的异化感主要造成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窘，殖民时局的异化感则使人在日寇铁蹄之下几乎不能成为独立意义上的“人”。武侠小说自来所向往的“自由”，因此更加强烈地成为主体的渴求，也同时更加反衬出主体的不自由，关涉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问题。《孟子》“有所不为”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义精神，在此不得不异化为侠客在江湖中的困窘，以及侠客在江湖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的卑下、结局的凄惨。这在白羽自己看来，是他异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体验，以及他对武侠小说有意的反抗。他在《话柄》中曾说：“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傳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恶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然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因此，他“取径于《魔侠传》，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点反嘲。大侠死于宵小之手，这一点愿望聪明的读者明白明白飞剑挥拳到底有多大用处。正如‘比武招亲’、‘赌期盗宝’的这些窠臼都被我打破一样。读者要晓得：小说是小说。作者的责任就减轻了”[2]。

第三，平江不肖生那种沟通着神界与人间的“江湖”武侠社会，经过白羽的“反武侠”，变成了仅仅是在人类社会艰难前行的“武林”社会，使武侠小说向着“现实主义”的“写人生”靠近。白羽在1940年以河南陈、杨二氏太极拳的传说创作的《偷拳》中，第一次在武侠小说史上提出了“武林”概念，对武侠小说想象世界与现实投射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新的阐释，他将侠客活动的基本场景由“江湖”移到“武林”，对“江湖”所代表的幻想性“奇侠”和民俗性“掌故”二元结构作了消解，建立了“武林”所代表的现实性“武师”和哲理性“人生”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这个新模式中，人物活动的场景，主要不再是具有奇幻色彩的沟通神界与人间的“江湖”，而是具有现实色彩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的“武林”，其核心可能是行帮的事业成就，而不是江湖的侠义道德，也不是剑仙的“终极”追求，这使武侠小说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改变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浪漫情怀，而成为现实人生的表现。

白羽的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离析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们赖以成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奇性，从更加接近于西方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传统之处，他既融合了中西方的不同文化传统，也融合了严肃文学与通俗小说的多种创作方法，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深沉惨痛，塞万提斯清算骑士小说的冷峻锋芒，斯蒂文森设置惊险悬念的结构技巧，大仲马处理历史背景的虚实辩证，都是他借鉴、融合的对象。白羽的小说，实际上成为武侠小说破旧立新的一场文体革命，为武侠小说的发展寻求到了新的文化动力，开创了一个新的通俗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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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上册，647－648页。

[2] 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271页。